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警句和“戒欺”匾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信誉。
信誉是多次商品交换中形成的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一种信赖关系，是商品的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具体体现。信誉是伦理学范畴，蕴含着功自心诚、利从义来的辩证关系，它要求商人以诚信原则来规范和制约自己的经济行为；信誉又是企业素质的综合反映，是企业经营文化的结晶体，它要求企业“言必信，行必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始终如一地保持产品的成份、质量和性质。
商品有价值，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孰不知信誉也有价值。自古以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不乏其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773～819年，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在他的《柳河东集》中有《鞭贾》一文，记载一个鞭商所制马鞭质量很差，但外表装饰得很漂亮。有一次，马不听使唤，公子挥舞鞭子使劲抽打，不料鞭杆一下子断裂开来——原来，鞭商吹嘘用南山上等木料做成的鞭竿竟是空心腐木制成的！公子气不过，找鞭商评理，鞭商却以货已出手概不负责为理由拒绝退赔。公子逢人就讲此事，鞭贾名声既坏，也就无法继续在市场上做生意了。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1311～1375年，浙江青田人）在他的《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比唐代鞭贾早得多的一例假冒事件，说的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商人，到中山国的一个酒家学习“千日醉”的酿造技术，可店家为了垄断经营，有意保密。鲁商无从学技，动起了歪点子，他通过一个在当地做官的朋友，到那酿造“千日醉”的酒家偷了一些酒渣。返回鲁国后，把酒糟掺在自家酿制的酒里，冒充“千日醉”出售，一时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终究被来鲁国的中山酒商揭穿了西洋镜，从此门庭冷落，最终歇业。这些是做生意不守本份而遭惩罚的例子：相反，做生意注重信誉往往会在顾客中树立起“信得过”的牌子而带来厚利，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精心挑选80斤左右的京东猪做原料，这种猪皮薄肉瘦；配料时食盐、料酒、花椒、大料、桔皮、生姜等齐全而又精细；制作时讲究糖色、火候；煮肉时，一闻二看三摸，气味、汤色和手感都要恰到好处，制作完毕后，特选万寿山六郎庄出产的荷叶包装，一不沾肉，二不透油，还添了荷叶清香。由于精料细作，“天福号”酱肘子味香、嫩酥而又不烂，清朝时曾作为贡品，连生性挑剔的慈禧太后也赞不绝口，还赐给“天福号”送肘子的人一块进宫腰牌，凭此可以径入皇宫。
历史事实证明：靠投机欺诈只能获取一时的蝇头小利而自毁永久的声誉；恪守信誉、抓好质量才能创出牌子，开辟出取之不竭的财源。这个结论也是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而价值是通过使用价值来实现的，质量好的商品使用价值当然高，所以，货真质优是一切买卖成交的前提。消费者人人都希望价廉物美，但其中又有主次之分，物美占主导地位，如果不能做到物美又价廉，人们情愿质优价贵也不愿质次价廉，更不会容忍质次价贵。
胡雪岩正是作为一个有眼光、有头脑的经营者清楚地认识到信誉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亲立“戒欺”匾的。“戒欺”店规代代相传，成了历代庆余入的“传世秘方”，120多年来，胡庆余堂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货真价实。
“戒欺”匾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破四旧”的对象险遭毁坏，是一位老药工冒着风险把它珍藏起来，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才重新挂在原来的位置上。
值得注意的是，胡雪岩在阐发“戒欺”思想时，借用了佛教教义，带有某种神秘色彩。
