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盲视有诸多利处。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有的关系，生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如果我们对此感不到不舒服的话，保持不知的状态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在表面上装作不知情。我们心知肚明有些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们不再信任他人；我们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甚至我们变得些许抑郁，封闭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壮着胆子好好照顾自己，与他人聊聊自己的心事。
揭露背叛——打破背叛盲视——似乎总会让当事人产生一种全新的意识：世界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了。揭露背叛激起我们形成新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和忠诚。我们曾经信任的人如今不再那么可信，也许连世界都看似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我们越发清醒和惊恐，而背叛盲视带给我们的解脱也向我们打开双臂，展示新的可能性。鉴于背叛盲视的这种有害的手段，一个人如何敢披露背叛呢？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对背叛的知之及披露的危害性。
对背叛的“知之”
首先，我们一定要对背叛本身有所了解。或许背叛的证据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许我们此时恰好有足够的安全盾牌，或许我们得到了足够多的社会支持。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遇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有能力对背叛“知之”。于是，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一切都看似与以前不一样。或许一段婚姻，或许一段恋情无疾而终，或许我们丢了工作，又或者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不同以往。
对背叛“知之”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某些事情，但是“知道”其实涵盖多种方式。我们可以从内心、情感或行为上表现对它们心知肚明，也可以只在字面层次上“知之”。1983年，詹妮弗·弗雷德提出了乐分享理论，试图描述个人的认知和公众认知的不同。乐分享理论指出，通过分享信息，即相互交流，内在的信息会被重新审视，变得更为清晰、清楚、独特。这意味着我们从未与他人分享的信息跟分享过的信息在头脑中的组织方式不同。所以揭露影响我们内心对自身经历的认知。
很多经历儿时虐待与人际间暴力的受害者是没有机会与他人分享的，因而我们对这些经历的认知和记忆与那些曾吐露出来的经历完全不同。披露的内在和外在在性质上相互影响着。如果我们对自己隐藏这些背叛，那么我们对他人也会避免提及。一旦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会改变。
换种方式说：我们头脑中的信息往往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我们前面谈及的“落差”——你怎样将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呢？通常，我们需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话语来形容我们的经历。一旦我们找到了足够多的合适词汇，我们就可以开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此时，“落差”转换成了“我朋友背叛了我，这让我好痛心。”当然，这一转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词汇，并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所发生之事就会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一点将会在贝丝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她内心的认知第一眼看上去（并被认为是）很不可思议，直到她最终找到合适的词将之表述出来。从某各程度上来讲，贝丝向他人坦露自己受到的背叛的同时，她也是在向自己挑明真相。而真相往往是解离症产生的核心因素，因为在此状态中，受害者才有能力对折磨自己的过往状态保持“不知”。受害者不愿意向他人揭露自己遭受背叛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揭露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揭露是一种不安全的做法，无论是从外在压力还是内在的认知上来说。
贝丝的故事
增强心理幸福感的一种方式是巩固我们独特且真实的话语权。背叛不仅仅对我们造成了伤害，还会让我们时不时地做出古怪的行为，逼迫我们缄默不语。无论我们对背叛采取盲视与否，我们都很难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信任谁。
