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借来的。
当年明月写了本书，书名叫《明朝那些事儿》，书成之后请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毛佩琦先生为他写序，毛佩琦先生用的就是这个题目。毛佩琦为当年明月那本书写序用这个题目是贴切的，因为《明朝那些事儿》是一本用白话文正说明朝大历史的书
我这本集子定名叫《故乡的路》，因为，路不仅专指其功能意义，还有潜伏于功能之外的审美和传承。路，都是不肯站起来的纪念碑；路，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也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在故乡的路上，你只能放缓脚步，放慢速度，逐渐靠向永远的前方，人生莫过如此。故乡的路隐藏着一个隐晦的白天和一个看不见的深夜，看不见的太阳和月亮轻轻地洒在步行者的身上，让人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宁静。故乡的路可以是某一个人童年上学求知之路，某一个人成长恋爱之路，某一个人通向外界立业之路，某一个人温暖的回乡之路。
《故乡的路》借用“历史原来很精彩”这个题目作“后记”是否有些牵强。“历史”这个词在《辞海》中解释为：“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它这是广义上的定义，无疑是正确的。我这个集子中的一些文字却没有涉及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好像也没有涉及自然史和社会史，只是一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故事，虽说也能独立成篇，但是些可有可无、可说可不说的故事，给人的感觉有些无病呻吟，哗众取宠，乱笔涂鸦之感。但“历史”与“过去的事”是否有些说不清的联系？最少是我把“历史”理解为“过去发生的事”。
过去发生的事，有它的背景、环境、经过。把一些人和事放在特定的环境里特别有味道，这些味道在事发当时并不觉得，但经时间老人澄清后很透明，回过头再看，不但忘不记，而且越看越清晰，越嚼越有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借用“历史原来很精彩”，做我这个集子的“代后记”就不牵强了，而且自我感觉甚至还觉得十分贴切。
“过去的事原来很精彩”。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期都在乡村度过，那二十来年接触的都是农民，或者说是“父老乡亲”，因而走进我的那些故事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农民。他们朴实、憨厚，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就成了我故事的主线。好像那么多人都围着我，乱哄哄的，有的指手画脚，吵吵嚷嚷，有的还拍着我的肩膀，“写吧，写吧，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把我写进你的故事里”。这些声音长时间不停地在我耳边响起。于是我便不受任何局促，没有任何框框，一个一个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写成了《故乡的路》这个样子。
过去的事主要由“人”和“事”组成。
首先说说“人”。走进我的过去的事当中的人，都是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众生。《卑微人生》中的泉叔年轻时“老是乐哈哈的”，儿子在建筑工地摔死了，媳妇改嫁了，老伴哭瞎了还带着两个刚会走路的孙女，他一个人耕种几亩责任田，农闲时来城里捡破烂换几个零用钱，生活和岁月使他白净的脸变黝黑了，先前明亮的眼睛变得混浊了，先前的平顶头剃光了，先前的满口白牙被烟草熏得锈蚀斑黄了。他维持着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那么艰辛，还说：“活着是多么好。”那么知足，在那么低劣的环境里还注重着低廉的收藏，让人看了心里发酸。他是生活中的乐观者，卑微愿望的满足者，是热爱生活的人。《煮青蓝的水叔》是个老鳏夫，他破衣破帽破蓝衫，沿街叫喊着煮青蓝。驼背歪嘴，他的染布挑儿是扛在肩和背上的，“东家一碗粥，西家一撮泡菜就是他的一餐，他既不嫌咸也不嫌淡。”水叔的人生是卑微的，他也是弱者，但他同情着更弱的弱者，如同一盏微弱的灯，能给周围带来一片小小的光明。
《饥荒》、《小店》、《欠父亲的梨》和《父亲的水烟袋》中多多少少有点父亲的影子，父亲在我十六岁时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父亲是标准的农民，没有文化，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辈子没有照过相，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父亲的原形来，只有模模糊糊的记忆。父亲言辞短少，对任何喜怒哀乐不怎么露色于形，总是憨憨地笑，吃穿不讲究，但嗜烟，而且烟瘾大。古铜色的脸上布满饱经风霜的皱纹，常留艰辛的痕迹，双手永远像干老粗糙的枫树皮。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给人的感觉他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劳作机器。他没有过高的追求和愿望，甚至是对我的要求，也只是要求我做个生产队里的记工员。“也许父亲的希望就如这袅袅的青烟再升高一点就不见了”。他对生活的念想就是烟，家庭经济又拮据，“父亲就成了小卖部里的‘零买户’”，有时为了满足烟瘾，增加密度，将烟剪成两节抽，走路时若看见有较长的烟头，他一定会捡起来装在火柴盒里，留下再抽。母亲认为抽烟烧的是钱，常为抽烟而责骂他，他也逆来顺受，他是一个典型的“妻管严”。但他热情乐于助人，有他的道德底线，损人的事不做，他严格遵守着大家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一辈子为吃饭劳苦耕着，守着“酸、涉没有甜味”的日子。这就是父亲，一位朴实农民的代表。
