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尽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能奏功（那不是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政府作出的发展矿业的决定，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它与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成为清代“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已，恭上孝敬宪皇后尊谥礼成。诏示天下，其一曰：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交与地方官查明验看，应修之处，该督抚奏明修理。
乾隆元年三月乙未，闻浙江绍兴府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有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系附近里民，按照田亩，派费修筑，谕令地方大员，委员确估。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永著为例。
八月乙酉，又谕：“南北河工，与浙江海塘，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自即位以来即动正项钱粮办理。
五月丁未，命修建州县六房公宇。
己未，命修京城房舍。
六月辛未，命定江南水利岁修。
丁丑，命修山西省南北大路。添设墩台、营房、烟墩、牌坊等。
十月乙丑，命动支运库子盐羡余银两，修广东广、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石堤。
乾隆二年四月癸亥，议云南开通川江水道，即金沙江工程，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
乾隆二年，始命建造各处不敷仓廒。
乾隆二年，奉谕旨令各省督抚，将城郭工程，预为估报，遇有水旱，即可以工代赈。
乾隆三年九月，谕：黔省舟车之路，虽限于地势，然万一可以尽人力者，须当留心补治。
乾隆七年四月辛丑，命各地方完备救火器具。
七月丙寅，修整京城临街房屋。
七月，议修湖广堤工。
乾隆八年五月，兴工疏浚洱海海口。
九月，浙省海宁县鱼鳞塘工告成。海塘自雍正十一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各案工程，共享银二百三十余万两。
十月，开始以工代赈，兴修直隶等地城垣。
乾隆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修直隶水利，至乾隆十二年四月，各工先后告竣，共享项至七十余万。
九年二月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城垣，自应加谨防范，以资保障，毋得仍前玩视。六月庚戌，直隶总督高斌奏请修理天津府属之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河间府属之东光、交河、吴桥、宁津、故城十处城垣，以工代赈。
辛酉，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奏，署贵州按察使宋厚条奏建城一事：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迄今塌废几尽。新辟苗疆，多无城垣可恃，议建亦不可缓，共确估需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
十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勘估昌平州、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南口、沙河、巩华城、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十二处城工。应行修理。至十三年闰七月，直隶已修城垣四十六处。
乾隆十年四月丁巳，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城垣，于乾隆三年，经调任抚臣硕色分别缓急工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余万。部覆俟有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今查边城十二州县卫，均应先修。按报部册核算约费二十余万两。川省实无可动之项，各州县亦无额设公费，不得不因地制宜，酌开急公之例。
庚申，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开浚赤水河，顺流直达四川重庆。开通后，每年可省每年运京铜铅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下部议行。翌年春，工程完竣，用银三万八千余两，以两年所省运铅脚价即可完补。
是月，山东巡抚喀尔吉善议奏：东省城垣共一百十二州县卫所。应行修理者，共约需工料银一百数十万两。需用浩繁，请酌动司库存公银，按年陆续兴修。如地非冲要，留俟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
九月，署两江总督协办河务尹继善等议奏：安省各属城垣，应修葺者，计三十九座。臣等酌情形之缓急，估银数之多寡，挨次兴工。
十一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覆奏：查修通省城垣，总计完固者五十六座，已兴工改建者一座，现饬粘补者九座，题明以工代赈者十座。惟顺宁、剑川二府州城垣，年远残缺过多，必须重建。
十二月辛亥，今因三年之内，普免天下钱粮。谕令密寄信与各省督抚，查察彼地情形。如城垣等工，若有必不可缓者，则奏请兴修。其稍可缓者，则待至二三年后，亦不为迟。
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已准部咨汇题，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食为民天，势难俟经费有余，再行动修。查前奏准兴修之甘州、河州、狄道州城工，目前尚可暂停。请即以修城估项，移作建仓廒之用。
乾隆十六年，淘挖都江堰，……等等，各项工程，一时不易中止。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丁丑，命归化城设立养济院。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此即古帝王哀矜茕独之意。
五月庚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致破家。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
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安图奏：粤俗尚鬼，岁时伏腊，家家赛愿。病不求医，亦惟谄祷。聚集亲朋，酣饮而散。现饬有司劝化，以除锢习。得旨：此虽探本之论，然须行之以渐，不可欲速也。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吴俗尚鬼，素多淫祀。苏郡上方山，向有五圣邪神为崇，久经前抚臣汤斌题明毁禁，近复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兴行斗会，俗人道扮，拜斗书符，有干律令。臣俱严加饬禁，查拏究处。
乾隆元年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条奏：民间斗斛之制宜画一，禁演扮****以厚风俗。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盖以此民间日用最切之事，而风俗人心之所关也，宜令画一之奏是。但不可有欲速之心。
六月甲戌，从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迈柱之请，颁工部现用营造官尺式于直省，凡工程俱用部颁。
乾隆三年十二月丙申，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布政司，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了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元年六月，河南巡抚富德奏：救荒之策，止凭社仓册籍，尚未尽善。请令各该地方官，每于冬间春初点查保甲时，即将逐户男妇大小名口，填注册内。则贫富已按籍而了如指掌，设遇赈济，自无脱漏。而胥役之浮冒侵渔，均无所容其伎俩。得旨：此事已遍密谕各省督抚。可照汝此议，先行于豫省。一二年后，俟有成效，则朕再降谕旨。
清初以来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只是到乾隆初年，为了赈济的方便，才考虑要新立册籍，以弥补编制赈济册这一临事统计的不足。终于在乾隆五年决定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于是从乾隆六年以后逐年统计，直至清末，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珍贵的人口统计资料。
乾隆八年五月辛巳，谕：埋胔掩骼，亦王政之一端。所以推广仁心，不遗枯朽也。著令各省地方官查明，一并归入义冢掩埋。
九月丁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尚书讷亲奏请勅下各督抚令州县徧历境内，将某事当兴举，某事当整饬，及行之有无效验处，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为考成。应如所请，凡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及赌博、健讼、盗窃、打降、崇尚邪教诸事，一一得之耳闻目见，相机办理。督抚岁终汇入成效事件案内核实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