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该书在论述先锋小说的叙事法则时，观点、角度新颖，论述言之成理。真实观、时间观和空间观是先锋作家三条基本的叙事法则。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他们的真实观指的其实是“精神真实”，而现实则是“虚伪的现实”。这种真实观直接决定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场景。在绝大部分先锋作家笔下，叙事场景是超现实的，而且他们的叙事方式也集中在如何把现实事件转化为精神事件，或者说，如何在叙事精神真实的过程中，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真实。在这一形式实验中，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等人的创作，最为典型地展现了精神真实的叙事法则，还深深影响了先锋作家的时间观念。在先锋作家安排小说形式建构的创新试验中，心理时间成为了组织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元素，是心理时间颠覆了故事的现实秩序，并重组了先锋小说的故事时间。同样，真实观念还影响了先锋作家的空间观念。组织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空间元素，不是地域空间，而是人物个体洽合期间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生存空间的营构，先锋作家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沾染上了深重的精神气息，并进而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
综上所述，从该书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先锋话语的研究结果来看，先锋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与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
总而言之，叶立文教授的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从“先锋”话语的角度切入20世纪80年代小说，论析了中国80年代先锋小说的自我生长机制和形成过程。作者思路清晰、思辨性强，显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其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令人称赞。
四、湖北地区其他文体研究
转型期湖北地区的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湖北地区文体研究的丰富性。本节选取《〈左传〉人物论稿》、《走过世纪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分别呈现湖北地区在散文研究、报告文学研究、电影艺术研究上的实绩与特色。
（一）《〈左传〉人物论稿》：《左传》人物研究的新创获何新文先生的新著《〈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论稿》），还原了《左传》作为历史文学巨著的本来面目，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左传》的写人艺术，为新时代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何先生很早就致力于《左传》写人艺术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华中师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导师石声淮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左传〉写人略论》的硕士论文。其后又先后发表过《〈左传〉的写人艺术》、《楚灵王论》、《郑庄公新论》等一系列文章，笔耕不辍。最后积20余年之力推出这部《论稿》，成为到目前为止学界在《左传》人物研究上的最新创获。
《论稿》站在时代的高度观照春秋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敏锐地选取春秋时代思想解放浪潮中“‘人’的发现”这一角度，切入《左传》人物研究。何先生认为，《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为描写主体的历史文学作品”，（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2004年，第1页。）正是因为《左传》作者重视“人”，文学人物长廊的大幕才由此开启，中国古典文学也从此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论稿》采取的是整体鸟瞰与点面结合的结构模式，极具匠心。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言》是关于《左传》作者、时代背景、体例、思想内容及流传与研究等问题的介绍，简明扼要；第二章《人的发现与文的新变》论述了春秋时代“人”的发现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文学艺术的新变，提出了《左传》以“写人为中心”这一观点；第三章《〈左传〉写人艺术总论》从整体着眼论述《左传》叙写人物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并总结了从古至今《左传》人物研究的状况；第四章《〈左传〉人物形象系列论》，分别剖析了“周天子”、“霸主与明君”、“贤大夫与名臣”、“勇士”、“平民”及“女性”等七类人物形象，分析了系列人物的共性，更突出了他们各自的特性；《论稿》的最后一章是《〈左传〉人物专论》，作者选取了郑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灵王、子产、晏婴、叔向及孔子等八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作为个案，条分缕析，真实地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其中闪现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何先生求实存真的追求。
全书的前三章是对《左传》及其人物研究的整体鸟瞰，第四章从面着眼研究系列人物，第五章从点着眼研究典型人物，这样从整体到面再到点的体例安排，步步深入、层层展开，基本网罗了《左传》所描绘的重要人物，既有全面的总结，又不乏深入的剖析。正文之外，又列有《〈左传〉人物研究论著索引》（1949—2003）、《参考引用书目》等两个附录，颇具资料性。
《论稿》最大的成就当然是《左传》人物评议的阐微发覆之功。七篇人物形象系列论、八篇人物形象专论，将《左传》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分析得细致入微。《论稿》分析人物形象，决不固守前人成见，而是多向度、全方位地评价历史人物，力求得出更为公允、更为深刻的结论。作者能够毫不讳言地指出晋文公这样的明君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格缺陷，也不抹杀公认的暴君楚灵王的人性闪光之处。以楚灵王为例，当时的列国卿士与后世学者，给予这个人物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否定性评价，视之为“昏主”、“妄人”。事实上，《左传》对楚灵王的描绘，确实也使读者厌弃他的为人。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平板的、脸谱式的，楚灵王虽然暴虐，却也有着某些比齐桓、晋文更大的度量。何先生就从《左传》的类似描述中发现了楚灵王的另一面：“汰侈无厌而不乏人性和真诚，刚愎自用却时有容人之量，强暴骄横又终存悔过自责之心，甚至在择人用人方面还颇具眼光。”（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2004年，第291页。）更难得的是，何先生从楚灵王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楚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给予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全新的诠释。何先生认为，楚灵王的种种“非礼”举动，实际上是个性的张扬和对桎梏人性的“礼”的对抗与否定，是“楚人文化性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2004年，第1页。）。灵王自己肆行“非礼”，也能对臣下“非礼”的行为给予足够的宽容，这其中“包含着追求平等、尊重个性的合理成分”。更重要的是，灵王的率性而为“是有限度的，他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界”。何先生通过科学严谨、有理有据的研究，使读者心中的楚灵王形象更加丰满生动，成为一个更加立体的人。
