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做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他接着提出各种补救措施，如在与官僚主义的长时期斗争中，要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并强调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
关于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作用，邓小平很辩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会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和在政党中的作用。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小平接着特别阐释这一点。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所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根据毛泽东提议，采取措施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等措施。然而，由于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听众中，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反对他阐述的这几项原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他对苏联经验所做的简短评论。还有，也没有人能够反对他对党的现状和历史所做的评论。这种评论既不自责也不自满。最高明的是，针对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他在演说中替毛泽东做了辩护。他指出，党所通过的禁止对任何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提案人正是毛泽东。
不过，对于一项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就是党决定删除党章中提及毛泽东思想的两段文字。这并不难了解。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认为或者毛泽东已经向党内或党外的压力低头，同意这项改变；或者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或者两者都有。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在拿到修改后的党的章程后，当然注意到这项改变，并且想要知道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党的高级人员在大会的简报中是这样解释的：党的章程不必再做太详细的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从邓小平强调党的新章程的条文必须完整与准确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令所有人信服。
这些条文究竟是如何修改的，到目前仍然不清楚。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最初提议做这种修改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他从来不对毛泽东表示特别尊敬）。第二，这项修改如果没有得到毛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可能还要再经过好几年，才会知道究竟是谁向毛提起彭德怀的提议，对方又是如何向他说明此项提议，以及他当时有何种反应。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猜测就是，身为党章修改小组的负责人和报告人，他大概只能静候上级的指示行事。
全国代表大会最后的重头戏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落幕，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立即接着开会，选出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本来已经取消，这次再度恢复，但地位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变。总书记一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现在则是党的幕僚长。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以前的书记处，职责同以往的书记处完全相同。
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因此成为一名决策者，同时也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主要负责官员。身为总书记，他手下有一个秘书处，工作人员全都是党的高干。在政治局里，他的排名由第13位一下子跳升至第6位，领先林彪和另外6个人，其中包括彭德怀和洛甫，他们进入政治局的时间都比邓小平久得多。
换句话说，在短短四年内，邓小平由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地方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权势的六个领导人之一。套句他的官方传记上的话，“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如此快速地晋升，可能是有点运气，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处理复杂工作上，例如协调党章的修改，所表现出的活力、效率与自信。有一项直接的证据，赫鲁晓夫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很高。那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面中，毛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能力很强。
任何年纪较大的中国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或专业人员，都忘不了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
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年是在怀疑中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但最后却以绝望结束。
毛泽东题词。
鼓励百花齐放的正是毛泽东。他当时希望中国经济进步，并且希望中国的党外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能够鼓励党外人士参与，将会更为有效。
他并且认为，要想使中国不受到1956年席卷东欧的混乱情势所波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后者。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为毛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着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存在于“人民”（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做出了一项可行的决定：
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和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从事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一步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最终结果是限制而不是放宽了发表言论的范围。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人士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自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开展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召集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开了几次会议后，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立起“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后，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党的不良倾向，因为这些不良倾向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还有许多言论带有强烈的反苏情绪。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所谓“互相监督”更多是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监督。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5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6天里，《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5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是作者本人根据自己的讲演记录整理的，并且做了若干补充。这篇文章中关于区分“香花”和“毒草”
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是后来加上去的（1800多人在2月听过毛的这篇讲话）。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意味着一场反击运动即将开始。
一两天后，这场反击运动便开始了，并很快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许多在鸣放期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他们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许是因为缺少机会，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现在却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怀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以违犯过党纪国法为由，受到处理。最先受到处理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
接着，这场运动就波及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这一年的初秋时毛泽东与作家丁玲。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政干部也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被分配到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还对那些要准备划成右派的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罪并收回他们的言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定。
有的马上被宣判，有的是在几周或几个月后被宣判的。
对绝大多数人的宣判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因为与中宣部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被遣送到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反映组织部中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文章，被发配到了新疆。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他们都没有回过北京。
后来，邓小平提拔王蒙当了文化部长。
整个“百花齐放”的结果是负面的，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它终结了已经持续40多年的新文学与艺术时代。它还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第一，确定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知识分子；第二，确定中共八大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伍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而代之以主要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在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跟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百花齐放”运动准备期间，邓小平利用职位高升后所得到的机会，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不同的讲话。从他的这些演讲内容来看，他很热心支持言论自由。他只在“大民主”问题上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
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他赞成把“大民主”，即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普通老百姓用来表示他们希望党改变做法的途径之一。但是，邓小平不这样看。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干部所做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
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现在还是一样）认为，邓小平在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中，是右派分子最狂热的敌人之一。很多年以后，邓小平坦言，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这是他当时的态度吗？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的证据是1957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关于全党整风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把反右派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虽然他估计错了，但是这至少表明，他希望这场斗争能在一定期限内结束，而且，范围也不要太扩大，因为在距离大城市较远的地区组织斗争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此外，他的报告也是根据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撰写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后者的处置不应该太过严厉。虽然，这并不足以挽回邓小平在反右派运动期间的名誉，但也许能够让人们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