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最后从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对新月派进行了准确的历史定位：首先，新月派作为后五四时期以美英留学者为主体的社团和群体，其文化文学活动明显地具有留美文化尤其是美英留学文化的性质。它在现代中国跨文化交流特别是美英文化文学思潮的传播和濡化过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坚作用；其次，新月派同其他新文化、新文学社团或派别一起，致力于以反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变革，并以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文学实践，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一方面的贡献；第三，在文化化视域中，新月派作为深受美英文化传统影响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改良派，与其他各种思想派别，尤其是与左右两大文化思潮、文化派别处于比照和对立之中，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源与多元互动并存的精彩格局，同时也因之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还通过寻找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轨迹，找到其在世界化、现代化、文化化等视域中的位置及相应的因果关系，说明文学不是做单线的自足的发展运动，而是有着更加开放广阔的生存时空——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时空。因此提供了文学社团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新的视角和方法。
（四）《心学与文学论稿》：哲学与文学的交融从哲学视角观照文学，注重考察社会思潮、价值观念、人格理想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并揭示二者的密切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这方面已取得的研究实绩中，宋克夫教授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从其第一部专著《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到新近与其弟子韩晓合著的《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以下简称《心学》），无不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缘波寻源且时有洞见。《心学》一书以价值观念为切入点，探讨阳明心学与文学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揭示嘉靖万历文学的特质；并通过价值观念变革的考察，探讨嘉靖万历文学的发展、流变、消歇及其原因，堪称努力开拓深化心学与明代文学关系研究的一部创新力作。其中三点创新性贡献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将阳明心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时限由“晚明”而向前拓展到了“嘉靖”。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习惯把心学思潮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文学思潮统称为晚明思潮。关于“晚明”的时限，据较早提出“晚明”这一概念的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说：“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2页。）由此，在探讨心学与文学的关系时，人们往往偏重泰州学派及李贽对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代文学的影响，而较少涉及其余。《心学》一书结合丰富的实例和缜密的论证提出：“实际上，明代心学思潮之于文学的影响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有明显的体现，如唐宋派的活动、《西游记》的创作和徐渭接受心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因而，心学思潮及在这种影响下的文学，并不能等同于通常所说的晚明思潮。”（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2页。）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心学思潮的盛行是在明代嘉靖初期，对文学的影响则始于唐宋派，其时在嘉靖十二年（1553），较晚明思潮的上限要早30多年。其二，心学思潮消歇于万历末年，较之于晚明思潮的下限约早20年左右。因而，所谓“心学思潮”，是指从嘉靖初年到万历末年这百年左右的历史中所出现的一股重个体、崇自我的哲学思潮。这番正本清源之论，澄清了“心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弥补了以往学术界凡谈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只论泰州学派及李贽的不足。
二是用详实的史料，具体论证了心学与文学的具体关系。此书以思辨见长，但在探讨心学对文学的影响时，并不满足于理论的思辨，而是广泛搜罗挖掘史料，论证文学家与心学人物在行为上的交往及其师承关系。如王慎中、唐顺之与浙中王门的王畿、江右王门的罗洪先的交游，徐渭之深受浙中王门的王畿和季本的影响，吴承恩与浙中王门的万表的关系，汤显祖与江右王门的邹元标、罗大舷、章潢以及南中王门的唐征鹤等的交往等等，前贤甚少注意，而《心学》都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考论。特别是在探讨徐渭与心学人物的交往时指出：徐渭晚年自撰《畸谱》中，所列“师类”的心学人物有季本、王畿、唐顺之。而季本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徐渭27岁拜之为师，且师事终身。从这层关系看，徐渭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而且，徐渭和浙中王门的钱德洪、蔡宗兖、万表、张元忭以及南中王门的薛应等也有着广泛的交往。理清这层关系，再论析徐渭之受心学的影响，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对嘉靖万历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探讨。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微、消亡的历史过程，嘉靖万历时期那股声势浩大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文学思潮也同样如此。然而，在以往对心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对这股思潮的衰微却言之甚少。而《心学》不仅对嘉靖万历时期这股思潮形成的历史契机、发展过程及深远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述，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文学思潮消歇的三大原因：导源于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反拨；明末复古思潮的复兴；嘉靖万历文学自身的困惑。其中又以第三个原因的分析最为精彩：“个体意识的张扬无疑引起了对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法的冲击，但个人意识一旦脱离道德的轨道而任其放纵，必将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调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对人合理欲望的正视无疑引起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批判，但人的欲望一旦失去应有的规范而发展成为人欲横流，必将形成对群体利益的损害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引起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而在传统价值体系开始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矛盾与困惑就成为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必然。”（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导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这些精彩之论，既有历史感，也不无现实感。
四、文学思潮研究