何先生的这部著作，以立言谨慎、持论公允为最大特点，既不像某些学者为了引起重视而故意拔高自己的研究对象，也不会故作惊人之论以骇人耳目、混淆视听。在确定《左传》人物研究的起始年代上，尽管先秦典籍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已有许多关于《左传》人物的评论文字，但“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的不同意见”（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2004年，第26页。），何先生慎重地将《左传》人物研究的起始年代定于西汉。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持之有据的，因为按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推断，它的流行和“左传学”的形成，确实是西汉以来的事情。《论稿》延续着何先生著述的一贯特点，文字省净而温雅，读之如晤长者，听其娓娓论道，久而不倦。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正是何先生其人其书的真实写照。
（二）《走过世纪门》：报告文学全景透视
事实上，中国报告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之旅，尽管这一点并不能很好地从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树上反映出来，相对于小说、散文、诗歌来讲，学界对报告文学的研究严重不足。而龚举善学术论文集《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略论》的出现，是我们在报告文学的研究领域收获的可喜成果。该书从研究视角、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到学术识见，无不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学术特色。该书以文化研究为方法，并对这一方法下百年报告文学现象进行宏观把握和散点透视，不仅梳理出报告文学发展的演进道路，而且对斯诺精神进行人文审视，最后对新世纪以报告文学为核心的纪实写作前景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积极展望。
一
近年来的报告文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新闻加文学”这种简单化的二元世界来浅层地探讨报告文学的特质、属性等，而是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可以说龚举善的学术论文集《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论略》是报告文学及其理论走向新世纪的必要回应。
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文化的转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电子媒体的出现引起了传播革命，一些异质因素如影视、网络、广告等加入到文学之中来，由此衍生出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艺术、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等等，文学样式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经典艺术门类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如今，文学日益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来。文化研究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将文学推向了社会审美活动的边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文化热”现象，如今，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正是在这种宏大的理论视野之下，因报告文学独特的“边缘性”或者说“多栖性”的文体特质，紧密地与时代结合在一起，“以其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我们真实地全景地记录了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历史图景”，文化研究成为作者研究报告文学的重要维度。
作者将文化研究方法引入报告文学的研究之后，并不是对文化研究的范畴作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期更为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基本规律。
二
作者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对百年报告文学现象进行宏观梳理时发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掀起的三次声势浩大的浪潮都紧紧契合着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见证着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
作者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自觉期定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十年代是现代中国的一大历史文化转折点，即致力于文化转型的文化启蒙运动让位于救亡运动。救亡浪潮中，在“左联”的大力鼓吹下，“报告文学”作为汉语术语首次出现，并由此标志着报告文学进入了全面自觉的时代，从而形成了报告文学史上的第一大浪潮——三十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这一浪潮的集中成果便是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中国的一日》反映了整个三十年代的社会风俗史。难怪茅盾说：“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第9页。）对于第二次浪潮五十年代建设型报告文学的评说中，作者透过报告文学显露出鲜明的时代色彩，认为“报告文学确实较其他文体更为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包括时代的病态。”（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第23页。）显然，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在过多的政治干预下呈现出创作上的某种“病态”和退化。然而，“它的成功与失败都给报告文学的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阐释空间，其足够的启示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牢固而特殊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大跃进’在内的五十年代建设型报告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或许高于文本自身的创新意义。”（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第25页。）发轫于新时期之初的第三次浪潮，作者称之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报告文学加大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的力度，“回眸意识加浓，热点追踪及透视效果明显，哲理性增强，更为注重批判意识和人文底蕴，并且不乏全球视野和人类意味。”（龚举善：《走过世纪门》，红旗出版社，2003年，第27页。）三
该书还相当注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即细读某些名作名家，在详尽的剖析中来阐述其闪烁着的思想光辉，最为典型的是对斯诺及其名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解读。斯诺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一生的十余部作品中，作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长久以来在人类进步的苍穹下闪耀着灿烂的光华，弥久长新。这种跨时空的国际报告文学，自然吸引着不同国域不同学科的专家来解读与阐释，其中真知灼见迭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试图对斯诺作品作出独特的解读自然就面对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