佛教主张“精神不灭”，认为人死后能够重新投胎人生；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报应说；要求人们慈悲为本、行善修道、布施功德，为来世积福。佛教的这些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起着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尽管西方科学技术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纷纷传人中国，但就国民总体来讲，知识仍相当贫乏，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仍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认识，这就使他们仍流于迷信。其间，虽然随着国门洞开，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势力日渐浸渗中国社会，然而佛教仍占主要位置，绝大多数中国的佛教徒还是崇拜菩萨，诵经念忏，笃信轮回转世。
道光末年，四川宁远府地震。环府城数十里受灾最重，知府牛雪樵压于断垣之下，三日后才获救，但落下跛疾，而其家眷都已被压死。牛知府对人发牢骚说：“我生平行事不背古人，为官未尝不勤民事，而遽构厄，天道庸可问乎？”一天晚上，牛知府梦见城隍神来告，说灾是定数，正因念及你牛知府刚方诚笃，才请求上天仅免你于危难。该书又载：“宁远淫风最盛，地震之后，有司督率吏役检尸于瓦砾中，凡得男女合抱之尸三千余具，而实系夫妇者不过八百余具。淫慝之风，上干天怒，故有此劫云。”男女合抱恐怕是发生地震时人们处于极度恐惧状态之下的一种下意识动作，未必是淫慝，而说地震是淫风触犯上天神灵所致更是不值一驳。以上记载虽有发潜德幽光、挽世道人心之意，但也折射出自然知识贫乏的近代国民对幽怪鬼神的一种迷信。
胡雪岩正是迎合人们关怀来世的心理，给“戒欺”这一商业精神披上“造福冥冥”、“善自为谋”的宗教外衣，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序言》中更以“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惊惧意识。把佛教因果轮回、祸福报应的教义运用到经营准则上，虽说带有迷信色彩，但其精神内核却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
近代中国由于欧潮东来和商品经济发展两大因素的影响，人心躁动、价值淆乱，胡雪岩的“戒欺”主张代表了一部分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人对整肃假冒伪劣现象、确立商品经济伦理规范的呼声，具有扶正祛邪的现实功能。
3．选料地道，采办务真
胡庆余堂要打响牌子，关键在于药品的质量，而药品质量一取决于选料道地，二取决于加工精细，即“戒欺”匾中所讲的“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是“戒欺”精神在制药过程中的具体贯彻。
“采办务真”是履行“戒欺”诺言的首要前提。由于作为中成药主要原料的天然动物、植物和矿物品种多、分布广、属性复杂，仅典籍所载就有3000多种，而中药特点是多昧配方，每味药材的真伪优劣直接关系到药品质量，一味掺假，疗效就大不一样。有鉴于此，胡雪岩不通过药材行采办原药材，而是利用有官场作靠山，有钱庄、银号、当铺构成的金融网作后盾的优势，隔年贷款给药材产区的药农，使他们资金周转灵活，乐于献出上品，并派熟悉药材产地、生长季节、质量优劣的专人到全国各地的药材产区自设机构，收购道地药材，如：到河北新集、山东濮县等处收购驴皮；去淮河流域采办怀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去陕西、甘肃等省采办当归、党参、黄芪；去江西樟树采购贝母、银耳；去四川、贵州等省采办麝香、川莲；去湖北汉阳采办龟板；去东北三省采办人参、虎骨、鹿茸；向进口行家直接订购外国的豆蔻、西洋参、犀角、木香等。即使对一般药材的辅料也一丝不苟，譬如：桔皮在浙江本地产量很高，价格也便宜，但胡雪岩嫌浙江桔皮药性不足，宁可千里迢迢到广东去采购，还专拣已陈三年的“陈皮”。又如：配制“愈风酒”所用的冰糖到福建采购，烧酒必到绍兴选购“三年陈”。直接从产地进货可以克服从药材房进货中间环节多的弊病，从而降低了成本，使胡庆余堂有可能从低于别家药店的价格销售产品，让利于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确保药材质量。
以下是胡庆余堂“采办务真”的两个实例。
胡庆余堂独家生产的“胡氏辟瘟丹”具有除秽气、解头晕胸闷、止腹泻腹痛的疗效，左宗棠西征大军在征战荒芜的西北边地途中因水土不服、疫情蔓延，胡氏辟瘟丹在解除西征军病疫中曾大显身手。这种药共需74味药材，每味都须用顶真的原料，其中有一味“石龙子”，俗称“四脚蛇”，本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小爬虫，可是，用于胡氏辟瘟丹的“石龙子”却指定必须是出没于杭州灵隐、天竺、韬光一带的金背白肚、背上纵贯一条黄线的“铜石龙子”。铜石龙子生性警觉，爬行快捷，不易抓到，但为了保证药物的质量，每年夏天，胡庆余堂都组织员工上山捕捉。由于年年如此，灵隐寺的和尚就见多不怪了，还时常提供方便。采药行医是济世善举，和尚作为佛门弟子哪有不帮忙的道理。
“大补全鹿丸”需用鹿身上30多种珍贵药材，而且必须选用梅花雄鹿。为了保证原料质量，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的胶厂内辟设鹿园，养了一群东北梅花鹿，成为西子湖边的一个独特景点。胡庆余堂制作全鹿丸往往选“黄道吉日”抬着披红戴绿的鹿，敲锣打鼓，游街一圈，之后又回鹿园，在众目睽睽之下宰杀、剥皮、放血，除鹿毛、鹿粪外，其余都送进制药工场，以示取材顶真。