我们在7月的一个炎炎夏日采访了贝丝·麦克唐纳（Beth Mc Donald）。贝丝是个娇小的女子，柔嫩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让她看起来不像38岁。贝丝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女性，她自发帮助受到虐待的儿童。我们坐在一间舒适的私人办公室里，微风习习吹来，凉爽清净。我们谈论着那几近毁掉她一生的背叛遭遇。
她告诉我们：
“我在4岁的时候落到了几名虐待成性的青少年手里，遭到他们的虐待，我到了17岁才一点点拼凑起记忆碎片。所以在2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我体内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要自残。起初我将自己的眼睛打成熊猫眼，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发展成用刀割自己的脸，尤其是我眼睛周围。我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因为这些伤是我求救的信号。我无法言说自己的遭遇。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我的经历。我没有哭，我已经木然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话语权、我的记忆，我的眼泪，都被默默地积压在心底，无处宣泄。我现在觉得，我割痛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让自己哭出来，‘说出’我无法言说的东西。这是最好的方式吗？不是。这看起来‘疯狂’吗？当然。这种行为的背后有它自身的含义吗？一定有。”
我们问贝丝，她的治疗师是如何让她应对麻木和自残行为的。
“我瞬间被贴上诸多标签，被当做行尸走肉加以药物治疗，”她说：
“而这些治疗都不能帮助我回忆起往事时的苦闷，或者减轻我的自残行为。其实，在我自残之后，我的治疗师对待我这些行为的主要做法是将我送到当地的精神病院，注意不是自残之前，因为她不允许我给她打电话，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我接受她治疗的3年之中，她从来没有问过我自残的程度或者我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她规定我不许说出我的遭遇，让我不去想它、逃避它、无视它。她不让我讲出来的原因是它一直在‘困扰’我。而我与家人的联络也同样‘困扰’我。她嘱咐我不要对父母讲，或者陪在父母身边，因为他们会妨碍我的康复。所以她画了一个圈圈让我待在那里，我不能倾诉我需要发泄的事情，我不能见那些支持我的家人或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而且如果我拒绝逃避它或无视它，我会被她赶出她的地盘。愤怒在我的体内像黑曲霉一样渐渐恶化、扩散。”
贝丝在讲述自己的失望经历时，她的全身在微微发抖。她脱离了温暖的支持港湾，陷入了一个将求救信号视为“疯狂”的地带。贝丝发现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她被送进了住院病房，在那里她找到了真正愿意倾听的人：
“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有人愿意听我讲话，愿意听我的故事。她不畏惧困难，她会用心地聆听。我向这位女士（朱迪）讲述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我与她的关系日渐密切，融洽。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然而，贝丝出院回家之后，她的治疗师切断了她与朱迪之间的往来，并将这种做法标榜为“专业的界限性”，但是这对贝丝而言却是一种深深的背叛。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贝丝的部分反应。
“在那一刻，”她说，“听到这些话，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一阵透彻骨髓的凛冽扫过我的全身——正如医生每次治疗前给我注射麻醉剂的感觉一样——一种行之将至的感觉。我仿佛掉进了一片虚无。”
“羞耻感夜以继日地侵蚀着我。我经常梦到我的治疗师不断地强奸我。我不再讲话了。在治疗期间，我用一条毯子蒙住我的头——不想让我再看到我的样子，我也不想再看到她。”
多年来，贝丝无视治疗师对她的背叛。尽管她对治疗师感到愤怒，但她不允许自己质疑治疗师的方法是错误的。她的耳边总是充斥着烦人的声音，怀疑她疯了的声音。但是，这一天最终到来了，贝丝真正允许自己感受到背叛的存在，并开始有所改变。在那一刻，贝丝搬到了30英里之外的小镇，经常坐车去治疗师那里，同时她加入了一个性侵受害者小组：
“在一个夏天，我用毯子蒙着头坐在那里，又听到治疗师告诉我要将一切忘记。当时我感到我的身体内有一种情绪在前所未有的翻腾。我体内开始燃起一团小火苗，并逐渐生长，火光越来越强烈，倏地，火苗燃烧着我每一个细胞，最终从我的口中喷涌而出。我当时说话的声音很大，记忆中，我从未这样说话过。”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气愤地将毯子扔在地下，起身，走到阳光下，再也没回头。”
我们受到鼓励要对背叛保持盲视，以便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人脉，但是随着我们渐渐成长，我们会意识到这些关系是蒙蔽人心的、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眼睛被蒙蔽，我们会被众人推向一个毫无方向感的深渊。
