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罗家遗址龙山期的文化遗存，与相邻的孝感地区同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有较多的同一性，陶色陶质以红陶与灰陶为主，夹砂陶多于泥质陶，器表多素面，纹饰有弦纹、蓝纹、附加堆纹、凸棱纹、刻划纹、镂孔、指面压印纹和按窝等等。侧扁三角形凿状足罐形鼎、凸棱宽扁足盆形鼎为流行器物。还有厚胎杯、折沿罐，器座等石家河文化中的常见器物。（《麻城金罗家遗址调查简报》）《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在“考古学研究”栏目对金罗家的调查材料作了报道。1996年及以后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金罗家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与上述调查资料基本一致，大体上可归属为两种文化性质：一种为以泥质磨光黑陶（或灰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屈家岭文化，一种为早于屈家岭文化的以泥质红陶、夹炭红陶为主要特征的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的一种原始文化。
在麻西南歧亭宋埠一带发现的这些史前文化遗存，就其文化性质，晚期的均已有定论，其归属为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对早于屈家岭文化的以泥质红陶以及夹炭红陶为主要特征遗存的文化属性，由于现有发掘资料不足，尚处在研究过程中。1990年9月，“湖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讨论会在江陵举行。与会代表在纪南城考古工作站标本室进一步确认出：麻城谢家墩后岗遗址下层遗存是鄂东地区有别于鄂西城背溪文化的又一类较早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类遗存，不仅在谢家墩后岗遗址有发现，金罗家遗址的早期墓葬以及歧亭遗址的某些标本都属其类，它们与黄冈螺蛳山的甲类遗存或当属同一文化范畴。向绪成先生在《试论黄冈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指出：
对螺蛳山甲类遗存的分析可知，该遗存明显地受到了来自江汉地区大溪文化，黄河中游地区仰韶、庙底沟文化，江淮地区黄鳝嘴文化的影响。在时间上，与大溪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文化，黄鳝嘴文化相当；是黄冈地区目前已知较早的文化遗存，螺蛳山甲类遗存地方特征比较突出，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目前，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较早文化遗存的性质和区域类型的研究，有孟华平先生的著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一书。该书把这类遗存归入边畈文化和油子岭文化。
边畈文化主要发现在汉东地区，目前报道的材料少，其分布范围不详。早期以夹炭红衣红陶为主，少量黑陶，细绳纹较多，还有按窝纹等。晚期夹炭陶减少，流行弦纹、刻划纹和戳印纹。典型器物为鼎数量最多。它相当大溪文化早期，绝对年代在距今6900─5900年左右。
关于边畈文化的性质，有的认为属于仰韶文化，有的将其称为“类似黄冈螺蛳山文化类型的遗存”，笔者同意关于边畈文化的认识。
油子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汉东地区，分早中晚三期和三个地方类型，其中以汉东地区油子岭类型的发展序列比较清楚。鄂东南地区，形成划城岗类型和螺蛳山类型。陶器中黑陶逐渐增加并占主要地位，流行弦纹、镂孔装饰，出现快轮制陶技术。典型器物为鼎、彩陶碗、彩陶杯、圈足罐、高领罐、盆、子口豆、敛口碗、附杯形耳圈足盘、壶、曲腹杯、器座等。它晚于边畈文化，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900─5100年左右。
通过以上资料的罗列，和对相关文化性质的研究与阶段性认识可知，大约在距今6000—7000年前，歧亭一带便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先民们在举水两岸（以举水之阳居多）的较高土墩或低岗边缘，垒土为室或构木为巢，过着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原始生活。川流不息的举水河，有着不竭的捕鱼资源，遗物中的网坠、钓钩等遗物便是从事捕鱼的实物遗存；西边的岗地及稍远的丘陵山地，又为猎狩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场地，大量各式箭镞等遗物的发现，是原始狩猎生活的实物见证；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适宜的植被物种更是十分广泛，为其采集野生果实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其时可能已逐步开始原始种植的农耕和蓄养动物，但还不占生活资料的主导地位。先民们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在相当于城背溪至大溪文化晚期阶段，其生活范围仅限于歧亭至宋埠一带；至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其范围已发展到城区闵集一带的大片冲积平原；至石家河文化的新石器末期遗存，已发展至举水河干流和较大支流的谷口地带和宽谷地带。在长江流域史前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其支流举水河占有不可低估的位置。举水流域史前原始文化发展的轨迹，正是中华史前人类发展的一个缩影。