《饥荒》、《‘新屋’的风波》和《今夜，月亮是母亲的》中有母亲的影子，作为农村妇女，母亲也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乡村有一种说法：“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母亲嫁给了一个憨厚、本分、老实，死做如泥巴坨的父亲，而且带着一身的病痛。这就决定了母亲处事的方式和秉性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变形，她必须勤劳，必须泼辣、刚烈，必须遇事拿主意。在家里是当然的“一把手”，在外面遇事也是她出头露面。打我会记事时起就是农业社、生产队，母亲每天都在生产队里劳动，从秋到冬，从春到夏永远重复地劳作，永不停歇地赚工分，严格来说她真是劳作而死的。母亲死于脑溢血，和父亲死在一个月里，相隔十七天。母亲去逝那天的情形我历历在目：那是盛夏的“双抢”季节，早晨天刚蒙蒙亮，她便和其他妇女一样从河边挑起一百多斤一担的水草（用于肥田）去山边的田里，那都是要过称的，根据重量记工分，然后在秧田里扯秧。也就是那天，母亲扯着秧，慢慢地她的手抓不住秧了，是从右手开始的，经过多轮的尝试，右手怎么也抓不住秧了，母亲便提着秧马上岸了。我们学生组正在离母亲不远的垄田里插秧，走到我插秧的田边母亲告诉我：“右手不管事了。”她担心她的右手会瘫。我便丢下手中的秧把她送回家。我想母亲年岁大了，可能是“双抢”累的。从田里到家的距离不远，母亲的手脚在这段距离中越来越不灵便了，后来几乎是我背着她，母亲一路流着泪，一路唠叨着：“瘫了么办……”。
回到家里，我累得满头大汗，我把母亲平放在竹床上躺着，就去邻村请大队的“赤脚医生”（乡村缺医少药，赤脚医生只有在三个月的培训班里学习得来的医术水平）。赤脚医生不在家，我留下话后转身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睡着了，而且有着鼾声。母亲平躺在竹床上，早晨未梳理的头发蓬松地散乱着，在我当时的意念中：母亲是累了，太辛苦了，让她多睡会吧。因为生产队里还未收早工，我仍然向田间走去。参与了近一个小时的插秧后，才听到收工的钟声。收工回到家里时，我惊呆了，母亲躺在竹床上，两眼微开，脸部明显歪斜了，一双眼睛歪了，嘴巴也歪了，左边缩小，右边拉得老长，不到一小时母亲怎么就成这样呢？
我喊了四叔，要将母亲送往保安医院。四叔忙着绑担架，这期间，我抱起母亲让她靠在我的身上，母亲的身体一阵阵抽搐着，她已不能说话了，嘴里开始流出滑腻的口水，像透明的玻璃柱。两手蠕动，面部振得通红，那手始终没有抬起来。四叔说：“天气太炎热，旱路又太远，怕来不及，划船好些。”我想尽快将母亲送往医院，就说：“哪快哪好。”村里来人帮忙将母亲抬到湖边的船上，天气闷热，船板到处发烫，母亲晕糊糊地睡在船板上，不停地打着呼噜。我用竹篙支起凉棚，用棉布单子挡住太阳，尽量不让太阳照射到母亲身上。一个多小时后，母亲终于被送进了保安医院的急诊室。医生会诊后，在母亲的胸口上扎了一针，这针并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母亲抽搐几下后，呼噜声停了，呼吸也停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被人抬回来的。
母亲被抬回来后和那简易的担架一起平放在门前的土台上，太阳炙烤着她那并未消瘦的遗体。有人在忙着为土台支凉棚，我拼着命要把母亲抬到屋里来，因屋里阴凉些，村人不让我接近母亲，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淌，直至嗓子全哑，终是徒劳。
土台上搭起了停丧的凉棚，母亲就躺在那凉棚里。午后，“轰隆隆”一串炸雷响过，天的西南角涌起一片乌云，首先到的是风，接着乌云遮没了太阳，狂风一次又一次掀翻凉棚。四叔和其他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加固凉棚。天黑时，随着一声霹雷，黄豆大的雨点被震落了，随着金蛇似的闪电，我看见了地面跳跃着的白茫茫一片雨雾。放在母亲脚前的指路油灯随风漂浮不定，母亲平躺在木板上的样子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苍白的头发蓬乱松散，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没有梳理，额头上的皱纹又粗又深，眼睛闭得不踏实，宽大的脸，不像送医院前那样歪斜，显得周正多了。大襟的棉布衬衣，双袖各已剪去一截，胸前补丁的针脚长短不一，双手垂放两旁，手背青筋条条突兀，手掌是宽厚坚实的老茧，手指骨节粗长，尽管夏天也有几处裂口。用靛青煮染过的棉布裤子，有一只裤腿还卷于膝盖之上，小腿上还有少量的泥巴，蚂蟥咬过的伤口流下的血迹还在。我端来清水洗掉母亲脚杆上的泥巴和血迹，母亲缠过小脚，中途又不缠了，连那未能包裹成功的脚丫子也洗得很干净。四叔在帮着木匠给母亲做棺材，从楼上放下不少楼板，传来锯木板和锤钉的声音。棺材做成了，不，那不叫棺材，那是用木板钉成的一个又长又大的木匣子。深夜母亲便被装进了那木匣子。