我们要寻找真正的自己。不去诉说背叛，你也就得不到康复，将自己的遭遇讲给别人听吧，无论是一位至交，或是一个支持性的小组。
贝丝最终成功地直面背叛，我们会在下一章继续探讨，但是她的做法是有风险的。贝丝在走出治疗师的地盘之后，也有可能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中——当她试着将自己经历过的背叛用语言描述出来时，或许她会发现自己被视为“疯子”。然而，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聆听她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背叛之事，并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走出心理的阴影。我们会在第十一章分享她的故事。
披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背叛
将真相告诉他人或许是有风险的做法，因为他人的糟糕反应又会构成一种极具危害性的背叛。遭到强奸的受害者反而被责备，受到虐待的儿童得不到他人的信任——这些人正在经受更深层次的背叛。这种背叛的危害性极大。如果揭露真相却得到一种更糟糕的回应，那么对受害者而言，揭露还是隐藏自已的背叛经历，没什么两样，而且真相揭露反而可能将自已再次推向被背叛的深渊。
对揭露的错误反应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相当严重的反应被称为DARVO，全称为：否认这种行为（Deny），攻击准备反抗的受害者（Attack），并且颠倒（Reverse）受害者（Victim）和冒犯者（Offender）的角色，比如认为作恶者才是受害者，而指控真正的受害者为冒犯者。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一反应对其身心都具有负面影响。DARVO不仅仅可能会造成受害人心理上的伤害，而且我们推测它也会引发受害人的退缩或沉默。
举个切合的例子：
一名有罪之人被指控强奸他人。被告者面对这一控告时极力否认，解释这是双方都同意的行为，并表现出很愤怒、委屈的样子，将自己粉饰成一名不幸的受害者。作恶者继而指出真正的受害者才是一个复仇者。于是作恶者描摹出一幅虚构的画面，画中受害者是一个攻击者，应该受到唾弃。所以，披露强奸真相的人再次遭到背叛。
对受害人者而言，披露背叛真相还会带来很多潜在风险，包括：婚姻破碎、感情破裂、家人相互攻击。如果员工谈论工作中发生的背叛，并做一个告密者，那他们极有可能丢掉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披露背叛会带来风险。
首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末，詹妮弗·弗尔德开始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她父亲的虐待。她小心谨慎地保守这个秘密，只在私下里告诉了她的治疗师、丈夫、父母以及几个密友。她披露这个真相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她的父母建立了“虚妄记忆综合征基金会”。而且揭露真相带来的危害不止这一个，詹妮弗亲口讲述了其中一个故事。她提及了母亲曾经写的一篇文章（“无名氏文”），这篇文章在1991～1992年间被广泛流传。
“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无名氏文时，相当不安。当时是1991年的秋天，我正坐在我同事帕梅拉·比勒尔博士（Dr. Pamela Birrell）的办公室里，她递给我《虐童指控专题》这本杂志，并说这期杂志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她的信箱里，问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我不经意地翻看这本杂志，胡乱瞥了几眼。当我看到一个无名氏写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篇文章时，我读了一两段，却惊讶地发现文中的‘苏珊’（Susan）与我的经历出奇地相似。瞬间，我的注意力锁定了这篇文章。”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一文的副标题是‘应对乱伦和强奸的虚假指控’。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家庭面临着‘长大的女儿虚假指控父亲在儿时性侵和虐待自己’。文中，已入中年的父母面临着33岁女儿控诉父亲乱伦。作者声称自己的丈夫完全是无辜的。为了证实这一控告是虚假的，作者列举了无数条女儿过往的情史，败坏女儿的名声。作者不认为这是她或丈夫的责任。相反，作者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女儿的治疗师身上，归咎于一本特殊的书，并归咎于临床心理学。”
“我在同事的办公室里继续读着这篇文章，耳朵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噢，天呐，’我在心里想，‘这篇文章写得就是我！’准确来说，写的是我，但有很多关键的细节改动了——不仅仅是名字，还有发生在我或者文中那个人身上的细节——有点不可信。我当时肯定抬起头，对着帕梅拉嘀咕，‘这篇文章写的是我！我意思是，真的是我——这是我的故事！’帕梅拉好像完全困惑了。她当时肯定在怀疑我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