为确保药材质量，除了如上所述严把进货关外，胡雪岩还抓了以下两项事务：
第一，严格挑选。原料进来后，先要拣去杂质，胡庆余堂药工宁精勿滥，即使像麝香之类的贵重原料，他们也仔细地把混在麝香粉里的细毛、血衣一一剔出，虽然这样做原料损耗往往高于其他药店，但确保了药效。
第二，精心贮藏。为防止药材霉烂变质，胡雪岩购地4亩，造起东、西、南三个药材仓库，另设一个设计独特、阴凉透风、温度适宜的胶库，在此贮藏的驴皮膏历时近百年也不变质。
中药贵在纯。采办道地药材是制造良药的必要前提，接着，就进入修制阶段。修制包括修治和制剂两个环节。修治也叫炮制，即对动物、植物、矿物等“生药材”进行必要的漂、煎、熬、煮、淬、泡、炸、炒、炙、炼等加工，使其达到药用要求；制剂就是将炮制过的药材做成丸、散、膏、丹、酒等成药。
胡雪岩要求员工遵循“修制务精”的准则，就是在原料加工到成品制作的全过程中要精工细作，绝不允许偷工减料。
在胡庆余堂就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这是胡雪岩对顾客的真诚告白，也是他对药工的谆谆训诫。对联中的“修”是指对“生药材”作加工炮制，去除其中的毒素，保持药效；“合”是指对药材作搭配组合。由于当时中药的修合大多沿袭单方秘制的传统，不允许外人偷看，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迷雾。人们看到的已是成品，其中的优劣良莠，不是内行人是看不出来的，这就为一些不法店家用次充好、以假乱真来牟取暴利提供了方便，《汪穰卿笔记》卷2记载：“上海各药房之药，自燕窝、糖精以狡术获利，于是牛髓粉、牛骨粉、亚支粉及各种戒烟药水相继而起。此等伎俩及其物之价值，上海人人皆知之，内地人不知也。”这条消息说明晚清药业中的欺诈行为并非个别现象，这就需要制药者自觉以严格的职业道德自律，“诚心自有天知”，这是用冥冥之中的天地鬼神的超自然力量来规范商业行为。然而，话说回来，一片诚心由天地来鉴察岂非虚无缥渺，产品的质量倒是实实在在的一面镜子。具体到胡庆余堂来讲，药效就是人们判断这家国药号的经营者是否心诚的最实际的标准，而人们建立在判断基础上的对胡庆余堂的口碑又直接关系到胡庆余堂的信誉及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心诚”实际上也关系到胡庆余堂自身的商业利益，胡雪岩能不高度重视吗？
4．工序不减，修制务精
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之后，一直坚持“修制务精”的原则。
首先，“修”是指一丝不苟。如多年生蓼科植物大黄性寒味苦，有开积化滞、清火解毒的功能，主治实热便秘、胃腕胀痛、痢疾、黄疸、瘀血闭经、目赤口疮、痈肿疔毒、肠痈腹痛等症，外敷可治烫伤。大黄是一味常用药，但入药时仅取其根状茎，胡庆余堂的药工总是仔细地剥去大黄表皮。栀子是茜草科常绿灌木，果实性寒味苦，有清热泻火的功能，主治目赤、鼻衄、黄疸、疮毒等症，胡庆余堂用它做“牛黄清心丸”前，总要不厌其烦地剥壳去仁。此外，苦杏仁尖有毒，胡庆余堂药工在除尖后才将它入药；麦冬芯性寒，他们必先去芯；麻黄要去节、莲子要去芯、肉桂剥去皮、五倍子去掉毛……所有这些确保了胡庆余堂生产的中药在色、香、味和疗效上都有独到之处。
其次，在“制”上精益求精。以治疗疮的良药“立马回疗丹”为例，其中有一味原料叫“金顶砒”，这是按东晋着名道士医学家、丹术家葛洪（约281-341年，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的炼丹法，用青铜、砒霜提炼，取其上面的结晶体入药。又如：治疗癫狂症的“龙虎丸”内含剧毒7品砒霜，按古方炮制规定，用白布把砒霜包起来再嵌入豆腐中，文火慢煮，待豆腐变黑（即砒霜中的部分毒汁被豆腐吸附）才可人药。为了防止服药者中毒，严格要求把已排除部分毒汁的砒霜与其他磨成细粉的药味搅得非常均匀。据《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记载，这里还有一则故事呢。
胡庆余堂开办不久，就有一个因获悉自己中举而高兴过度引发癫狂的新科举人登门求医。此人家道贫寒，十年寒窗，磨穿砚台，好不容易求得功名，父母本指望他支撑门户，不料遭此厄运。听罢原委，有个名医说：用龙虎丸或许能治愈此病。只是胡庆余堂没有这种药，但胡雪岩还是表示：半月之内，一定制出龙虎丸。
当时的药物全用手工搅烂，龙虎丸中有剧毒砒霜，由于担心拌不均匀关及人命，没有一个药工敢承担这个冒风险活。可是10天后，胡雪岩宣称药王桐君老人于昨夜托梦教他制作龙虎丸的秘诀。他叫人把一间工场打扫干净，关闭门窗，只留下几个操作工，并向他们面授机宜。三天以后，龙虎丹果然制成，那位举人服用了没几天就根治了癫狂症。胡雪岩有一次酒后吐真言，原来，他命药工将药粉均匀地摊在竹筻上，再用木棒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写“龙”、“虎”二字，共写999遍，这样一来，药粉自然拌透了，哪会不匀？操作时关闭门窗，不准外人偷看，乍看之下神秘兮兮，其实是要求药工专心一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