思潮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曾经掀起一股热潮，并一直影响到现在。作为一种研究趋向，它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必然，也和现代文学史的特殊品质有关。“古代文学史由于背景材料的缺乏以及历史形成的经典性，因此适于以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主体。而现代文学除了作家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而这些活动又是和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过滤掉这些背景，单纯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以及它的历史脉络无法显现出来。”（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因此，寻找一个中间环节使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以至社会活动可以兼顾，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思潮研究就是一个较好的中间环节。转型时期本地区的思潮研究相当活跃，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陈美兰的《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何锡章的《理性与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论稿》、许祖华的《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和《中国新文4学思潮研究》等等。转型期湖北地区文学思潮总体上呈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突出文学本体性特征。思潮研究的论域往往涉及文学与政治、哲学、宗教甚至整个大文化背景之间的交叉关系。如何在论述过程中保持文学研究的本位，尽可能丰富地展现文学内外部关系的双向互动，这是思潮研究的关键意义所在。湖北地区的学者面对文学思潮时，在处理文学内外部关系问题上，各学者均有着明显的理论自觉，把文学本体性放置到首要位置。如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大版块（“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的划分，其依据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差别，而是文学的内部构成，也即审美功能层次的不同。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在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划分为两大类别，一是边缘化的浪漫主义，包括郁达夫、沈从文、废名、徐訏、无名氏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后北岛、舒婷等的朦胧诗及张承志的草原小说等另一类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体现在“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创作、建国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两大类别的划分体现了作者新的研究视角和力图保持文学本位的努力。
第二，关注文学现代性的是本地区思潮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现代性是贯穿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思潮迭涌，现代性是其基本动力。因此，现代性问题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本地区的思潮研究体现了对此问题的关注。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着重以自由主义文学为论述对象，关注作家及其创作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的文学追求，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现代性关注。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分别选取了小说和诗歌创作潮流为研究对象，前者讨论了小说创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诸多表现，后者则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经验。
（一）整体研究：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
20世纪80年代的思潮流派研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研究者们要么从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入手，探讨思潮流派的发展轨迹，要么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研究文学思潮的内部联系。在此过程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得到了拓展和深入，如思潮流派的影响研究，就涉及了传统文学、现代思潮和现代主义等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流派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作为一部思潮流派研究的专题史，是这一领域的总结性成果。
思潮研究不如作家作品研究那样“纯粹”，它与政治、文化思潮运动往往有诸多复杂的关联。如何保持思潮研究的文学本位，又能融合多方面因素，全面深刻地揭示思潮运动的轨迹和内部规律，是一个难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结构上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突破了以往以中国革命史为参照系的述史模式。从文学的内部构成出发，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划分为“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三大部分，从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哲学层、美学层、文学层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阐释，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宏观上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一划分的文学本位意识，“充分体现文学自身的特征及科学性、开放性和民族性”，有利于“深入地揭示这一历史时代思潮论争的因由和实质，以探索其发展规律。”（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页。）在具体的流派研究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也明显摆脱了之前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既顾及到文学思潮和政治斗争的客观历史关系，又没有简单地将它视为政治的、阶级的、路线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而是力图站在文学审美的高度，努力地使之鲜活、真实、客观。如在考察“普罗文学思潮”与“民族主义”文艺思潮论战时，作者不是急于将两者摆在政治和阶级的对立面来下判断，判定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必将赢得胜利的结论。而是客观地介绍了“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兴起、衰亡的过程，及其主要观点、文学创作，呈现大量史实，显示了这一流派是一个由儒士王权依附者组成的御用文人集团的历史事实。在史料的具体叙述之中，表现了这个流派的特点，展示了它“普罗文学”论争的本质问题，从而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思潮流派研究的文学史本位。
作为一部思潮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史学思维上也有鲜明特点：
首先是高度的历史概括能力。作者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划分为三大板块，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历史变化过程。作者在后记中对此作了说明：“它是从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发展的基本特点出发，即论争本身一方面在中外哲学人文思潮的撞击中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在中外美学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日趋成熟，而最终形成民族化大众化的雅俗合流风格。从而，将论争史划分为‘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审美追求的差异’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三大部分。”（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页。）《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证遵循着这样一个历史秩序：哲学观念的差异——审美理想的差异——雅俗合流的前进路线。这种论断既客观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的历史事实状况，又表现出了独特的历史视野。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以历史真实面貌为最高追求。在高度概括历史发展的同时，又有意打破固有板块结构的叙述模式，允许同一个流派可以在三大板块同时出现。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在叙述左翼文学思潮时，从不同的板块来完成叙述任务，多角度地再现“左翼文学思潮”的历史面貌。在上篇“中外人文思潮认同的差异”中，作者侧重从左翼内部哲学思潮层面的冲突和调和来表现“左翼文学思潮”的哲学观念的复杂性；在中篇“审美追求的差异”中，表现了“左翼文学思潮”在审美观念上“一元与多元”的论争立场，彰显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要求；在下篇“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部分，显示“左翼文学思潮”的大众化的追求。《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遵从历史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左翼文学”思潮的立体形象，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