历史遗存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歧亭一直都是十分活跃的历史舞台，无论是非物质的人文文化遗产，还是物质的文物遗存；无论是隐埋在地下的古文化遗址，还是显露于地上的历史古迹，无不见证着歧亭历史的发展脉络，谱写着歧亭历史的辉煌篇章。
（一）商周至两汉遗存
这一历史时期的遗存均为地下遗存，其表现形式为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
在麻城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特别是歧亭至宋埠一带的古文化遗址中，其文化堆积多在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上叠压着周代文化堆积，如歧亭遗址等。比起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周代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更广，堆积更丰富，发现的遗址数量更多，已从举水干、支流的宽谷地带发展到各支流的上流地带，在麻北山区的河谷地带也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较多的一种是周文化地层叠压在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上，另一种是周代文化堆积的遗址，而包含商文化堆积的遗址却发现的很少。由于仅限于地面调查资料，尚无正式发表的商周遗址发掘资料，其原因尚不得而知。对周代文化的遗存也只能依据现有调查资料，并参考相邻地区的发掘资料，对境内的周代文化作一个概述。
汉水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巴水以西，长江以北的区域内，商代特别是整个西周时期遗存的突出表现为鬲文化特别发达。下面根据陶鬲器型形制的变化来反映西周物质文化的面貌。西周陶鬲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的陶鬲，分为大口鬲和小口鬲。大口沿一般较宽，圆唇微外卷。小口沿与口分界不明显，短颈内敛。均为瘪裆，足分矮袋锥足和尖锥状足。器表满饰绳纹，沿颈处绳纹有抹痕，腹部绳纹较细密，加饰二至四周凹弦纹。陶质陶色以夹细砂褐灰陶为主，细砂红陶次之。
中期的陶鬲，亦分为大口和小口，口均外侈，有方唇和圆唇。高领外倾无绳纹，束颈微内斜，颈部绳纹不规则有抹痕。折肩较多，圆肩与腹分界不明显，以垂直腹为多。瘪裆一般呈弧形，少数裆部深陷，内侧凸棱较多。足部短肥、平底，上粗下细。纹饰多由肩以下饰中粗绳纹，肩至上腹饰数道凹弦纹，有的饰宽带状弦纹加斜行刻划纹，有的交错绳纹呈编织状。足部纹饰模糊，以夹砂褐红陶为主，火候较高。
晚期多为大口鬲，方唇或圆唇，唇沿较厚，口沿内侧较光滑。多高领，颈内敛。圆肩鼓腹，肩颈分界明显，腹深且阔。裆略瘪弧近平形，个别裆向内深陷，内侧凸棱较高，外侧腹裆间呈沟槽。细高柱状足，平底足根有刀削痕，绳纹装饰多施足以上，刀削足呈多面状。肩腹之间仍施数周弦纹，绳纹多粗浅斜行，底部绳纹交错零乱。陶质陶色为夹粗砂褐红陶或灰陶，器表多呈黑灰色。
陶鬲形态的早、中、晚三期，分别对应西周早、中、晚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些形制多样的陶鬲中，有一种“楚式鬲”。这种鬲的空足由核心与外壳两部分构成，核心部分略呈浅凹顶圆锥体，从器体的腹底由里向外穿过底壁；外壳部分略呈空心圆锥体，套住核心部分并粘在腹壁。整个器足犹如从器体的里面透穿腹壁的螺钉加上从外面套上去的螺母。这种鬲又称为“包足鬲”或“裹足鬲”。“楚式鬲”的出现是楚人早期物质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发展的历史见证。总体上看，西周时期的文化是一个多因素而复杂的文化类型，既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楚文化的因素，而地方的土著文化也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大约在两周之际，楚国的势力已向汉东地区逐步发展，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已在鄂东地区占主导地位，“楚式鬲”亦更广泛地流行，并向楚国政治势力到达的区域迅速扩展。
这一时期的墓葬资料，以春秋至战国的楚墓资料为主。这些墓葬群主要分布在歧亭以北一带、举水西岸平原与山丘相接的低岗边缘。截至目前为止，有以下几批墓葬资料。
吴益山墓群自歧亭镇以北沿低岗边缘的吴益山村砖瓦窑至良种场砖厂的取土场一线，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陆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均系被破坏的墓葬所出土。市博物馆只征集到其中的少部分，礼器有青铜鼎，车马器有车毄、马衔，兵器有青铜戈、矛、剑等。其时代和文化性质为春秋晚期的楚国墓葬。
白骨墩楚墓1984年11月，在歧亭以北约4公里的大胜山村白骨墩，原宋埠镇砖厂的取土场内，清理发掘了6座楚墓。《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作了报道：
