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久兰（1929─1979），土家族人，出生于湖北长阳县。他善于用五句子、快板、薅草锣鼓、排歌等传统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热情讴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广大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风貌。他能随口吟哦一些类似民歌的诗句，引起了徐迟等人的兴趣。六十年代是习久兰创作上的高峰期，他的《三闯峰岩垴》、《山里青松》、《铁肩挑起花果山》等大批诗作就是在那几年发表出来的。1961年，习久兰长达70多行的《尖峰岭，牛背窝》在《湖北日报》发表后，被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发现，《诗刊》立即全文转载。1974年，《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将《大山里的歌》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大山里的歌》成为习久兰创作高峰期的里程碑式作品。此后，习久兰创作了以“农业学大寨”为主要歌颂内容的大量诗作。他的《太阳出来满天照》、《凤凰歌》、《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龙王老爷认得我》、《要吃生姜不怕辣》等作品就创作发表于这一时期。“白的山羊黑的猪，／银的棉花金的谷，／乘龙跨马出山去，／脚踩白云身驾雾。”“高山高岭好唱歌，／清江河里好放鹅，／集体金鸡遍山岭，／社里银鹅飘满河，／鸡蛋鸭蛋大车拖。”诗人一生手拿锄头编山歌，唱的是群众心头话，既不受传统民歌形式的牵制，又保留了民歌的风味。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口不离山歌，手拿锄头编山歌，唱的都是群众的心头话，唱的都是时代的最强音。诗歌语言生动，构思精巧，情真意切，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悠扬的民歌风格。当然，诗歌同样受到了时代的浮夸之风的影响，这是当时的农民诗人难以避免的。
王老黑、黄声笑、习久兰是特定时代造就的农民诗人。他们本是赤脚种地的农民，也和农民一样遭遇生活的贫穷、劳作的艰辛、命运的不公，诗歌内容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息息相关，更有“红色时代”的耀眼色彩。他们的诗歌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诗歌语言口语化，甚至有意用更顺口的本地方言。这一切都使得这三位农民诗人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和读者。但他们的大多数诗歌烙上了一体化时代极左文风之印痕，和时代贴得过紧，题材偏窄，体裁受限，当时过境迁时，他们当年极力赞美的内容被后来的历史所否定，其作品的时代含量和审美含量也大打折扣，其影响力也就日渐稀薄。
（二）80年代的乡土忧思诗和江南水乡风情诗
如果说管用和们以怀恋沉迷乡土来慰藉心灵，他们力图表现乡土的清静闲适、农民的优美品性、生命强力以及对乡土的礼赞怀恋，过于把乡土理想化，甚至有时宽宥了乡村固有的缺憾。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刘益善《我忆念的山村》、饶庆年的《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为标志，湖北乡土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诗人们在构筑理想乡土图式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命运，把视点移向农家的疾苦与困惑、乡村的愚昧和落后、农民的灾难和抗争。刘益善即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乡村忧愤诗”的代表性诗人。不同于刘益善的激愤、自省，也不同于此前湖北乡土诗的意识形态化，饶庆年从侧面反映现实，诗作中贯穿始终的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乡恋或是对童年的眷恋。他更像一位自然之子，描摹了一幅幅“去政治化”的纯粹乡土时空。
1.刘益善的“乡村忧愤诗”
刘益善，1950年出生于武汉江夏，祖籍湖北鄂州。笔名易山、钟河。197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长江文艺》杂志编辑、诗歌散文组长，湖北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主编、社长，副编审、编审，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血染的牛笛》，诗集《我忆念的山村》、《雨中玫瑰》、《情在黄昏》、《飞在天上的人字》、《三色土》，《向警予之歌》等；散文集《玛瑙石》、《红帽子黄帽子》、《野菊花》等；短篇小说集《母亲湖》，长篇纪实文学《万元户大世界》、《窑工虎将》、《迷失的魂灵》、《老汉口奇案》、《白色毒魔》、《吸毒者》等。
刘益善的代表作是获1981—1982年《诗刊》优秀作品奖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在《〈我忆念的山村〉写作前后》这篇文章里，作者介绍创作的灵感来自在《人民文学》上读到的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月兰》和在《诗刊》上读到的小叙事诗《葫芦歌》。诗人说：“诗作者要有一种人类的大爱，爱世界、爱苍生，那种成天陷在自我中絮叨呓语的角色是成不了真正的诗人的。”这样的文学主张是鲜明的体现在这组诗歌中的。“哀其不幸”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要感情，面对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诗人用他的笔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的剪影和画面。
