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岳的文学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江岳文艺美学论集》之中。上世纪80年代，诗学研究上的人文主义向度和科学理性向度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当代诗学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自己的重心。文艺理论依据从纯诗学的封闭圈子里走出来，不再局限于对美和艺术的内在特征和形态的研究，而扩展为对艺术和社会以及人类存在中的意义和功能的探索，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艺美学发展的主潮，《江岳文艺美学论集》则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文艺美学的发展态势。但它在文艺美学的“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的夹缝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一片领地。江岳从“实践的人性论”出发，建构一个文艺美学体系。“实践的人性论”始源于《美的本质和共同美》。文中，他认为，人性是“建立在自由自觉的活动基础上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实践人性论”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为其理论依据，以马克思的“人的解放”为其核心内容，科学地奠定了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以“实践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美学体的逻辑起点，很有科学意义。
《江岳文艺美学论集》以“实践的人性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文艺美学体系。关于文艺美学基础理论的阐发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江岳以“实践的人性论”阐述了文艺美学里颇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在美的本质和共同美》提出了“美”基本观点，它认为“美的本质是人性的感性显现”。《艺术螺旋式发展论纲》精辟地指出了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自身发展的连绵不绝的序列由大大小小的正、反、合三个环节的圆圈组成，艺术是呈现螺旋式发展的，其轨迹是以时代中心为中轴的上下波动的曲线。”这种概括既注意到了艺术自身的特性，又没有将艺术从社会、历史背景上机械地割裂。
江岳的理论视野不囿于纯思辨，他更是注意观察、思考生活，注重对现实生活的美学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论文集中这类作品占有相当的分量。《关于变革时代的美学思考》《艺术观念现代化断想》《“不美”论纲——关于一个新的美学范畴的思考》是其中的力作。《关于变革时代的美学思考》指出了在变革时代美的真正内涵及对美的反映方式。《艺术观念现代化断想》思考了变革时代艺术家应实现艺术观念现代化的严峻问题。《“不美”论纲——关于一个新的美学范畴的思考》一文则关注了现实生活、艺术创作中非美丑的现象。这些文章对推动文艺美学的建设，对现实生活及艺术实践都很有裨益。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被看做是西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理论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通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形象，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本思想开始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李建华的《生存与超越》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变化，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了研究。
李建华把席勒——马克思——马尔库塞放在一条美学史的链条中来阐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思想中所包含的深厚的人本底蕴，同时，从西方古典文学理论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转折的链条中，去透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总结西方古典文论与开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这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无不具有新意。
由于从席勒——马克思——马尔库塞的历史链条中去理解马克思文学理论的本质，现代人本思想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李建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特点。他说：“我认为，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根本特点是：注重人的感性生存与诗性超越：探讨人在建构和消解世界过程中进行审美和创造活动：把人的解放的终极解决指向自由审美”。（李建华：《生存与超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59页。）正因为研究视角的新颖，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具体阐释上，李建华就有自己的心得与体会，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的探讨上，李建华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到底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取得统一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文艺是意识形态的组织部分，提出了“意识形态本性论”的文艺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论”；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艺术生产论”。客观地讲，这些学者的观点都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但是，到底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呢？李建华认为：“马克思对文艺的思考是多向度、全方位的。他不单从认识论角度对文艺做哲学的、社会学的思考，还从实践论、生产论角度对文艺做美学的、心理学的思考。因此，马克思对文艺本质的看法，就既不能仅仅归结为文艺是一种精神生产，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本质观既避免‘意识形态论’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忽视文艺活动的主体（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弊端，又避免‘生产论’过分强调主体意志、生产技艺，忽视文艺活动客体的弊端，多层次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它认为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思维表现形式。”（李建华：《生存与超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李建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充满了时代感和现实感，也具有鲜活的生命质感和锐气。
二、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话语形态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重大的转换。20世纪初，在近代“新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的观念、思维和学术范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其结果便是若干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诞生。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从社会历史进程角度看，这正是所谓中国现代性进程启动与展开的时期；从言说者身份角度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逐渐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时期；而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这又是西学东渐并最终在中国确立起主导地位的时期，总之，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了文化发展过程无可比拟的复杂性的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才使得古代文论这样一个本来十分专门而狭小的研究领域也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反思》，《东岳论丛》2006年1月第27卷第1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湖北地区的学者们作出过许多角度新颖、见解独到的思考，特别在新世纪以来，多部在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专著接连出版，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本节拟将湖北地区近年来几部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专著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与总结，从而呈现本地区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思路与阐释立场，并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得失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谓源远流长，它的形成与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艺术思维方式、审美感悟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紧密相连，因此就形成了其独有的概念、范畴及研究方法，这些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根基。