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不少机关由于人员超编，经费不足，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闹得民怨沸腾。为此，政府也先后多次进行机构精简，遗憾的是，每一次精简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最终没能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
如此说来，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难道真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吗？
在我看来，行政成本过高是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的结果，只有从约束权力上入手，成本才能从根本上降下来。
我们政府的权力从来都少受约束。而精简机构，节省开支，无异于政府内部自身的一场革命。要想自己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当然，许多事情，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行政成本要想有效地降下来，除了在体制、制度、观念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完善之外，政府必须痛下决心，交出某些本不属于自身的权力，并切实让人大和公众对自己实行监督。比如对花什么钱、花在什么地方、怎么花、是否有效率，尤其是对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公车使用、手机话费、办公用品、公务接待费，以及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应予以详细列出，便于进行监督。总之，只有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监督部门的监督措施得以落实，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原载《珠江晚报》2008年10月3日
继承传统不能脱离时代
谢 泳
最近清华大学一个文科实验班要学生背诵《四书》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议，虽然各说各有理，但其实有些说法是脱离时代的，比如要求现在的学生背诵《四书》就不切实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想稍有常识的人，现在都不会否定。就是对于儒家经典，现在多从正面理解，也是国人共识。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中小学生读经，从五四后就是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当时军阀一般来说都主张中小学生读经，比如主政湖南的何健。但大学教授恰好相反，比如鲁迅、胡适、傅斯年，他们一生都反对中小学生读经。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判断对错，其实没有意义，关键是要对他们各人当时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有切实的了解。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在文化的普及层面，主要依靠传统的私塾，在教育成本方面，这种方式有操作性和广泛性：在普及的基础上要提高中国文化的水准并保持这种文化的活力，中国产生了书院制度，它是民间思想、学术流派形成的制度形式；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习和承传中国文化有了制度保障和现实性。这三种方式的完美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知识保存和承传状态，共同构成中国的教育传统。一种文化，它生命的保存和延续，必须寻找到最佳的承传方式，当这种方式发生变化后，再说保存这种文化或者想要让这种方式提升到更高程度，基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在事实上很容易流于空话。晚清以降，中国学术一代不如一代是基本共识，主要就是因为承传中国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
今天提倡背诵《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电脑时代，简单记忆的作用，和传统时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能不能背诵的问题，是背诵了这些又如何的问题。电脑向移动化方向的变革，使简单以贮备知识为追求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变化，不是说记忆变得没有价值，而是能不能做到记忆或者记忆了以后怎样的问题。
在传统时代，中国文化在事实上寻找到的继承方式所以可行，并能产生作用，主要是没有脱离时代，那种知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事实上也是一种经验表述和总结，但在今天，这一切就未必能有这样的功效了。也就是说，那时代读经就够用，而现在不够用了，或者说在道德上够用，而在知识上早已不够了。
我经常和那些主张读经的人开玩笑说，现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是两条，而且可以立竿见影，一是高考只考《四书》《五经》，二是公务员招考也照此办理。不出一个周期，中国学生的读经水平马上提高，就如同现在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一样，但这可能吗？管理现代国家，控制现代社会的知识，传统经典中所能提供的东西毕竟有限。重视传统文化没有借，提倡全民读经，总比“批林批孔”好，背诵十三经，肯定比背诵“老三篇”好，但一切文化继承，绝对不能脱离时代。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7日
慎给暗杀唱赞歌
黄 波
朋友告诉我，近期《杂文报》上有一篇奇特的文字，伍立杨先生的《喋血以争的革命精神》，居然为暗杀大唱赞歌，说什么“清末民初的暗杀之辈又远不止有公心而已，它作为一种革命的方法科学，始终贴近最大的最后目的。……进人类于大同，坦然向文明迈进。”
我不太惊奇，因为据我所知，伍立杨2001年就有《铁血黄花》这样为暗杀唱赞歌的专著。今年，他在一本名叫《读史的侧翼》新书里，又为刺杀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写了一篇《暗杀时代》，他捧之为“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的“不朽奇文”，说行使暗杀的“确为国人中不可多得的贤人精英，是最有头脑的优秀分子，其余则不必寄予希望。”我唯一感到诧异的，是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这么多深刻变化，在人的基本权利越来越得到张扬的今天，据称专研民国史的伍先生，还会这么经久不息地唱着同一曲让人恐怖的赞歌。
我知道，伍立杨在给暗杀唱赞歌的时候，高举着一面名叫“目的”的大旗。暗杀虽然是一种暴烈而又卑怯的手段，可由于行使者是革命党人，因为他们是要推翻腐败无能之清廷，“救济人民之苦难，贯彻兼爱主义”，所以，他们的暗杀就崇高起来了。但正如我多次所申论，讨论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更应该考察手段，因为手段是否正义在当时就可以检测，而“崇高目的”云云却常常虚无缥缈。即使是落到“目的”上，伍氏所论也十分牵强。革命党人之暗杀不外两个目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清政府，远的目标是如伍氏所谓“救济人民之苦难”。这个远的目标，历史事实俱在，就不说了；推翻清政府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实现了，但其中暗杀的作用似也甚微，最后逼得清政府倒台的，不是还得靠武昌一役，靠新军和清军真刀真枪的对垒？
像吴樾这样，为了一种主义一种符号，其舍生取义的精神自然值得敬重，然而，历史的吊诡往往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预料的。我很奇怪，清廷中贪渎、残暴的官员甚多，吴樾的暗杀为什么偏偏要施之于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是如后来学者所宣称的，不满清廷以宪政“欺骗人民”？然而究竟是不是真的宪政，总要等别人实施起来才知分晓嘛。革命党人攻击清廷预备立宪过程太长，可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后，其规定的从军政到宪政的过程，比清廷还要缓慢，蒋介石主政后，宪政更是遥遥无期，吴樾若地下有灵会作何想？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暗杀，哪怕是为了以暴易暴。不仅仅因为，暗杀在易暴方面作用甚微，更因为，几乎所有暗杀等恐怖活动中，都会有平民的血泪，而这又恰恰容易被我们的史家所忽略。
前面说过，清末民初，革命党所行使之暗杀不知凡几，可是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只记录暗杀是否成功，而对被误伤的平民却完全不予理会。难道真的没有被殃及的“池鱼”？不可能，众所周知，革命党人的暗杀，除了用枪，很多时候用的是炸弹，谁会天真地以为，天女散花般的弹片会长了眼睛，不伤无辜？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中记载了一次广东的暗杀行动，暗杀对象“及其卫队多人均炸毙，邻近各店倒塌者约六七间”。多人被炸毙，店铺倒塌者达六七间，可见炸弹之威力，那么完全处于懵懂状态中的平民竟会毫发无损？我不相信。革命党后来掌握了政权，对那些无辜殃及的平民是否给予了赔偿？……过去提这些问题也许会被视为荒谬，可是在公民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应该不屑一顾吗？
宋教仁死于袁世凯所主谋的暗杀中，这诚然是天人共愤之举，然而，愤怒的国民党人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对清末民初以来层出不穷的暗杀进行深刻反思，对自己历来奉行的暗杀政策进行认真检讨，那很可能会赢得道义和民心，比他们发动的讨袁战争更有效，并由此使污浊的中国政治得到清洁。可惜，中国人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原载《湘声报》2008年3月21日
浙大的“教授治院”能走多远
景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