白骨墩位于麻城县西南的宋埠区李钊乡大胜山村，东距宋埠镇约3公里，东面约200米为麻（城）—红（安）公路，举水在墓地东面约1。5公里处自北向南流过，墓地东南面的砂质沃土平原即由举水冲积而成。墓地西北面是一片连绵不断的丘陵低山。白骨墩的6座墓葬就在这平原与丘陵接壤处的一高出东南面平地约6—7米的小土丘上。
墓葬较为集中。墓坑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及正方形竖穴土坑二种，有5座墓为东西向，1座为南北向。坑内填土未经夯筑，只填五花土的3座，下部近椁处填白膏泥或青膏泥的3座，葬具除M3不清外，余5座皆为一棺一椁，木椁为长方盒形，由长方木垒砌，棺为悬底弧棺，置于椁室一隅，空出一侧和一端放置随葬品。
6座墓共出土器物262件。陶器109件，有鬲、盂、鼎、盉、敦、壶、钫、盒、盥缶、罐豆、方盖豆、盘、匜、勺、高把壶、敦形器、器盖及印纹硬陶罐。铜器计142件，有鼎、敦、壶、盘、匜、勺、杯、剑、戈、矛、镞、车毄、马衔、盖弓帽、盖把箍、锛、削等。其余为木、石器。
根据陶器的器形及组合情况，将这些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M3，出日用陶器，其年代当在春秋中期为宜。第二期：M4，出仿铜陶礼器，年代定为战国早期。第三期：有M1、M5二座墓，M1出有铜礼器一套，伴出陶钫，年代定在战国中期前段。第四期：M6一座，该墓年代定为战国中期后段。第五期：有M2一座，相应年代为战国晚期。
麻城地处鄂东北，为鄂豫皖三省交界，近楚国边地。根据这6座墓葬年代上限来看，楚国势力发展到此不早于春秋。到春秋中晚期以后，楚文化在鄂东北已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反映出这里的楚文化具有不少地方特点。因此，这六座楚墓的发掘在楚墓和楚文化研究中有着重要价值。（《麻城楚墓》）李家鏁春秋楚墓1993年，为配合京九铁路汉麻联络线工程施工，对位于歧亭镇以北约12公里的宋埠镇红梅山村李家鏁墓地进行了清理发掘。《考古》2000年第5期，对发掘材料中的春秋楚墓进行了报道：
李家鏁墓地处在中部河谷冲积平原与丘陵相连处，西南距宋埠镇约4公里，其南为举水水系，东北约400米为一座战国至西汉的女王城古城址。墓地所在的李家鏁，是一块南北走向的椭圆形并高出周围农田约8米的红砂岩岗地，岗地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10米。根据当地老百姓反映，“文革”期间在此平整土地时，曾破坏大批墓葬，在红砂岩露头的地段迄今仍可见到一座座被当年破坏的墓坑。为配合京九铁路建设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共发掘墓葬98座，其中春秋墓葬12座，余皆为西汉墓。现将这批春秋墓葬报道如下：
12座墓葬除M48稍大外，余皆为中小型竖穴岩坑墓，坑壁光滑平整。由于地层含沙量较高，墓葬棺椁均已腐朽，仅少量可见痕迹。墓葬方向以东西向为主，极个别为南北向。其中有3座墓被西汉墓打破，墓中仅见少量铜器附件和铜渣，其余9座墓均保存较好，各墓均出有铜器。
出土随葬器物共76件，分陶器、铜器和玉器三大类。陶器8件，器类组合为：鬲、钵、豆、罐、器盖等。铜器62件，其中铜礼器29件，器类有：鼎、敦、鬲、缶、盘、甗、簋、勺、匕等；兵器17件，主要为剑、戈、矛、镞；玉器5件，器形有玉珠、玉饰、玉玦和玉觿。另出土有车马器335件，主要为车、马衔、衔、马节约、环以及各种车饰件。在一件铜鼎盖内刻有“楚之石沱”的铭文，在一件铜鏁底阴刻一“王”字。
通过对随葬器物的比较分析，这批墓葬与鄂西、丹水流域及江淮间已发掘的春秋楚墓文化面貌一致，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晚期，其中有的可到春秋晚期早段。墓主身份多属楚国士一级阶层，极有可能属楚国的军旅阶层。
关于墓葬的分期与年代以及墓地性质与铭文铜器之墓主，武汉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王然博士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麻城李家楚墓考析》）。王然先生认为：
这（12座墓中的）6座墓位于同一个墓地，同属一个等级，而在器物的组合、形制上却有很大的不同，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时代的差别。
我们可将6座墓分为四组，各组的年代由于没有纪年墓，只能进行横向比较。第一组M78、M70，年代定为春秋中期晚段；第三组M14，年代为春秋晚期后段；第二组M42、M1，铜器从类型学上观察，处在第一组和第三组之间的过渡形态，应定为春秋晚期早段；第四组M16，年代应定为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为宜。
关于李家鏁墓地的性质，我们认为，这些墓葬同族又同类，相聚着在一起，它反映这些墓主人之间有一种血缘关系。这些墓葬分属不同的时代，则明确标明了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墓葬分属几代人。因此，李家鏁墓地极有可能是某一贵族的家族墓地。
M70铜鼎铭文“楚茷之石沱”。楚为国名，茷为人名，石沱为鼎之别名。M70属这批墓葬最早的一期，也是身份最高的一座，是这个家族墓地的开创者的墓。进一步来说，李家鏁墓地应该是茷这个家族的墓地。《简报》认定M70所出的茷器为鄢陵之战的公子茷是可取的。公子茷在鄢陵之战中被俘，不久后即又回到了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