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人还是对施耐庵是这一名着的作者持肯定意见的：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他出身船家，家境贫寒。童年时随父到了苏州，13岁时在苏州附近的浒墅关读书，29岁时中举人，后来经朋友推荐，到山东郓城任训导。在山东，他遍搜梁山泊附近有关宋江等人的英雄事迹，熟悉了山东的风土人情。35岁时施耐庵考中了进士，到钱塘任县尹，两年后因与当权者不合，任期不满便辞官回苏州，在家从事创作。后来，施耐庵做了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幕僚，这使他熟悉了农民起义军的军营生活和许多起义军首领。时间一长，施耐庵发现张士诚等首领日益骄逸，料想他们肯定不能成功，于是便离开了张士诚，居住在常熟河阳山和江阴祝塘一带以教书为生，并根据民间故事和说话艺人话本，还有自己所搜集的资料，潜心创作《水浒传》。张士诚失败后，朱元璋搜捕有关人员，施耐庵为了避祸，只好到现在大丰市的白驹镇定居，并继续《水浒传》的创作。《水浒传》一书着成后，在民间流传甚广。朱元璋看到此书后愤怒至极，将施耐庵关进刑部天牢。后经刘伯温的帮助，托病就医被释放，施耐庵在天牢关了一年多，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出狱时，已是瘦骨嶙峋，步履艰难了，不久后，他就去世了。从《水浒传》这篇名着里我们可以看出施耐庵的爱憎，他对于朝廷、皇帝的昏庸的憎恶，对奸臣当道的痛恨，对于有才识之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难以生存的这种不满，他在那些英雄人物身上也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虽然《水浒传》的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南宋初年到元末约134年的时间，是群体创作与文人加工润色后的结果，但是，它的主要创作人还是施耐庵。这个观点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而且，至今所有版本的《水浒传》基本上都冠有施耐庵的名字，《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也成了基本的文学常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生，根据考证，罗贯中所作的《三遂平妖传》的二十一篇赞词中，有十三篇被插入到《水浒》中，这种情况表明，两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罗贯中。而且他们认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之间存在的差异正好表现了作者在世界观方面发生的变化。
还有人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师生二人通力合作而完成的，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在淮安又住了几个月，他把施耐庵留下的书稿做了番整理后，动身到全国的刻书中心--福建的建阳去，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是，这里所有的书坊，没有一家敢刻印。罗贯中只好在建阳住下，这期间，他又将《水浒传》重新做了纂修和编次，同时集中精力，写成了《三国演义》。不久后，他也染病，离开了人世。明人高儒《百川书志》着录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为“施耐庵撰，罗贯中编次”。大多数学者认为《百川书志》所载是《水浒传》的祖本，材料很有权威性。此外，天都外臣作序的《水浒传》题署“施耐庵集传，罗贯中撰修”，是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的《水浒传》的版本，也很有权威性。这又可佐证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都是此书的作者。
部分学者还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郭勋，他组织门客，参考了宋元人的话本、诗词、笔记和元杂剧等编写而成的。他们提出的论据有两个：一是明初时尚无人提及《水浒传》，郭勋的百回本《水浒传》应该是《水浒传》的最早版本，现在见到的最早谈到《水浒传》的文献出现在嘉庆年间，此时明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所以《水浒传》不可能产生在元末明初。
二是《水浒传》里的不少地名都是明代的建制，元末年明初的人不可能写出来。这说明元朝末年的施耐庵不可能是《水浒传》的作者。而《水浒传》上所署的施耐庵，很有可能也不是真实姓名，而是为逃避祸害而取的别名。
这些观点各执己见，也没有一种观点能够理由充分地驳倒其他观点，《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证。
《聊斋志异》之谜
