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蒋介石一生，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内外环境更为严峻，他对军队的控制更加严密，他以“总统”兼着台湾军队的“最高统帅”，每年都有固定的与部队联系的日程表：元旦接见“英雄战士”代表；“九三”军人节训词；参加陆、海、空军军校毕业典礼；定期参观三军演习，下部队视察等等，其中每年参加军校的毕业典礼最为重要。退台以后，国民党军队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是“全民皆兵”，另一方面士兵又经常轮换，但经过军官学校正规训练的军官是“终身制”的。蒋介石针对这种情况，以控制军官来控制军队。他每年必须参加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亲自进行毕业生的“校点”，邀他们聚餐。经此“程序”，这些未来的军官们就变成了蒋介石的“学生”。
以往，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主要靠恩威并施，培养下属对他个人的“忠诚”，并不注重“思想工作”。1965年他控制军队又有新招，为配合“毋忘在莒运动”，加强“反攻心理准备”，首次召开了国民党军队的“文艺大会”，推行“军中文艺运动”，蒋介石在“军队文艺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军队文艺的重要性，称“文艺是战斗的精神武器，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战斗的文艺！”“在战场上，文艺比任何因素都深入，都重要。”他还具体提出了推行“军中文艺运动”的十二项要领：
“第一，是发出民族仁爱的精神；第二，是复兴革命武德的精神；第三，是激励慷慨奋斗的精神；第四，是发挥合作互助的精神；第五，是实践言行一致的精神；第六，是鼓舞乐观无畏的精神；第七，是激发冒险创造的精神；第八，是奖进积极负责的精神；第九，是提高求精求实的精神；第十，是强固雪耻复仇的精神；第十一，是砥砺献身殉国的精神；第十二，是培养成功成仁的精神。”
以这“十二项要领”为指导，国民党军中的文艺工作者配合“反攻大陆”，写出了许多“反共”作品，继50年代初期后，又掀起了一次“反共”“反攻”的舆论高潮。
蒋介石知道，“反攻神话”在台湾民众的心目中已经破灭，并不仅限于军队之中。所以在看到军中推行“毋忘在莒运动”有一定实效后，就要推向全岛。在1965年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要求把“毋忘在莒运动”推向全台湾：“现在我们民族的复兴基地，普遍的掀起了‘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亦就是我们全国军民，要求自己，各以其为良知为尺度，以责任为鞭策，以敌情观念为第一，以战斗意识为第一，一切工作对准敌人，一切工作都是战斗，加紧准备，加紧建设，加紧团结，人人坚定决心，人人竭尽责任，从不同的岗位出发，向着共同的唯一的反攻复国的目标奋进！”他在3月29日发表的“告青年书”中又要求台湾青年，“人人效法先烈，念念不忘在莒”。
从1965年开始，“毋忘在莒运动”又从原先只在台湾军队开展的一项活动，渐渐推向全社会，成为一场遍及全台湾的政治运动。
这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其“反攻”遭到一系列挫败，民心士气低落的社会气氛之下设计的一场“政治激励运动”，力图使民众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反攻准备”联系起采，使当局仍能维持“反攻大陆”的“神话”。
六、策划军事反攻大陆未果，彻底绝望了
中国大陆上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况以及越南战争的扩大，使“反攻复国”计划一直受挫的蒋介石精神再次振奋，认为“今日复兴之机运，业已再握，……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事拘限”。于是，除了政治攻势外，军事上也蠢蠢欲动。
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台湾岛内掀起了一股“敦促政府反攻大陆”的潮流。特别是一批“立法委员”纷纷呼吁“利用越南反共战事扩大及毛纵容红卫兵在大陆上横行作乱的当前时机，进行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利用此时机反攻大陆，不应再受中美条约的限制”；“目前匪帮是挫于外、讧于内，兵法乘势，此其时矣，何不即刻兴师，跨海西征，诛除巨憝，完成戡乱”，并坚称“决不可坐失良机”。
蒋经国自称“当前国军的战力与士气，必能肩负得起反攻大陆的重任，更有绝对制胜的把握”。
“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则宣称，国民党军队攻下福建后所需的军粮及福建2000万人口的民粮，台湾均已做了准备。
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利用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的机会宣称，如果中共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说这是“合符逻辑而自然之事，且此项计划及希望吾人已准备了10多年”。
同年12月25日，他在“宪政研讨会”上，再度为反攻大陆鼓气。他抨击大陆“是个无法无天，黑暗恐怖的地狱世界，……已经濒临最后崩溃的边缘”。他说：“审度当前情势，面对大陆反共反毛斗争的继续开展，我反攻行动实有随时发动的可能”，“毛贼匪帮鼓动‘红卫兵造反’的狂言妄行，必将一语成谶，而促起我们反攻革命战争与大陆反共抗暴运动的结成整体，汇为洪流。”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准备利用中共目前的动乱局面而予中共以一次死命的打击。
他还指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把握大陆动乱局势，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以策进反攻复国行动”的问题。
台湾沉浸在一片“反攻大陆”的喧嚣声中。1967年2月9日，台湾《中华日报》以《历史性的春天来了》为题，发表一篇社论，鼓吹这一年是“反攻大陆”决定性的一年。
