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因为父亲所丢失的东西，或者是父亲所得不到的东西，我感觉到我有必要从这个社会上得到某种取用或者某种报酬，或者是他们所不能够获得的功名，我要把它给夺取回来。这种情绪，它可能反映在各种情况下，如果我要去做官的话，我就不愿意做小官，我要写书的话，我也不可能去做小书，去写那种很小的豆腐块，火柴盒，我要做就做大的，要么就不做，就是受这种家庭的影响，无论如何在自己心里边，有一种争一口气的思想。
作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原名凌解放的二月河却仅仅是高中学历。他从小痴迷《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在老师眼中，二月河小时候并不是一名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有留级经历，直到二十三岁才高中毕业。
二月河给自己中学读书的总结是：一塌糊涂数理化，一枝独秀是文史。那时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闲书，吃饭时读，躺在床上读，别人催着还的书，他还要赶在课堂上读。
二月河：我当兵的时候，已经超龄了。我1968年入伍，1969年入党，1970年提干，我从战士一下子提到了副连级，我爬得也并不慢。但是这个基本年龄已经超过得太多了，所以也就没有多大前途了。再加上部队里面的图书，我已经都看完了，没有什么值得我再进一步研究的资料，历史书籍比较少了，因此就从这两个因素决定，都是基于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已经偏大了，赶快离开部队，赶快去寻找自己的第二条出路，这才回到了地方。1978年从部队转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三十三岁了，到地方我又当了干事，接着是副科长，然后又是科长，我仍旧是爬得不慢。我当科长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五六岁，将近四十岁了，我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选择不做官了，给官我也不做了，我就是要做事情了。
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不再年轻，年近不惑的二月河放弃已有，两手空空。而与此同时，在他身上也有着常人不具备的天资、责任和毅力。
二月河：讲得通俗一点，到了该成名成家的时候了，自己就要在这个地方咬着牙，忍受一些痛苦，把你自己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做出来，这样才不负父母对你的教诲，不负祖宗对你的重托，不负你来人世走这么一遭。
二十岁留级，三十岁当兵，四十岁写作，二月河经历着怎样的人生转折？他为何成为一名作家？又经历过怎样的煎熬？煎熬中，他又如何面对种种得到与失去、永恒与蜕变？
二月河将人生飞跃比喻为“软着陆”和“硬着陆”两种，“经过系统学习的人然后取得成功的叫‘软着陆’，反之则是‘硬着陆’”。
二月河：一种叫作“硬着陆”，一种叫作“软着陆”，所谓的软着陆，比如说你上了小学上初中，上了初中上高中，高中完了以后上大学，然后当研究生，当博士后，沿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了成功。硬着陆，那就是在飞机上面跳伞，但是你没有伞，你只能闭上眼，从飞机上往下跳，跳下去摔死了，叫硬着陆，摔不死，也叫硬着陆。我就是硬着陆。
二月河将自己的成名成家称之为“硬着陆”，但是对于这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二月河也戏称，他把这种着陆分成了两级跳，他首先将红学研究当作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敲门砖。在部队当兵时，二月河就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从此介入清史。对大量史书的刻苦钻研，为他在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井喷般的能量。
二月河：后来我看《红楼梦学刊》，那里边的编委，每一个常务编委名字上头都带一个“米字花”，第一位常务编委“米字花”就是冯其庸先生。我给冯其庸先生写了一封信，同时又给冯其庸先生附带了一篇稿子，我写这封信就是想说《红楼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然后我请冯其庸先生再看看我自己作为一个业余《红楼梦》爱好者的稿子，写这个稿子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凌解放就不是搞红学的材料，那么请冯先生，你给我一句话，我就不在这方面努力了，我就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如果我尚有一线之命，那么也请冯先生给我一个回话，我好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我在这期间给所有的编委投了不知道多少稿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冯其庸先生回得这么快，七天之内给我回了一封信，比我写得还要长。
有了冯其庸先生的赏识，二月河被吸纳为红学会的会员。1982年10月，二月河应邀参加了红学会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就是这次会议，他做出了创作《康熙大帝》的决定，一时语惊四座。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二月河便开始了《康熙大帝》的创作。熬夜写作自然是家常便饭，实在瞌睡难耐他就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用以驱赶疲惫，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二月河就因劳累过度得了“鬼剃头”。女儿抚摸着他的头幽默地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答腊，这一块像琉球群岛。”
