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文学网与“或者”文学网的诗人们在网上抛开了物质外壳，用纯粹的文字和文本交流，但这种虚拟性从长期看来，会影响到一个网站运作和人们的最终交流。网络的虚拟所带来的身份和情感认同危机需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补偿机制给予一定的补偿。作品和观点在网上已得到充分甚至更成熟交流的同时，诗人们还需要在网下，各种沙龙和酒吧里继续进行重复的“写作交流”。他们通过这种交流方式进行消遣娱乐、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这种网上网下相结合的写作交流方式在保证写作个体性的同时，也加固了写作的小圈子和群体性质。对于诗歌这种饱含偏执和情感内质的文体而言，则更需要相应的回应和情感认同，这种认同和呼应不可能由写作前后都不在场的网络读者来提供，而主要由那种跟实在性，身体性相关的读者和同行来提供，这正是平行文学网和或者文学网活动和聚会频繁的原因之一。这种网络诗人在现实中的颁奖和聚会与传统的颁奖和聚会在心理意图上产生了细微的差别。这种文学活动的心理模式不仅存在于平行与或者两个文学网站中，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学网站中，构成了网络文学时期的一个新的特征和心理需求机制。
网站在现实中的颁奖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实在性需求的心理机制。网络所激发的虚荣和成就必须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质层面来，这种物质层面不是指一定需要金钱或者物质的奖励，而是指需要一种实在的形式来对荣誉这种精神概念来进行具体呈现和表达。使这种精神概念获得一个稳固具体的形式，比如象征物——奖杯和证书的颁发，和现实的颁奖会形式、众评委和众诗友的到场庆祝和点评等。这一切使诗人们从生理和精神层面对这种实在性进行体验，获得网络所无法达到的满足，填补网络所带来的虚无感，这是网站在现实生活中的颁奖和传统颁奖的一个不同之处。
网刊是这两个网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网站的相关人员在维护网站运营和讨论交流的同时，筛选出论坛诗歌和批评文章的精华部分，做成网刊和民刊供人在线阅读，使得相应的文学标杆和文学趣味在庞杂的网络空间里得以重新确立和明晰。这种网刊以极低的成本、生产和阅读的快捷等特征形成了很大的传播优势，它在精神和形式上则与纸刊相互模仿。
人们欢呼网络的开放性，是因为自己获得了入场券，成了所谓的“既得利益者”。网络放低门槛后，那些有野心或者游戏心态的人都一拥而上。但一旦进入后，人们心中那种固有的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求得彼此区分的心理便会占上风。当然，在这里，它指的是人们对于艺术性的追求和自我的确认。对于一个讲究艺术标准和高度的创作家而言，此刻其实更需要明晰有力的辨析标准。网刊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门槛和区分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它既是各纸质诗歌选本和刊物（民刊和官刊）的来源，也就意味着一种权力机制和趣味性的确立。由于网刊的纯粹性，它在诗歌文本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其艺术内质和编辑者自我的趣味性，而且由于它经常依附于某个论坛，所以往往带有同人性质。从根本上来讲，这种网刊是人们优越性心理追逐和艺术价值认证的必要手段，网络可以是卡拉OK，大众狂欢，但对于网络诗歌而言，则迫切需要一种区分机制来重新建立一种更有效的阅读途径和价值认证，以便让这种艺术性不会因为网络的泥沙俱下而溃散或降低。
或者文学网和平行文学网同时发行有民刊《或者诗刊》和《平行》诗刊。这两种民刊是其网刊《或者》和《平行》的升级版，在排版和印刷上做得非常精美和正式。以前经常有诗人谈到民刊的纯粹自由和抗争姿态，对于某些时段而言，这种说法是有效的。但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和出版物控制都相对宽松的时代背景下，在一个网络文学兴起的时代，如果说民间一词含有自由、野生之意的话，那么网络则是一个更大的民间场域，民刊可能不再具有以前那种决绝的写作精神意义了。如果从精神姿态和精神消费的需要来讲的话，网刊可以完全取代民刊，而且省去出版流通困难。那为什么民刊还在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平行文学网和或者诗歌网的诗人们仍然不惜花重金，做成越来越精美的纸质形式来进行交流呢？这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民刊交流和阅读已形成了一种诗歌界的传统，对其的交流和阅读意味着一种所谓的非主流和民间的态度和立场，一种等级与艺术价值和品味的认证。读者们阅读的不仅是民刊中的作品，同时也是通过作品阅读来对这种态度和立场进行认同。在民刊上发表作品则意味着作者对于艺术品味有着卓尔不凡的把握。