《我忆念的山村》真实地记录了诗人1977年到鄂西北搞路线教育的情感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农民的生活和精神上带来的巨大灾难，赞颂了“我深深地怀念熟识的乡亲”（题记）淳朴善良的品质。诗中的“房东”老汉，有着“山岩般的脸／山岩般的手脚”，是“山岩般的人”，是用山岩雕成的塑像，坚硬而倔强的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另一个人物“大妮子”，则集中了山里姑娘的许多特点，在她身上表现出中国农村妇女特有的吃苦耐劳、温和贤惠、自尊的美德。她们有对新生活的追求，但由于环境所限，她们的追求所得几近为零。母亲去世、老爹身体不好、还有一排弟妹。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供弟妹上学，“大妮子”自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成了个文盲。家里有做不完的家务事，队里有忙不完的活路，她顶着星星起床，晚上忙到深夜还不能睡觉。她“没有多余的话语／埋着头干活／除了队里就是家里／没有歇工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日子／年年如此／天天如此”她在默默地牺牲着自己。最后，在一个风雪天为了换点油盐钱，上山砍柴，从山上摔下来，留下来一个小小的坟堆。农民的品德是美好的，但他们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命运必然是悲惨的。刘益善是把人物放在极左路线猖獗的背景下来刻画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房东老汉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忍痛砍掉了枣树，宰了羊，断了一家人的衣衾之路。为了给工作队员供一顿饭，“倒出留着过节的米／到邻村孩子舅家／借两斤白面”，而一家人却吃着红薯干拌点包谷面；“大妮”最后是从崖上摔下来死去的。但作为诗歌笔下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农民，他们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民一样，身上内在的美德、宽广的胸襟，仍然闪耀出灿烂的光芒。这是一种时代的缩影，这是黑暗里的闪光。
浓烈感情凝注在冷静朴实的叙述之中，把描写、叙述和少量的抒发结合起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增强作品的客观性及其分量。采用平凡世俗的日常意象，语言上多用简短质朴的口语，在浓烈泥土味中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情怀和忧患意识，是诗人对特定时期的乡土和农民的忆念之作，和文学史上藏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优秀的乡土农民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徐迟1983年在刘益善的第一本诗集的序中这样写道：“《我忆念的山村》就是一组痛苦的诗，这些诗丝毫也没有愤怒，因为一个人若自己做了蠢事，对自己是愤怒不起来的。人在痛苦之中也有捶打自己的时候，毕竟与搏斗对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曾谆谆教导我们，在我们取得政权之后，万万不可以任何形式来剥削农民。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是犯了不少错误的，使我们的诗人面对这一切而无能为力，只有‘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文艺报》上的文章称这组诗为“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
稍后，刘益善还创作了组诗《没有万元户的村庄》和《乡村的忧思》，反映了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艰辛和曲折的命运变迁，是刻画中国当代农民性格和命运的力作。在表现改革开放下的农村时，不同于他人的赞歌，反多一些思索后的忧愤，如写于1986年的《这里不长万元户》：汗流光了一年心血尽了／他们累了他们疲倦了／躺在稻茬满地的褐色田野／倚着山样的谷堆／听中央台广播万元户／……他们离万元户还差好远／只要勤劳只要舍得下力／他们的土地什么都能生长／就是长不出万元户／……他们的汗水比谁都流得多／广播里从来没有他们的名字！
