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诗歌、足球是我人生三大爱，我的至爱。一个人独处时，西洋古典器乐，是荡涤污浊、抚慰灵魂的灵丹妙药。跟友人啸聚或在周末夜半时分，看欧洲顶级足球赛，是驱逐寂寞、充实心灵的最佳方式。而诗歌，我一直把它当做最纯粹最精致的语言艺术。年轻时常一个人吟诵西诗和中国新诗（从天性和文学素养而言，我与中国古典诗歌不相容）。至今能在课堂上随口背诵很多诗句，得益于我读大学时和某些短暂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与诗相伴。
读大学时，也写过百来首青春感悟和情爱悲欢的诗，甚至与一个室友有过半年的“每周一诗”的练习阶段。我之未成为诗人和作家，今天检讨起来，有个性和天赋原因。不乏激情、不乏想象力，但我始终不满意自己的表达。从个性而言，因慵懒而不够用功；因矜持而羞于让习作见人；因守“礼”而不够叛逆；因单纯而不擅于以恶意度人。所以，我成不了一个好诗人、好作家。
2006年到成都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期间，到浣沙公园游玩。公园有两条大道：新诗大道和古诗大道。古诗大道的石板地上刻着从诗经到谭嗣同诗句的书法作品，全是耳熟能详、无可争议的经典，植根大地永垂不朽。而新诗大道的两旁立着现代诗人名篇，我可以肯定的说，所选的很多诗歌未必是该诗人最好的作品。这很能说明问题：不足百年的新诗还没有经典化，立在路边是随时可以换的。大学文学课相关教材的现当代诗歌选本权威性不足，与新诗的“成色”不足、不确定相关。
政治狂热、战争硝烟弥漫的岁月，较之其他文体，诗歌最容易被政治和战争利用，其价值常常被过度挖掘。而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诗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受冷落是自然的。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做爱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在小说、散文拼命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时候，没法讨好的诗歌当然也最有独立姿态。也有玩世、胡闹之诗人，口号标新立异、忙于拉帮结伙、四处作秀，以诗歌行为取代诗歌艺术。但比较而言，诗人仍是现时代最像文人的文人。
新世纪诗坛最重要的事件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野，我倒希望两派不要轻易停火，多斗几个来回，在学理上和创作上拿岀更多更好的东西来，以推动新诗的不断进步，把复古派的声势打压下去。有分歧不是坏事，坏就坏在意气用事，为对立而对立。对当下性、平民性、叙事性的重视，口语化写作与智性写作并行不悖，大概是近十多年诗歌的主要特征。但诗的小众性和更边缘化，只使少数在题材和写法上走极端的人暴得大名。而在传统的主流诗坛上真正有建树者往往默默无闻，只在圈内有一定反响。这是无可奈何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还债与偿愿、为了坚守与拒绝，我完成了这部诗歌论著。
本书题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实际上涵盖了当代湖北诗歌的全部历史。简要勾勒1949年以来湖北诗歌创作的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显现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后新时期（即转型期）的发展脉络，突出当下，突出转型期的新变。不敢称之为“史”，是因为自知尚未涉猎湖北诗歌全貌，肯定遗漏了某些好诗和好诗人。把最具个人化色彩的诗歌写作分成几大类论述，确有图方便之嫌。很多丰富精彩、又不宜归类的个例被淹没被忽略，儿童诗亦未涉及，在这里只有抱憾了。本书也涉猎了部分以小说和散文名世的作家的诗作，但未以小传的方式介绍，只是为了体例的统一。
关于乡土诗一章，我的硕士生杨新柳按我的意见写出了大部分初稿；先锋诗一章，大部分由我的硕士生钱刚完成，我的已毕业硕士现华中师大博士生周少华、在读硕士谈骁、周少梅等均有贡献。本书还参考了省内外同行张永健、邹建军、梁艳萍、江胜清、刘洁岷等的相关成果，在相关页底和书末参考文献中均有注明。初稿完成后，本省有几个诗人朋友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我的朋友、四川省作协的杨青，我对她的艺术感觉异常佩服，她的意见我照单全收。在此一并致谢！
《屈原还是李白？》作为“代结语”，之所以为“代”，是因为带有个人臆想的成分，缺乏实证。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挑战性，也有有意无意的言不及意的意义。我的苦衷，湖北的先锋诗人和有先锋气质的小说家大概能意会。
本书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湖北省文联2008年重点扶持项目《当代湖北诗歌史》、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重点扶持项目《当代湖北诗歌综论》之最终成果。感谢张炯、胡平、刘永泽、李建华、顾豪爽等先生的关心支持，感谢湖北大学及文学院相关领导的帮助扶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一拖再拖，又匆匆交稿，很对不起湖北诗坛，也对不起给我项目支持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省内外学术界和文学界及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刘川鄂】
2011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