这就是我的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五十七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一天我便成了孤儿，开始了我一个人生存的岁月！那一天，我还不满十七岁。
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我真的没有把她写好，为此我常常谴责自己。以后我还要从不同的侧面写母亲，也是我对母亲的纪念。母亲装进盖棺的时候我却没有哭，那是生离死别。母亲也许是随父亲去了，他们前后相隔只有十七天。母亲嫁给父亲嫁错了吗？也许没有，不然她怎么会这么快就跟随父亲而去呢？其实乡村里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芸芸众生里大家认可的般配夫妻少之甚少，好汉无好妻，世上有一大堆，好妻无好汉，世上还有一大半。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们生活很艰苦，可心胸开阔，天性乐观，这是长江南源楚文化的特点，土地是唯一的盼头，一路这么过下去，天就黑了，一茬人就老了。
还有《三奶》和《二婶》。三奶慈眉善目的，她的姓“我”都不知道，更不说她的名字了。我的故乡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男尊女卑根深蒂固，女人是从属品，地位低下，出嫁后，只保其姓，省其名，成了“张氏”、“陈氏”，而且在其姓前还要冠其夫姓，如“李张氏”，“胡陈氏”，村人称呼也是“张婶”、“陈嫂”。如果一个村子里同姓的媳妇多，村人便用其夫名区分，如“泉哥家的张嫂”、“国哥家的张嫂”。久而久之，她原来的名字就在日复一日中淡忘了，别人就不知道她叫什么了，有的甚至连她自己也不知她原来叫什么名字了。新文化运动上百年了，但我的故乡这种男尊女卑还没有改变过来。作为童养媳的三奶就只能生活在世俗里面了，她的思维永远也跳不出圈外。
“二婶”是乡村中自认命贱一类妇女的典型。这类人往往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时甚至嫉恶如仇，为争一时之气死于非命的大有人在。二婶若不是“来桂姐”看管得好，就会喝下那瓶“敌敌畏”死于非命的。若真那样就会惹下“打人命”之祸。我小的时候在乡村里看过一次“打人命”。同样是两位村妇吵嘴，其中一位喝了农药死去。死去的妇人娘家人成群结队地来，将死者尸体抬到另一位村妇的堂屋，并将其家砸得稀巴烂，好像她就是杀人凶手一样。这种愚昧，粗野的陋习至今还有。像“二婶”这类人往往又容易疏导，只要疏导得法，往往改变快。因为这类人不记恨，思想一通，就会改变，也易于接受新理念和新事物。
在写家乡父老时，还让我触摸到另一种善良，那就是“祥哥”一类的人物。在远离城镇的小村庄里，他们是最为卑琐的一群。抽最劣质的烟，喝最劣质的酒，围着老婆孩子几张嘴忙活。他们在最为平实的泥土上默默耕耘着一种生活的希望，即便是妻子“莲花嫂”行为不端，红杏出墙，也只是一巴掌的尝试，不成功后就一如既往地忍耐、忍耐、再忍耐。以时光的宽容和自身的善良默默地实现一种坚守，最后只是安静地守在“野塘”，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写满艰辛。改革开放在给中国发展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无情地颠覆着我们的金钱观、价值观、伦理观。每天我们都从一种欲望到另一种欲望，从一种寻找到另一种寻找，永无止境。但生活却是真实存在着！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形形色色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不断上演。强者呼风唤雨，弱者俯首称臣；胜者张扬得意，败者落寞孤寂。但只有我们永久地触摸到一种善良时，才深深地感到一种希望，一种力量。
我当过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由于职业原因，我写了一组乡村教师。在写他们时，我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我想平实地陈述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朴质无华地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用平常心去写他们的高尚，带着一种敬佩之心去贴近他们内心的向往。启蒙老师“养母”，她含辛茹苦工作在边远山村的讲台上，校舍是“古庙”；《阳光下的阴影》中的王单丁老师，“瘦削不堪的样子”已“风烛残年”了。工作环境是“一间办公室兼寝室，一桌一椅，一简单铺盖，四壁冷清”。午饭是“一碟莴叶，一瓶泡菜”。收入仅是“乡里每月每人补助十三元五，村里每月给三十，已经十多年没变了，往往年终还很难兑现”，“三十一年了”可王单丁就是舍不下孩子。王单丁也很焦虑：“而今的孩子稍大一点就种田、学艺、卖工，做生意去了，留都留不住。这样市场上多了一个商人，课堂里便少了一位学生，家庭里是多了一份收入，可这古老的山村里又多了一个文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