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我50岁。用中国人的古话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一年，中国数千年的帝制被推翻，震动了欧洲。
就在这一年，我转入精神分析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进入这个新起点，也可以说是一段机缘。因为我在这个时候结识了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
在我的人生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经验使我特别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我能在精神上分担另一个人的超凡而罕见的命运。伴随我成长的周围的人们天生都倾向于内心生活。
这与我年轻人的经历有关。
在我接触的重要人物中，基洛特、尼采、保尔、里尔克，还有我的丈夫安德烈亚斯，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时时激发着我想去了解他们的内心。我曾经说过：“我要了解每个人的内心”。其实，这就是精神分析的起步。
1911年的夏天，我到瑞典休假，在女作家埃伦.凯伊的家中认识瑞典精神病学家比埃尔博士，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比埃尔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会员，与弗洛伊德密切合作过，他向我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科的理论和实践。
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从分析疾病状态入手，我们才能打开通往正常人的潜意识神秘地带的道路。在这个潜意识之中，性和自我尚处于自恋式的相互联结状态，真正的人类之谜也是从这里开始。
我发现，这是我多年来想寻求的一门学问，它是一把可以打开人类心灵的钥匙。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觉得，脱离了童年以后，我的生命期盼就是精神分析。这不仅是为了分析别人，也是为了分析自己。
我在瑞士短暂停留后，回到了家里。9月份，我和比埃尔博士结伴前往魏玛，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三届精神分析学大会，并与弗洛伊德谋面。我强烈要求跟他学习精神分析学，他却嘲笑了我，他用了二十五年时间才形成自己的学说，而我却想在短时间内学会它。
这一年，弗洛伊德55岁，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类的心理活动的提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揭开了梦境的谜底，开启了性学禁区，发现了人类思维深处的潜意识。开始时，有人视他为天才的创造，有人则视为离经叛道。到了1911年，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成为国际显学，在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上，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弗洛伊德是大会的中心人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经过长期的研究演变而来的。最开始，他是在接触一个癔病病例时，发现催眠术存在很多问题，就改进了宣泄法，后来又变成“自由联想”。1896年，弗洛伊德将通过病人的精神“自由联想”而使医生分析病因的方法称之为“精神分析法”。弗洛伊德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又通过对无意识、性欲、过失、梦等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形成了精神分析科学理论，成为引起世界轰动的重大发现。
从最初接触，到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进行了长达25年的探索。他当时拒绝收下我这个老学生，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速成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另外，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还能学会什么呀？等我学会了，也许只能带着这些知识和方法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可是，我绝非一时兴起，精神分析已经吸引了我，就像当初我被文学吸引一样。为了能让弗洛伊德收我为徒，我决定先自学六个月的精神分析基础课程，以拉近我与这门课的距离。
1912年9月底，我在哥廷根给弗洛伊德写信，告诉他，我从未放弃过精神分析研究，而且随着研究愈深，愈发被吸引。现在，我有机会去维也纳，在那儿待上几个月。“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亲自向您求教，可以去听您的讲座，或许还有机会申请去参加您所举办的‘星期三心理学会’？全身心的投入到以上所列事项，是我此次前往维也纳的唯一目的。”
这次，弗洛伊德没有再拒绝。他给我简短而亲切的回答：“尊敬的夫人，如果您能来维也纳，我们全体人员将会竭尽全力，让您了解到全部精神分析学已知的点滴。我已把您参加魏玛会议看做是一个吉祥的征兆。”
10月25日，我和埃伦.凯伊坐着火车来到维也纳。那天，刚下火车就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我们在找住房的时候碰上耶克尔斯医生，他告诉我，弗洛伊德的讲座当天刚开课。我们就到弗洛伊德家去领入场券，发现他的家就在附近。拿到入场券才知道，弗洛伊德在大学里的讲堂几乎就和我住的饭店门对门。饭店旁边有一个餐馆，下课后，到这里来用餐的全是弗洛伊德的弟子。门外还有一些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弗洛伊德交流，也方便与他的弟子们在餐后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难题。餐厅里将是一个各抒己见，在偏执中流露真理的地方。
