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在《与现代妇女格格不入的异端思想》一文中，表达了对艾伯内的钦佩和尊敬之情：“当我们与她面对面接触时，她给人以玫瑰怒放的印象，散发出比花朵更珍贵更难以取代的气息。我能记得第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刻。那是1895年在维也纳一间古老安静的房子里，我与一位年老的女作家相对而坐，当我们注视她那深邃的双眼时，当我们看到她那友善的脸庞上挂着难以名状的微笑时，我们会突然发现在某些作品所描述的她伟大的价值是多少地微不足道。所有那些纸张上的文字就像是苍白、娇弱的玫瑰花瓣，从深深地扎根于泥土中的枝干上洒落在四季的风中。我亲吻过一个诗人的手。那是一位充满思想和智慧的诗人。她就是玛丽·冯·艾伯内。”
玛丽·冯·艾伯内比我年长很多。但我们结下了珍贵的友谊，是一种忘年之交。我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
后来，无论我何时来到维也纳，我总会去看望艾伯内在一起。最后一次是在1913年。几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我是从她的侄女金斯姬侯爵夫人那儿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跟她在一起度过的平和时光——我怎么来表达那种平和呢？它是从她那儿散发出来的。当你看着她的时候，就好像她在故意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她抬起花白的头颅仰望着什么，那双无限智慧的眼睛尽可能流露出谦逊的目光。没有人会意识到那坐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保守秘密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从她那儿得到的不仅是一种神秘意识，而且是一种发现意识——这两种意识都保存在她温暖的内心世界，在她的语言、目光以及手势中，都不断有隐秘的东西表现。
维也纳的环境美不胜收，几乎给人以身在乡村之感。在那儿，朋友们可以频繁地见面。我一直希望周围有成片的森林、宽阔的田野和清澈的阳光，甚至还有高山，让它们把我体验的杯子盛得满满的。我很少在山里呆，只在小时候跟父母一起路经瑞士时有过几次短暂的逗留。后来，和朋友到山里避暑，也是很短暂的几个星期。
1896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奥地利的山林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进行过一次步行式的长途旅行，那是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威尼斯，穿越了半个意大利和半个奥地利，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次旅程缓慢而悠闲，一路上的印象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那天，我们得在天黑前到达罗特加尔登冰河，但我们在路上耽搁了，因为我们在草地上警觉地发现了野牛的足迹。我们叫来了当地居民，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很多都是劳作的农具，共同来对付那头野牛。几分钟之后，野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就在山的对面，跟我们隔着一道深深的峡谷，它侧着身子警觉地站着——看上去强壮而令人着迷。用以前的话来说，它像神一样。尽管它跟我们隔着相当安全的距离，但我们能观察到它，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我们在罗特加尔登冰河上的巨石之间跋涉时，尤其是当我一个人走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头野牛，怕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前进的路上。我们俩相互打听，在那些巨石之间，是否隐藏着可以歇息的小屋。
由于陪我出行的这个人没有公布自己的情况，我也不便说出他的姓名。因为怕对他和他的家庭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是同时认识他和他的姐姐的。他的姐姐是一个画家，而他则一个内科医生。他是那种在任何社交场合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脸方方正正，给人以强有力的感觉，举止高雅，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在他温文尔雅的背后，能让人感到一种男人特有的强大意志，同时也能感到一种深深的忧郁。
他向我求过婚，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已婚之身。我已经答应过安德烈亚斯，不会伤害我们表面上的婚姻关系。而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也不会接受一个结过婚，比他的年龄又大几岁的女人。我们的这种关系维持了很多年，但真正亲密无间的只是开始的几年。
作为一个女人，爱情、婚姻、自由、财富，往往需要一生来寻找。寻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各式各样的旅行、天马行空的写作、思想上的一次碰撞，乃至街头的一次艳遇......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偶遇”。