其时，改革开放初具成效，农村经济正在逐渐发展，但刘益善以极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精神指出了农村有些地方依然贫穷落后。诗中细致地描写了农民一年四季的辛勤劳动，以及劳动中的艰辛和烦恼，他们将汗水心血付给了土地，土地回馈给他们的却并不是别人轻巧得到的“万元户”，巨大的付出与可怜的所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表现乡村特有的温厚淳朴、歌颂农民的勤劳善良的美德同时，切入了乡土农民的苦难、勤劳淳朴背后悲哀的命运旋律，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洋溢着浓烈的农村生活气息。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黄玉蓉，刘茂华：贴近人民反映生活——刘益善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1997年6月10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刘益善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华中师大科学会堂召开。来自湖北省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的40余名专家、学者、诗人、作家、记者济济一堂，就刘益善诗歌创作尤其是乡村忧愤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热烈而细致的研讨，既充分肯定了他创作的成绩，又科学分析了他作品中的不足，期待着他继续深入生活，创作出更为厚重之作。
刘益善是在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成熟的诗人，当他审视农村的生活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然风光和别样风情，而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所承受的深重的灾难。他的诗以质朴见长，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抒发了自己忧思乡土与乡亲的情怀。赞颂了农民的淳朴、善良、勤劳、坚韧，但又敏锐地感到淳朴、善良背后的心酸和贫穷、落后，寄托了诗人深深的忧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是他乡土诗歌的基调。他的“乡村忧愤诗”，是他对当代湖北诗坛的特异贡献。
2.饶庆年的江南水乡风情诗
饶庆年，1946年生于湖北蒲圻，1969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做过乡村教师和工厂宣传员等，著有诗集《山雀子衔来的江南》、《TD的情人》、《饶庆年抒情诗精选》。1995年病逝。
饶庆年也和刘益善一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贯穿诗作始终的是浓浓的乡情乡恋或是对童年的眷恋，展现了鄂南山乡的风土人情和民俗之美。
他用多情而细腻的笔调，细密地编织着江南水乡的梦幻美景。感情细密、浓郁，画面感强。如在《陆水河》中，诗人将故乡比作母亲、少女，并以“呵！陆水河我生命的河”，“陆水河我的蓝色的爱”，“陆水河我的母亲河”这种复沓句式增强了感情的浓度，一种浓郁的乡情在读者心间流淌。又如“我的乡恋是小溪流叮咚着的少女悠长的情愫／我的乡恋是山楂果迎着夕阳匆忙羞红的多汁的酸甜／我的乡恋是妈妈牵着我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梦境／我的乡恋是爷爷数着黄昏的星星儿描绘的悠闲／那一丝丝牵出的是永也织不完的思念／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有江南雨雾般的乡恋”，诗人连续引入“少女”、“山楂果”、“妈妈”、“爷爷”等意象，并用“情愫”、“酸甜”、“梦境”、“悠闲”等抽象名称作喻体，形象地表达出诗人“永也织不完的思念”和“江南雨雾般的乡恋”，浸染着一种忧郁之美。
他的诗句中，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淅淅沥沥地下着。“多雨的江南的雨是无声的极细极细的雨多雨的江南的雨是不知不觉便湿了窗棂和花裙的雨”《江南的雨》，就连他的乡恋也是“雨雾般的一缕一缕的”，这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写意之笔使忧郁成为饶庆年乡土诗的整体意境。
句式均齐、节奏感强是饶庆年乡土诗的重要艺术特色。增加了感情的浓度，朗朗上口，适宜吟诵。如其代表作《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雨烟
到处是布谷的清亮，黄鹂的婉转，竹鸡的缠绵
看夜的猎手回了，柳笛儿在晨风中轻颤
孩子踏着睡意出牧，露珠绊响了水牛的铃铛
扛犁的老哥子们，粗声地吆喝着问候
担水的村姑，小曲洒一路淡淡的喜欢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云烟
我的心宁静的依恋，依恋着烟雨的江南
故乡从梦中醒来，竹叶抖动着晨风的新鲜
走尽古老的石阶，已不见破败的童话
石砌的院落，新房正翘起昂扬的飞檐
孩子们已无从知道当年蕨根的苦涩
也不再弯腰拾起落地的榆钱
乡亲们泡一杯新摘的山茶待我，我的心浸渍着
爱的香甜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云烟……
不同于以往乡土诗歌的直接和一目了然的造境，整段诗如同一幅杏花春雨江南的泼墨山水画，缥缥缈缈、虚虚实实、灵动秀丽。用刹那间的细致的感觉来捕捉意象，将山雀子噪醒的江南的朦胧清秀空灵飘逸纯洁揉成一团渺渺的雾气，读者走进去，便沉浸其中。正是由于他的诗力图从山乡普普通通的生活画面的景物中去发现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平凡、周而复始的事物，经过艺术的取舍和结合，在感情的色缸中浸染，立刻闪射出光彩。在饶庆年的山水画卷中，每一样景每一件物都清新可人，令人魂牵梦绕。
3.其他乡土诗人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湖北乡土诗人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道风景线。熊召政、陈应松、梁必文、谷未黄的乡土诗歌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