除了一系列反攻宣传外，台湾当局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加紧了备战工作，并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在1966至1968年的3年之中，蒋介石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军事反攻大陆。1967年初，驻守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0万人。外电评论说：“这些部队，如果说用以防卫的话，似乎用不着这样多人。”美国政府曾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出一部分军队，但遭到拒绝。同时，台湾也有2个师约3万余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击。
国民党军队还在台湾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其中每年10月举行的代号为“南昌”、“南京”、“光华”的三军联合演习，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出动了各种飞机、导弹，各类舰艇，大编队战车群，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以模拟陆战、攻坚作战、海战、空战为主要内容。而且每次演习，蒋介石都亲临观摩，为国民党军队打气，并希望“反攻复国的每一战斗，皆能像今天一样如示渚掌，也像今天一样动如雷震的胜利成功”。
另外，还以防原子弹为主要目的，举行了“泰岳二号”、“泰岳三号”联合防空演习。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频繁进行武装探试。
一是派遣大批武装特务，如“反共救国军”等渗入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1966年10月15日，“海上突击队”在福建闽江口附近海面，袭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巡防艇。1967年5月29日，一股武装特务在山东沿海登陆，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同年11月19日晚，广东省惠阳县平潭墟空军机场遭到“反共救国军”的袭击，据称一些飞机被毁。
二是派遣大批特工人员潜回闽、粤、桂、滇地区，利用渗入群众组织的办法，以图组织“反毛救国军”，并借机煽动群众破坏交通等。
三是国民党空军又借机寻衅。自从1965年8月6日和11月14日两次海战中，国民党海军军舰“剑门”、“章江”与“永昌”号被击沉，其军事挑衅一度收敛。但1967年1月13日，国民党空军同人民解放军空军再度在金门附近发生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F-104型飞机1架，人民解放军空军被击落2架米格-19型飞机。这是自1960年以来，台湾空军第一次占了便宜，于是乎大吹特吹，肆意渲染。蒋介石也于2月3日召见空战人员，大加训勉，要他们“为反攻复国战争开创更光荣的纪录”。
尽管如此，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严密戒备与严厉打击，蒋介石乘乱反攻的企图终于又一次失败。1969年后，这场来势较猛的反攻大陆再度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徐廷则、黄天明等纷纷驾机飞向祖国的蓝天，投入人民的怀抱。就连蒋介石的前行政院长翁文灏、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甚至接替他总统职位的政敌李宗仁，也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大陆，并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尽管在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没能投入祖国的怀抱，但他们绝大多数决不愿再充当蒋介石“反攻大陆”神话的祭品，他们的心是向往大陆的。当时居台北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逝世前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蒋介石还能“反攻大陆”吗？美国人对蒋“反攻”态度的冷淡与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说：“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读罢本书，我们似乎可以更加清晰地勾画出蒋介石的败绩或其败迹了。扼要之：自从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后，直至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岛死去，其间48年，蒋介石一直视中共军队为心腹大患，于是一直没有放弃过要消灭它的念头。然而，小打小败，大打大败；战略上失败，战役战斗上也败；用精兵强将败，亲自上阵也败。如果说，蒋介石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失败还是局部的、非致命性的话，那么到了全国解放战争特别是后期，蒋介石的失败就是全局性的、致命性的。3年多的内战，蒋介石兵败大陆的过程，不是败一仗输一役，而是仗仗败、役役输，始终败，全局败，共被消灭800余万人，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损失的兵力可以与之相比，而德军损失的兵力是在近6年盟军、苏军等数十国军队抗击和反击的结果。
所以有专家说，蒋介石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最不应该失败而失败的枭雄”。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败绩（迹）？这似乎人尽皆知了，了解历史的中国人，谁都能说上几条，最根本的恐怕就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失民心者失天下。失去了民心意味着政治上反动，而政治反动与军事必然是紧密相联的，一切战略战术、指挥协同、士气斗志、军内团结等无不受此影响。
蒋介石曾无数次寻找失败原因，总结出若干条，但终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他也曾无数次问到共军为什么能取胜，找出若干条理由，但终不得其要领。之所以如此，因蒋介石至死也未认识到其中的奥妙和真谛：他所代表的是反动的力量，是一种腐败没落的势力，失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