概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是以儒、道、释三教相互融合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天人合一”的观点是其核心内容，其思维方式是以辩证、直观、整体地把握事物为特点，即以一种心灵感悟式的形式来体认世界。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多是以艺术形象的具象形态作为观照对象，诉诸于直观的领悟与品味，故呈现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性特质。如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袁枚的“性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等，都体现出一种“立象以尽意”的体悟式言说方式，“中国传统话语并非以准确、清晰的逻辑性语言来进行表达与陈述，而是通过形象寓言的方式，由暗喻、象征来传达作者的意象与理念。”（谢碧娥：《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系统中，就有了“意境”、“风骨”、“神韵”、“滋味”等重在外化心灵体验的传象达意的概念术语。在表述方式上，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是丰富而庞杂的，包括语录式、随笔式、评点式、散论式等，还有大量的诗话、词话，以及书信序跋，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格律声韵、炼字造境、作品赏鉴、源流演变、考订校勘等方方面面，往往合社会批判、史事评论、审美鉴赏于一炉，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虽为自由散漫、不拘一格，且有时只是只言片语，但其放射出的理论光辉却是不可掩隐的。
作为诞生于20世纪之初的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的体制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求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在前辈学人们苦心经营下，终于将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从其他话语形态中剥离出来，并为后来学者指出了研究对象与范围。在这方面，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前辈的草创之功是功不可没的。但仅仅建立起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是不够的，于是，后来学者（如王元化、徐中玉、蔡仲祥、张少康、敏泽、罗宗强、钱中文、童庆炳、黄霖、陈良运、蒋述卓、曹顺庆、李春青、党圣元、张海明、黄卓越等）开始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清理，追问这些命题何以成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们的生成演变轨迹和文化逻辑是什么，以及它们与该领域以外的话语形态究竟有着怎样一种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就大大深化了该学科的理论深度。（参见党圣元：《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热潮逐渐出现，如何看待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建设的成败得失，在现代化进程中能不能以及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因西方话语形态对中国传统话语形态的遮蔽而导致的“失语症”，等等，这些尖锐而现实的问题亟待解答，否则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将长久地陷入僵死的困局之中。
湖北地区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积极地思考着如何应对这些学科建设中的危机与挑战。转型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颇具建设性观点的专著陆续被出版，如2001年出版的张杰的《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2002年蒋济永的《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评”经验阐释》，2005年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2006年黄念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2006年王先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2007年李建中等人的《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各自对古代文论学科的思考与认识，丰富了该学科的理论资源，也在不同层面上反思并回答了本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体系的重构、范畴的重释
综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有这样一种显著的倾向，就是对以往建立起来的古代文论学科体系、范畴系统进行反思，并企图以一种新的参照来重新建构一种更加完善的体系，并对已有的概念、范畴进行重释。所谓“重新建构”，实际上就是“以旧学为基础，以西学为参照，在现代学术思想、方法的导引下，对传统学说加以重新审视，在观念和方法上取长补短，使之转换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章辉、党元圣：《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党圣元研究员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事实是，中国的诗学体系较之于“西学”没有那么完备精密的逻辑结构，虽然有人“营构”一种所谓的“潜体系”与西方文论的“显体系”相对抗。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丰富的内容、深邃的思想，尽管尚未脱尽感性形态，缺少系统的、逻辑的表述，给人以零散、片断之感，但自成一种体系隐含在对具体文学问题的见解之中。（参见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一书“自序”，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而更多的学者表现出的是对一种完备精密的学科体系的迷恋和自觉追求。新时期以前的学者，往往是从该学科自身的内在秩序中寻找建构体系的可能性，即所谓的以“古”构“古”，如钱钟汉在《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一文中将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分为“辨微”、“体德”、“声色”、“情景”、“气势”、“意境”、“风骨”、“神韵”、“魄力”、“趣味”、“琢錬”、“妙悟”十二种，这种以文论范畴总结古代文艺理论特征就体现了以“古”构“古”的理论建构。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日益完善，又出现了以“今”构“古”的形式，即以今人的文学理论框架为背景来构筑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如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理论框架就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特色。《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共十一章，阐述了古代文学的文学观念论、创作主体论、创作发生论、创作构思论、创作方法论、文学作品论、文学风格论、文学形式美论、文学鉴赏论、文学功用论、文学价值论以及文学理论方法论，其理论体系的构架俨然是现代文学理论的翻版。（参见黄念然：《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28卷第3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像潮水一样涌进国门，从而使中国文论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以西方理论思潮（特别是现代、后现代理论）来观照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于是，许多学者致力于以“西学”的理论视角来建构中国传统文论体系。即所谓的以“西”构“中”。当然，体系只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新的框架内，许多旧的范畴概念也将被重新阐释，从而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以新的理论生命力。
关于体系的重构与范畴的重释，这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在湖北地区，也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建构某种新的理论体系，并在这个理论构架内对传统诗学的一些范畴进行重释，这方面，李建中、王先霈、张杰、蒋济永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
1.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