二、民刊作为一种刊物出版，期间的工作显现出的复杂性、团体的协调性和实体性，让一件精致的艺术品摆脱了以太的存在状态，还原到现实中的实体上来，使诗歌作品拥有了一个居中不变的物质外壳，用这种相对的稳定来对抗网络中的虚幻。这虽然在艺术鉴赏效果上与网络没有多大分别，但是对于作者和读者的心理却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一个诗人可能会庆幸自己的诗歌作品能在网络中被转载和引起广泛关注，但只有当这种艺术作品被移至民刊这种纸质媒体时，它才变得更实在，获得更大的把玩性，就算它的传阅人数不及网络，也会引起这些诗人的心理快感；而诗人们对于“著书立说”这一传统文人心理模式所涉实体的迷恋也使得民刊超出了诗歌阅读的意义。对于读者而言，一方面，纸质的实体以其精美和风格化的设计装潢来承载这些艺术精品和艺术精神，使人们的文化消费心理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人们习惯纸质媒体的阅读方式，而且这种纸质阅读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有着便捷性，随时直接翻读，省去了开机关机的程序；最后，从收藏上来讲，民刊无疑要比网刊更容易在心理上给人造成更大的满足感。
（二）繁荣的湖北先锋诗坛
1.大量先锋诗人处于写作活跃期
湖北先锋诗坛既没有加入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垒和叫骂，也没有参与牛皮哄哄的“下半身写作”运动，90年代的湖北先锋诗坛仍然处于无名状态，但对于写作本身而言，这恰恰是湖北先锋诗坛的清醒之处（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湖北先锋诗坛一向缺乏参与性的传统所致）。那些写作争论和运动归根结底都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是80年代对抗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写作告一段落后，兴起的新一轮意识形态写作和对抗，如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边相互的攻击与诽谤在很多场合下都偏离了对诗歌本身的探讨，而流于人身攻击和狭隘艺术思维的表达中。他们不仅制造了诗坛的时尚和花边新闻，而且最终将彼此哄抬进了文学史，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其后又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企图从诗坛和文学史中分一杯羹，其思维模式其实和前两者区别不大。诗歌永远只有写作的道路，偏执和折合的文学主张对于个体和写作的侧重点而言，确有其道理，但作为一种心怀政治目的宣言，作为一种最高级写作的美学宣言来表述，则是令人生疑的。
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则风靡一时，它承接第三代诗歌中的身体意识，将其强化和发扬光大，一方面使这种身体表达更加纯粹、平面化、游戏化，从身体开始，到下半身为止，仿佛是一群自娱自乐的身体游戏者和享乐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仍有其政治化的企图，即希冀用身体作为武器，矫枉过正，强化和突出自己的美学风格，解构那种以往显得虚假的身体表述和生活中的崇高典雅部分，确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同时，这种做法使诗歌语言过分俗鄙，沉湎于一味的游戏狂欢，在写作中比谁写得更色情，更生猛，解构之后而无建构，使得它在完成了出场秀和自身企图后，就作为一个运动慢慢淡出了。湖北先锋诗人虽然没有参与到这些运动之中，却受到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及其他诗歌风格影响，他们将其转化吸收，融入自己的美学风格，为自己和湖北先锋诗坛的发展提供了更新的艺术品质，如张执浩对于90年代普遍存在的叙事因素的借鉴（当然，这种借鉴迟至2000年左右才实现，这恰恰说明其写作的个人性），韩少君自觉的及物意识和口语的借鉴运用，柳宗宣对于张曙光叙事手法的借鉴，李建春和江雪诗歌中的用典和翻译腔调明显受到的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影响。
判断新世纪的湖北先锋诗坛进入繁荣期的标准是：一、大量的先锋诗人处于写作活跃期，这一先锋诗人群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来有过较长写作时期，已经具有一定名气的先锋诗人，如张执浩、阿毛、韩少君、鲜例、刘洁岷、李建春等人，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创造力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还取得了新的突破。另一部分是2000年出现的新面孔，如苏瓷瓷、小引、黄沙子、亦来、范小雅、艾先、许剑、李以亮、第五棵槐树、湖北青蛙等人，这一批人的大多数都是从网络上被诗坛熟悉和接受的。他们有的是在网络文学时期才正式进入写作期，如苏瓷瓷、小引。有的则是在此前已进入写作期，但作品不够成熟或者未进入公众视野，如余笑忠、哨兵、亦来等人，这两部分人构成了新世纪湖北先锋诗坛的中坚力量。这种情况跟以前的湖北先锋诗坛的情况有所差别。八九十年代的湖北先锋诗人群的中坚力量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而这一批人的年龄普遍较小，他们在20岁出头就写出了很成熟和出色的作品，相对老一辈先锋诗人而言显得更有才华。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也可能只是因为网络使发表途径更为便捷，更利于有实力的诗人早日浮出水面而已。
