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的确是够蒋介石焦心的。东北丢了，50多万大军被歼灭了，如今淮海一战，近60万大军又全部报销了。京沪完全暴露在共军面前，这怎能不使他心急如焚呢？3年前，他发动全面战争的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洋洋的神气，已经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离心倾向进一步发展，蒋介石的“权威”不灵了，桂系在向他挑战，美国“友邦”也在对他施加压力，一向忠实他的侍从奴仆也感到前途无望，离他而去，简直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了。
淮海战役惨败，在国民党集团内部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官兵感到前途无望，无心再战，就连被俘和阵亡将领的家属，也纷纷找来哭闹。
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被我俘虏之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
蒋介石好不容易刚打发走黄伯韬和邱清泉的家属，忽报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又前来求见。蒋一听就对俞济时说：“你去接见她，就说我不在。你告诉她，杜聿明被俘，我已知道。你就说是我的批示：对杜聿明家属给予厚慰。”
俞济时奉命在总统府接见了曹秀清，并把蒋的批示告诉了她。
不提蒋批示还好，一说蒋批示，杜夫人告状似的哭诉道：“我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这不是明明要他的命吗？”
这一哭闹，轰动了总统府许多人，有的私下议论说：“杜聿明为蒋家天下死战了20多年，这次突围走不动被俘，老头子连家属也不见，未免太不近情理！”有的说：“辽西战役大败，卫立煌逃出来，老头子命令撤职查办。看来，替蒋家干事只有死了才合适。”
就在曹秀清在总统府大哭大闹的时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丧失了近60万军队之后回到了南京。蒋介石听说刘峙回来，勃然大怒，对俞济时说：“刘经扶专为个人打主意，无耻至极。这次徐蚌会战，刘无德无能，贻误大局，实在可恨。”蒋说罢，乃下令撤销徐州“剿总”总司令部，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由汤恩伯任总司令，布置江防守备，刘峙听候审查处理。
……
八、刘峙谈其失败
淮海战役结束，刘峙自蚌埠逃往南京，被蒋介石解除职务。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刘峙无颜随行，携三姨太，手提细软，逃往九龙，被土匪洗劫一空，竟至流落街头，后来，日子过得很不顺心。经何应钦从中说情，蒋介石同意他来台湾，度过余生。
那么，对于淮海这场决战，刘峙是怎样看的呢？他说：
“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
失策与失误的要点是：“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定，结果是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态势上的劣势”；
“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致使黄维兵团未能及早兼程东进，参加作战，失去战机”；
“杜聿明放弃徐州根据地，而做旋回运动，本属冒险，竟不能发挥勇敢果决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匪军’，致陷全军于危殆”；
“各部队长个人相互间，平时在精神上有隔阂，战时在支援上复不易协同，致虽有大军，亦难发挥最大统合战力。”
国民党军统帅部认为：
“失败之主要原因，首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仍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力保持，战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均有重大错失。”
九、杜聿明谈淮海战役失败
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后被俘。他后来以亲身经历谈了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除蒋介石在政治上“腐朽透顶”之外，在作战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用将不当，主观武断，决心不定，决策左改右变，士气低落，战斗不力。他讲了这样几层意思：
1蒋介石独裁指挥，主观武断
徐州守敌南逃后，贾汪煤矿的煤炭源源运到徐州，供津浦、陇海铁路机车使用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不稳固，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国民党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从解放军方面来看，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
2我以赴刑场之心上战场
1948年11月8日，我从葫芦岛指挥国民党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9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8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么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11月3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3蒋介石改变决策，黄百韬兵团被歼
11月10日，我到南京开会。
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不遵照他的命令，就料到有关国民党军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计划”的决策是蒋本人改变的。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伯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4不知己，又不知彼
“剿总”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民党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致胜呢？而国民党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军丧尽民心。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2、3野之一部，而国民党军从人民方面得来的情报是2野主力；又如2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刘峙及其参谋长每天骂黄维行动迟缓，按兵不进。
5蒋介石再变决心，黄维兵团被歼
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12月10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15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
6蒋介石三变决策，全军覆没
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未能先走，一直等到29日早晨才起飞。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最后阶段，我军全歼杜聿明部两个兵团20余万人。这是俘虏走下战场。
我将命令下达后（口述笔记，以后正式补发），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1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到29日晚，第13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对萧县情况不明，很担心被解放军阻击，打破国民党军撤退计划。
3日上午10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当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当日午后我到达孟集，即将以上决定补下笔记命令。同时我电复蒋介石说：“昨日因各部队零乱，停止整顿一晚，本日各部正在前进，到孟集附近时，奉到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如上），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共军攻击前进。指挥部本晚在孟集。”我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
晚上接到国防部的正式命令。接到这一电令后，看到蒋介石又变更了决心……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此时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屡遭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然而经过再三权衡，最后蒋介石还是把傅作义集团留在华北“固守平津”。这实际上就是把傅作义集团作为赌注押在华北，明明看着要输，也要做最后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