我和弗洛伊德见面了，他看起来比参加魏玛会议时老了很多，人也显得憔悴了。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本人也提到了这一点，似乎有难言的苦衷。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受当时正在进行的“斯特克尔之争”的影响吧。
我是初来乍到，还不知道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学术圈子出现了分歧，人际关系出现裂痕。从1910年到1913年间，欧洲精神分析运动出现了两次分裂。我不知道一九一0年在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这个圈子的人际关系就出现了裂痕。这也造成了我从一开始就得倾听不同派别之间的攻击和诋毁。这是后话。
那天讲座内容听起来像是对精神分析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有意夸大和震慑：即使“像潜水员那样迅速从海底捞起点什么”，能够在什么地方抓住潜意识，但这些少量潜意识的泛化，也只会成为讽刺——它将只是作为一种疾病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并抵制清醒的、有意识的人进行此方面的活动。后来，我突然想起，当我第一次接近弗洛伊德的学说，当我第一次通过斯沃博达的著作第一次匆忙走近它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在讲座之后，我告诉他，我想同时跟阿德勒一起工作。弗洛伊德听后大笑起来，让我有些不知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阿德勒作为弗洛伊德昔日的弟子，已经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对手，从这儿分裂出去，并带走了他的7个门徒，建立起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学派”。
到维也纳的第三天，我去拜访了阿德勒。尽管我们之间为他的“男性抗议理论”和他对女性的评价发生了争执，但还是谈到了深夜。我对他这个人的印象是：很亲切，很聪明，但有两样东西我不喜欢：一是在谈到目前存在的分歧时，他太过于感情用事，对弗洛伊德常有微薄之词，甚至还带有人身攻击；二是他看上去像个按纽，仿佛自己就缩在自己身上的某个地方，不愿意与人坦诚相对。
10月底，我去参加弗洛伊德的的讲座。那一天，我起得非常早，但有一个人比我去得更早，他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有些固执己见。这人后来成为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叫陶斯克。
弗洛伊德做完报告后，来到我身边，与我小声地交谈着。我惊讶地发现，他现在把神经官能症看作是力比多和自我之间的紊乱，而不像以前一样只是从力比多的角度进行解释。这和他以前所发表的文章中的说法有所偏差。弗洛伊德说：“这是我以前的表述。”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经验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只有那些坚持不断前进，孜孜不倦探索的人，才能够成为伟大的研究家，才能成为行业研究的领跑者。
11月4日，弗洛伊德给我捎来一封短信，信中说：“鉴于您告知我打算参加阿德勒的小组讨论，在这里，我冒昧地向您介绍一下目前的尴尬局势。两个学会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论两者的奋斗目标接近，还是有分歧。我们禁止夹杂在阿德勒分裂派和弗洛伊德小组之间的任何联系，就连我们的医生也要做出唯一的选择。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太好，但对于分裂分子的个人行为，别无选择。对于您，尊敬的女士，我不想提出这样的限制，只是请求您考虑到现在的处境——就像面临一场人为精神分裂一样，您在阿德勒那里不要提到这里状况，反之亦然。”
阿德勒则向我表示：“我曾经和您一样，对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有着很高的评价，直到我的观点，越来越偏离他的方向。他启迪性的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当然是重要和实用的，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路线方向。但同时，弗洛伊德学说却将性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空洞解释。可能是弗洛伊德促使我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对此我无法后悔。”
我知道分歧的根源在哪了，也意识到了这种分歧给弗洛伊德带来的伤害。阿德勒曾经是他的弟子，现在不仅自立门户，而且批判自己的老师，不管这种批判是否正确，对一位年长者的伤害，都是可想而知。
其实，我跟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同样有些冲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友好相处。相反，我不被这些差异所困扰，我甚至认为这些差异是必要的。有关弗洛伊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种误解，不是通过多个理论的对比就能解决的。不可否认，我对这方面十分感兴趣。因为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事物揭示过程的追踪，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开端和进展，人的喜悦之情也将不断得到深化和更新——这大概是我从弗洛伊德身上学到的最好的东西。