二、涌现了大量高质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进入了各种选本和获得各种奖项：张执浩本人获得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随后又获得当年的第三届华语文学奖年度诗人提名。其作品刊发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多种文学刊物，《亲密》组诗获得了“2003·中国诗歌年度诗歌奖”。2007年张执浩被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诗歌月刊》和《羊城晚报》、红网等媒体评为“当代十大新锐诗人”之一；余笑忠获得“2005—2006首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李建春获得宇龙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鲜例的作品入选《21世纪诗歌精选》，哨兵的《秋日札记》获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潮奖”。湖北先锋诗人在全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在于湖北先锋诗坛在过去二十来年的沉潜和积累。湖北先锋诗坛以往在不善于运作自己和抱团作战吃了很大的亏，而现在的网络时代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些弊端，突破了地域位置的限制和传播的难度，使以前各先锋诗人积压的作品和创作力出现了一个井喷的状态。
另一个原因在于网络能让更多的人读和更多的人写。虽然在网络文学时代，不是每一个个体诗人的读者都有所增加，但从总量看，作者和读者的人数都增加了，从而解放和刺激了诗歌生产力。而且这种网络空间对于时空阻隔的沟通也为各个地理位置的诗人提供了大量的网络处女地，即他们的作品可以占领但还没有占领的网络传播空间。以前，他们的作品在阅读和传播上受制于地理空间和发表途径及价值标准和门槛，但现在这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在这些网络处女地中，他们看到了自身作品在传播空间的可能性和空白区域。而传播的效果相对以前而言，可以成百上千倍的增加（这只是可能性而已，从另外一种可能性来讲，也有可能被海量的信息匿没和无人问津），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野心、虚荣心和激情灵感。而这一切构成了个体和湖北诗坛的诗歌生产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年少得志的先锋诗人，更容易确立他们写作自信心的建立，让他们在诗歌大道上一路狂飙。在新世纪湖北先锋诗坛新涌现的诗人中，有着独特风格的是黄沙子、苏瓷瓷和小引等不多的几个人。
2.黄沙子、韩少君、阿毛、小引
黄沙子出生于1970年，原名张少荣，湖北洪湖人。黄沙子的作品散见于传统刊物和网络，代表作是硬骸堂中文网出品、发布于2006年6月24日的诗集《偶像》，收录了《樱桃》、《斑马》、《摘棉花》、《站在平原》等42首诗作。另有《诗八首》、《短诗三首》、《她是我的妈妈》（光成论坛）、《追风少年》、《秋日山巅》、《错误》等诗作刊发在传统媒体上。
在一些诗歌中，黄沙子表现得率性，自由，童贞，好像在玩耍，比如《我和我的黑手党儿子》、《四姑和她的弟弟》等。而在另一些诗中，他又表现的一本正经，充满宗教情绪，对自然，对生命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可以说是崇拜的真挚，比如《家神》、《黄石》等。读黄沙子的诗，可感知他的情感的朴实。他的朴实在于不故作高深，如姜白石所言“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樱桃、棉花、庄稼、槐树、月亮等皆可入诗，真实的感悟尽现诗中，散发着像草一样的特有清香。
读黄沙子的诗，感到那种一气呵成，是一根烟功夫挥就的潇洒、是第一抹朝阳映照时的激情，恰如流星划过心际抓拍的定格。那种浑然天成的大气，是深深文化底蕴下的厚积薄发。不过多雕琢，不用固定模式约束自己，甚至类似古体的四言、五言、七言诗句，给人的感觉不是迂腐，倒像现代生活中有人兴之所至偶尔着唐装，别有一番韵致。这样的语言带来的感觉非常精练，给人无限想象空间，让人可以找到切合自己生活体验的共鸣，也可以引发深层次的思考。黄沙子的诗歌语言，特别是写那长句子时，发散性的东西太多，显得十分情绪化，不知道是不是诗人自己有意不加以控制，还是本身就收拾不住所想，却可以看出诗人不在乎诗是什么样，而在乎是否建造了自己的想象。虽然如此，细心的读者仍然能得到明晰的认识，包括语句的长短，语言的推进方式，以及主旨。因为黄沙子的诗歌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体验和对生活的感受，试看这样一些诗作《幸福》、《快乐》、《安康》、《家乡》，在简洁明快的语言中，让人能够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