在2000年，二月河又因写作过度劳累引起中风，《乾隆皇帝》最后是完成于病榻之上。
“每写一部书，就等于穿越一片大沙漠，确实感到寂寞而空寥，完全是一个独行客。当然在行进中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有些地方写起来很困难，感觉就像是在沙漠里边，绕过去，就有一片绿洲在等待着自己。”二月河这样比喻自己的写作生活。
二月河把今天的获得和成就，归于力气第一，然后才是一点点才气和自己无法掌握的运气。
不是比别人聪明，有的只是比别人更多的勤奋和专心。二月河数十年来坚持钻研《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各类古籍，从而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对中国各个朝代的制度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深刻把握，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于是有了二月河笔下的官场文化和权术斗争。
从康熙写到雍正再到乾隆，他怀着非常伤感和遗憾的心情写完这三部书。书中一方面描绘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绚丽和灿烂，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于夕阳西下，黑暗就要降临的悲哀，这是一个由盛及衰的必然过程，他更为恰当地把这三部书称为“落霞三部曲”。
许戈辉：我挺难想象的，因为我知道您在小时候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学生，但是到后来您那种韧劲，那种肯往里边钻的那个劲儿，简直判若两个人。
二月河：如果是人到了穷极的时候，他也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动力。我在大同参军，穿上长筒水靴，头上戴上矿工帽，戴上矿灯，腰里拦上一根绳子，下到煤井下面，淌着那个黑水，从那水里面哗哗地淌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走到人生最底层的意思是什么，就好比说我们炒菜的那个锅，你走到了锅底，那这个时候你不论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你都是向上的。
二月河在文学上的知识积累大多来源于生活。“处处留心皆学问”，“好的书籍胜过好的大学”，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真正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二月河：我的自学生涯实际上是从大同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自学古文，实际上是在我们部队驻地的那些破庙里边的碑碣上，用铅笔把碑拓下来，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钻研的。这样的话你读了这些东西，回过头来再读《中华活页文选》，读《古文观止》，就像喝凉水一样。
社会生活中没有永久不落的太阳，文坛上也没有不落的太阳，人到抛物线顶点的时候，下滑的趋势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二月河洒脱的人生观。
许戈辉：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再创作历史题材了，我想知道，就是离那种密集式的写作，逐渐逐渐远了以后，您是一种解脱呢，还是会觉得心里特别痒痒，特别遗憾？
二月河：也不是解脱，也不是痒痒，就是感觉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惘，就是回想起自己当年那样的一种精神，那样一种勇气，夏天把双脚泡在水桶里面，我能够手臂上缠着毛巾，扇着芭蕉扇，我能够那样去写，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就感觉到一种失去不再来的那种怅惘，感觉到自己老了，感觉到自己很无奈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可是如果你不行了，你还要在那个地方勉强去做，你是违天行事，强汉不能与天争，也就是说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行了就不行了，就像太阳落山一样自然，太阳落山就叫它落山，二月河要死就叫他死去。只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我认为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你要是为太阳落山而悲哀，那么你就每天都会悲哀，因为太阳每天都要落山的。
前年，我带着女儿一块儿上五台山去。五台山那个地方有一句话，叫作上也五台，下也五台。我去上五台是为了我的平安降落，我带着女儿去，是为了女儿能平安起飞。上也五台，那是她，下也五台，那是我。
从2003年开始，二月河将无偿签名改为有偿，并将签名获得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他说这辈子的愿望是用捐款建成五个希望小学，让读不起书的孩子能去读书。
许戈辉：我听说您现在签书有一个条件的啊，叫作二月河签书要求付钱。
二月河：是的，不是说无条件的。有些人一签上百套，上百套那你算算，这一套三百块钱，一百套就是三万块钱，那三万块钱，你能一次拿三万块钱的话，拿出一两千块钱，给小孩们去读书，我自己也不要你的钱，反正你是给“希望工程”捐款。他就再生气，气死他也没啥说我的，他不能骂我，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