在弗洛伊德看来，科学研究绝不只是简单地搜集材料和辨认细节，而是只有通过哲学的讨论，才能赋予被研究的对象以神圣的意义。他所“挖掘”出的绝不是什么古老的化石或器皿，而是一种方法。但是，有的人想把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简化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公式，这可能中会是枉然。
我严格遵守着弗洛伊德个约定，不陷入两个学派之间的纷争之中。因为我的沉默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失。我同时倾听几种主张，主要是让自己不受限于某一种想法，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后来，我看到阿德勒的理论存在着很多缺陷时，在争论中，我无法说服他。当时我们争得面红耳赤，一气之下，我在大街上奔跑起来，他则忠实地跟随在我的身边，直到我心平气和。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令人感动的。他还写信给我，抱怨我的不忠行为，说我在两个学会之间脚踏两条船。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圈子。几个月之后，弗洛伊德才知道这个变化。
有一天，我想与弗洛伊德面谈，交流自己的一些想法。弗洛伊德很忙，但还是答应了。他在短信中说：“我不知道您的生活习惯是否允许您在晚上十点以后进行讨论。很抱歉，我的时间安排不可能比这更早。如果您能在那么晚的时间到我家做客，那么我非常乐意将您安全送回家。我们可以在星期三晚上商定哪天见面比较合适。”后来，与弗洛伊德的直接交流，多半都在晚上进行，有时会是几个人一起去。每到晚上，弗洛伊德家里总会有不断的来访者。
在那些日子里，我忙着学习、交流，参加各种活动。有一天，我缺席了弗洛伊德的讲座，没想到这没逃到他的眼睛。他说：“我昨天在讲座在没有看到您，有些失落，后来听说您不是因为去听‘男性抗议’的讲座而缺席，心情才好起来。我上课时有一个坏习惯，眼睛总是去看讲堂里的某一个人，昨天眼睛就像着了迷似的老盯着您的空位子。”
在一个周六，我又缺席了弗洛伊德的讲座。他立即在一封短信中说：“周六的讲座上，我没有看到您，所以只好书面回答您亲切的来信了，非常抱歉！因为没有看到固定的人出现，我讲话甚至有些心不在焉。”
在一些朋友或弟子背叛他之后，弗洛伊德很看重每一个在默默支持他的人。后来，我轻易不敢缺课了。
11月上旬，弗洛伊德正式宣告斯特格尔从学会中退出。我从阿德勒那里知道了斯特克尔的意图，弗洛伊德也看出来了，但是我得保持缄默。这是弗洛伊德和我的约定。
有天晚上，萨德格尔作了一篇受虐狂的报告。弗洛伊德听了似乎不是很满意，只作了一个简短总结。后来，我和弗洛伊德谈起他写给我的亲切回信，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这封信将永远被我当作一个礼物而收藏。
后来，我和陶斯克、菲德尔恩结伴回家。我们一起谈论起阿德勒，在对待阿德勒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菲德尔恩的看法较之于陶斯克更公正，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陶斯克较为有道理。陶斯克将要举办一个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讲座，问我有无参加的兴趣。我当然乐意参加，我希望从不同人的眼光里看看弗洛伊德有什么不同。
1913年1月下旬，在陶斯克的讲座上，耶科斯尔的一个说法很让我感到惊奇。在回家的路上，我和陶斯克、耶科斯尔陷入了长时间的争执。耶科斯尔认为，在性生活的过程中，甚至对于男人来说，他们也更注重性的过程，而不是性的目标，他们也把性看作中生活中挺难为情的事情。假如对于男人来说，文明和对于满足愿望的负疚感等同的话，这一看法或许仅仅只是适用于男人。对于一部分男人和大部分女人来说，这一看法是不符合的。因为女性和男性大不一样，很少孤立地体验性生活，也不需要任何粗鲁和压抑。这主要因为，她们在性生活的过程中放弃了自身的个性，也就是说，她们在性生活中倾向于受虐。因此，她们要是想要体验这一过程，必须克服羞耻感。我们所认为的不忠的女人，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使用伦理道德约束自己，或许这一看法对她们来说有些不公正。因为她们已经把自己所有美妙的精力都释放到力比多的盛宴上了。她们从情爱中所拯救的东西不足以构建大厦，但是她们的付出却把所有曾经被称为孤独的东西都带到情爱的美妙之中。如果从此类的行为中没有形成足以维系婚姻和家庭的纽带，那么在现有形式下，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们的情爱得以纵情地挥洒，自然，激烈，毫无保留。
弗洛伊德的方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活生生的个人的瞬间表达上；弗洛伊德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精确的、准确的动机上。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本性上都屈从于那些动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性的有些方面才能得到显现和讨论。在学习小组刚开始组建时的一个晚会上，弗洛伊德以开场白的方式指出：当我们对事物表达看法时，要全面彻底、开诚布公，因为这些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令人震惊。而后，他又说了句玩笑，带着微妙而特殊的感触，他可能会说：“跟往常一样，我们会抱怨在这里得多么艰苦地工作，所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星期天。”
甚至于那些最令人厌恶、最令人震惊的事物毫无遮蔽地躺在那里时，弗洛伊德的凝视也并不指向那些事物自身。当人们讨论这些事物时，弗洛伊德尽管已经不再嘲笑我，但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不信任的口气说：“哪怕在我们谈论了最悲惨的事情之后，你还是看上去像要过圣诞节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