文情并茂的《聊斋志异》是我国17世纪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这部古典文学名着问世以来，不胫而走，盛行不衰，远播中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已有13种语言，61种版本，真所谓“海内山陬，雅俗共赏”，“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但关于《聊斋志异》究竟何年成书，至今却还是一个谜。而这一问题又是学术界研究、探讨蒲松龄的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研究、探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和该书的思想意义，时时碰到而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60年前，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聊斋志异》成书年代的问题。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后记”中说：“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鲁迅非常注意从书的序跋中了解成书年代。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他很重视《聊斋志异》书前列有的高衍、唐梦赉所作的序言，和蒲松龄自己的一篇《聊斋自志》，虽然这些序志中没有成书年代的记载，但在文末，分别署有“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康熙己未春日”字样，鲁迅根据这两则资料，推断《聊斋志异》成书年代在“康熙十八年己未”。
鲁迅这一推断，在6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被一些学者专家所首肯，如杨柳的《聊斋志异研究》，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等书，在研究蒲松龄及《聊斋志异》方面，凡涉及成书问题，一般都沿用鲁迅这一推断。
但近几年来，随着蒲松龄亲手写定的半部手稿的发现，济南张氏铸雪斋抄本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对60年前鲁迅关于《聊斋志异》成书在“康熙十八年己未”的推断，产生了怀疑，觉得这个推断“缺乏令人信服的佐证”。
郑云波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着文说：“我们认为《聊斋志异》是蒲松龄毕生‘殚精竭虑之作’，它是系列性、持续性创作全书，写成历时三四十年方告藏，最后成书的年代当在康熙四十六年前后，也就是说在作家近70岁的“暮年。”
《聊斋志异》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前后”，郑云波的这一推断是根据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的一段话：“呜呼痛哉，我父少有才名，为海内所推重。……暮年着《聊斋志异》八卷，每卷数万言，高司寇、唐太史两先生序传于首，渔洋先生评跋于后……”蒲箬是蒲松龄的长子，对他父亲的创作生活，应该是十分了解的。而且这篇《祭父文》写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间，距蒲松龄逝世仅几十天。这篇《祭父文》应该是了解《聊斋志异》成书的重要史料，但与《聊斋志异》序言中所署年月作为成书时限的推论，却十分矛盾。蒲松龄一生活了76岁，“暮年着《聊斋志异》。八卷”，不管用什么解释，也不能说成40岁前后成书。
书前三篇序志是推定《聊斋志异》成书年代的主要支柱，郑云波对此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高序》、《唐序》并不是全书写成后才作的序文，而是该书在写作过程中的师友题词，是蒲松龄在后来或暮年定稿时，移他们题词作序言的。郑云波并引证了王渔洋与蒲松龄的唱和诗，和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中的记载，证明在康熙二十四年后至二十八年冬以前，蒲松龄50岁时《聊斋志异》“未尽脱稿”，创作仍在进行。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要确定《聊斋志异》成书在哪一年，事实上困难很大。因为蒲松龄在生前确实没有给人们留下关于《聊斋志异》写作过程、成书年份的具体明细记录。他的几位关系密切、并且比较了解他的创作的师友，在他们为《聊斋志异》所作的题词中，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足以立即解开这一文坛之谜的钥匙。
幸而解放后发现了《聊斋志异》的四册手稿本，以之与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对校，发现原稿每一册内部的篇次却并未打乱，以现存手稿本与铸雪斋本相参照，尚可大致确定原来的册次。依照《聊斋志异》诸篇系按写作先后排列的原则，就进而可以寻找出该书诸册的写作年代。
这一重要发现，使一些学者确信，要正确寻求《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限，最可信的证据，首先要在该书自身内寻找。
在这方面作了极大努力的，首推章培恒。他经过对《聊斋志异》原稿本与铸雪斋《聊斋志异》手抄本的对校，探讨了该书诸册的写作年代，然后对《聊斋志异》的写作过程作了这样的推断：《聊斋志异》系于康熙十一、二年或稍后开始写作，至康熙二十一年秋天完成现存的手稿本第一册，其中十之三四为康熙十八年春天以前所作，十之六七为十八年春天以后所作，特别是康熙二十年秋天以后至二十一年秋天的这一阶段，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半册。自康熙二十一年秋天至三十年的九年间，写了第二、三、四册，平均约三年写一册，但在实际上，可能有的超过三年，有的不到三年；其中第三册《刘姓》以前诸篇，其写作时间大致不可能迟于康熙二十七年。自康熙三十年至大约三十二年秋间，写了第五册；自康熙三十二年秋冬至大约三十九年，写了第六册；自大约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写了第七册，此后即开始写第八册，该册的写成大约在其逝世前不久。所以，此书的写作，前后共40余年。有些研究者因《聊斋志异》署康熙十八年，遂认为该年已基本成书，不是确论。