我早在与吉洛分手时，我就暗暗地发誓，如果我不属于吉洛，我就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要与爱绝缘。男人能够从女人那里得到快乐，那么女人为什么就不能从男人那里享受激情，体味一下生命中的另一种存在呢？如果给我一颗种子，我也可以把它播成一片繁花似锦的春天。
当时的朋友们，默认了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后来，因为我们无法逾越一些关键的事实，我们分开了。不过，当我遇到挫折无法排解或身体呈现出疾病状态时，我会去向他寻求帮助，从他那总会很好地疗好自己的伤疤。他不仅具有宽广的胸怀，丰富的医疗知识，甚至有着浓厚的心理学知识，当时他曾专门听过弗洛伊德的课，比我接触弗洛伊德早了十多年。
1897年，我从柏林来到了慕尼黑。
我对乡村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三个转瞬即逝的春天，那时我从意大利往北经过德国旅行的感受。南方的冬天都像北方的五月似的，但冬天到春天之间的季节交替仍很分明，夏天几乎就是转瞬即逝。在所有事物的背后，有一种不可穷尽的东西，每一个季节都会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世上万物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生命也将因此而更加快乐。因此，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欧的气候。我不断地重新开始，擦去雨水的痕迹，敦促正在发芽的柳枝迅速开放。我高兴地问候紫罗兰以及其他所有感伤的事物：我的心很安宁，甚至溢满了快乐，那你们呢？
我说说我那时所体验的第三个春夏之交的情形。我从小就喜欢北方的夏天。它既可以说是漫长，又可以说是短暂，不容我们忽视它。当我们听见深夜里布谷鸟的叫唤时，听见庄稼汉收工回家的路上所唱的小曲时，我们不是感叹时间过得飞快，而是感到自己超越了时间和季节的转换，超越了昼夜和早晚之间的较量。
在家里，不管在哪个季节，我都想一个人呆着，我每天写一篇散文，早先时候我还要写剧评。这已经形成了习惯，不仅仅为工作，也是为生活。有时候，我要漫步穿过要么白雪皑皑、要么绿意稀疏的田野，因为芙丽达住在她的亲戚安娜夫人的房子里。属于她的那两间房子里放满了最漂亮、最与众不同的什物，有的是她的家族留传下来的，更多的是她从东非带回来的，式样十分特别。早在1896年，我们就相约一起在慕尼黑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到湖边散步，一起到剧院看戏，一起去逛慕尼黑美术馆——坐落在市中心绿地上的这座美术馆散发着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正是这次在慕尼黑，我遇到了第二个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她叫海伦·冯·克罗特，我们几乎是同龄人。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直到现在仍是这样。
海伦来自拉托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跟她母亲和姐姐一起暂住慕尼黑。读了托尔斯泰的《克劳采奏鸣曲》之后，她写了《一个女人》。她认识许多德国人。一年后，她跟一个建筑师订了婚。很久以后，海伦离开哥廷根，在柏林呆了几个月，她的家又借给我住了。海伦与芙丽达之间的差别，就像是一个金发少女跟一个黑发少年之间的差异。芙丽达渴望冒险，不愿停止探索，所以她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度，而海伦的座右铭是：“上帝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像她的内心已经被爱情的力量决定了要做个贤妻良母。我跟芙丽达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俩常常争论，难得的是，这种争论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哪怕我们因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姐姐妹妹”在我们之间还是叫得一样的亲切。
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亲缘关系把我跟海伦连在了一起，但这并没有妨碍我选择了一条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没有在我们之间制造真正的分歧，因为她那富于爱的本性深深吸引着我。她对我毫无保留，哪怕我有时表现得像个魔鬼的时候，她都能容忍我。
在慕尼黑，人们的公共生活没有像在巴黎或维也纳那样广泛。慕尼黑的文化活动有它自己的特点，不会像巴黎或维也纳那样有大范围的聚会，一般都是在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家庭里聚会，或是在施瓦本街角的小咖啡馆里。我成了奥格斯特·恩德尔的一个关系特殊的朋友，此人是一个艺术商人，也是一个建筑师，后来当上了布雷斯罗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一直跟我有联系，直到去世。
朋友们一起在剧院里度过了很多美妙的夜晚。在一个春天的晚上，瓦尔塞曼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新朋友名叫瑞内·玛利亚·里尔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