章培恒的这一推断，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认为这一推断引导人们探索一种新的境界，从《聊斋志异》自身中寻找成书年代，就有可能获得正确结论。而且还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的内容，是由开始以搜奇志怪为主，逐步向剖析社会、揭露封建统治腐朽方面深入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还可以看到蒲松龄创作思想的发展和该书的创作过程。
《水浒传》中梁山泊的原型之谜
《水浒》中描写的梁山泊，方圆800余里，水势浩渺、茫茫荡荡，湖边芦苇茂密，港汊纵横，错综复杂；湖里水荡波塘，深浅莫测，难进亦难出；湖中梁山兀立，上垒宛子城，居高临下，虎视湖面，有石径一道通向金沙滩，石径陡峭、狭窄，一夫扼关，万夫莫开，真个是水环险山，山居恶水，宋江等一班好汉凭借这险山恶水，招兵买马、杀富济贫、屡败官军、替天行道，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其实，有关宋江起义的史籍，无论是《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还是宋朝李埴的《十朝纲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王僻的《东都事略》等，都记载宋江义军是流动作战，时而淮南，时而京东、河北，时而齐、魏，时而楚、海州，并转掠十郡，但无一处提到宋江建立根据地，更没有提到根据地是水泊梁山。相反，从《宋史》中的《任谅传》、《许几传》、《杨戬传》中可以看出，宋江等人聚义之时，梁山泊正在被官兵清剿，“兴利除弊”，非但不见宋江等人在此，而且也不见其他“盗贼”之类的踪迹。龚开的《三十六画赞》中，非但未提梁山泊，反有多处提到宋江等人活动于太行山的梁山(即吕梁山)。可见，宋江义军本与梁山泊风马牛不相及，只因梁山泊历来流传着许多绿林豪杰的故事，《水浒》的作者才将宋江一行劫富扶贫的英雄搬到了梁山泊，虚构出这一方根据地。
梁山泊却实有其地。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各地都有称梁山的山峰，《水浒》中的梁山指山东的梁山。综合各种史籍记载，可知山东境内的梁山位于寿张附近古大野泽的下流，本名良山，因汉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到此游猎，故改名为梁山。山下有古巨野泽，山周20余里，上有虎头崖、黑风洞、石穿涧、莲花台。汶水从东北方流来，与济水相会于梁山东北，汇聚成泊即为梁山泊，古称梁山泺(即泊)。宋朝时黄河决口，河水大量泻人此泊，水域增大，时有泛滥成灾。后来，黄河改道向南，水源减少，湖泊面积渐渐缩小。元朝开凿会通河，引汶绝济，明初又在此筑戴村坝，遏汶水南流，水源陡减，水泊大量干涸淤结，到明朝代宗时，湖面只残存约80里。现代学者经考证，大都认为宋朝时的梁山泊位于今山东阳谷县、梁山、郓城县之间，历数百年沧海桑田之变，至今水泊绝大部分已成平陆，毫无往日那“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壮阔景象了。此处就是《水浒》中描写的梁山泊旧址。多年来此说似乎已成定论，在史学界、文学界、戏剧艺术界广泛流行。
然而，近年曹晋杰等人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见解。他们在《(水浒)杂考》一文中认为，《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元末群雄并起，其中的张士诚起义在许多方面与《水浒》中描写的宋江起义十分吻合，如张士诚自发难至失败，历14年，《水浒》写宋江一班人聚义，也是14年，而真实的宋江起义，却只有一年多时间；张士诚最后投降元朝，宋江接受招安，也归顺朝廷；张士诚起义时，啸聚造反的群雄，如金陵朱元璋、九江陈友谅等，有十五路，而《水浒》中列举占据山寨、对抗朝廷的，如十字坡张青、揭阳岭李俊等，也正巧是十五路。而且，《水浒》作者与张士诚又有过交往，因此，《水浒》中的许多内容是以张士诚起义为原型加工而成的，梁山泊也是以张士诚起义处作为原型的，这地方就是今江苏省大丰县草埝、白驹一带。因为，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当年确有河港千条之多，如今虽然大都淤浅，改成平田，但烟波浩渺、芦苇茂密，当年的气派仍依稀可辨，正和《水浒》中描写的“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形势相仿。同时，该地近处的兴化境内也有一座梁山(名小梁山)，张士诚起义时曾在此山安营扎寨。
同样有梁山、下有水泊，同样起义反抗朝廷……此说引证，比照得力，言之成理，颇能令人接受，遂与前一说分庭抗礼。于是，梁山泊的原型是何处？就成为令人注目的一谜。
《孙子兵法》作者之谜
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又称《吴孙子兵法》，曾为中外人士举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它是军事家必读的经典兵法着作，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被列首位。凡从军行武者，必熟读《孙子》，考试合格，才能被授武职。《孙子》传人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得见此书，击节而叹，悔未早读，否则或能免遭失败。今日的日本、西方企业家，甚至有用《孙子》经营工商企业者，亦每每获奏奇功。然而《孙子》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却有一番争论。
《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