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局长跟人事科老崔说：贾国志从轻发落。人事科老崔跟贾国志说：分局下头二十九个派出所，随你挑。
贾国志在“东大楼”早就拿定了主意，直奔了高碑店派出所。报了到。落个工资工龄不动，职务津贴全免。贾国志成了个基层片儿警。单说高碑店这地界，贾国志再熟悉不过了。老根据地。他已然在这儿住了十好些年了。
一九七八年，他爹死后，造纸厂收回了那间小平房。他妈就领着一家子投奔娘家人了。娘家，就在高碑店。
高碑店，本是一片在高压线底下，绵延两三里地的村子。周围全是菜地。贾国志三个老实巴交的舅舅，都是当地的菜农。这老哥仨二话没说，给他们守寡的老妹妹，腾出个小院儿。院子里，有两间歪歪斜斜的小房，是自家起的；房前，有棵歪歪拧拧的枣树。每年秋天，结下的果子，那叫个脆。出了门口的胡同，正对着一条臭河，就是通惠河。顺着河朝东下去，能瞧见通县的燃灯塔；沿着河奔西上去，就能望见东便门的城楼子。站在院子当间儿，再往南看，隔着块菜地，就是焦化厂的高炉和大烟囱。烟囱腾腾地冒着黑烟，无论四季，不舍昼夜。伍星就是在那儿，瞧女的洗澡，给人抽掉了一颗牙。
三十九
在高碑店派出所头天上班起，贾国志就有种英雄迟暮的感觉。搁他自个儿的话说，叫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年轻时谁不好折腾，觉着活着还有挺大的余量；可人一奔四十，余量小了，自然也就稳当了。这跟喝酒一样，有量，还得知道量；知道量再把握量，才算会喝。
所里的人，都是人家认得他，他不一定认得人家。大伙儿叫他老贾。他用不着巴结谁，都跟熟人一样打招呼，图一不显生分，但也不过分。在这儿，他不比先前了，得空儿就聊珍宝岛；相反，他几乎不提这事了。要是舌头根子实在犯痒，有心念叨几句，也改成了自言自语。他打提审的江湖骗子那儿得出一个理儿：一件事，你跟自己都没念叨过，就跟别人白话，一准儿得出漏子。他寻思：跟自己念叨，就等于在奔这事里头扎；就等于接近这个案底。他跟个侦探似的，琢磨珍宝岛那些个纸片儿，忽然生出个念头来：这辈子，横竖得去趟那地方吧？那是一定得去！一定得去趟珍宝岛！去趟那个案发的现场。这想法，一直搁他心里头，埋着。
在贾国志的纸片儿堆里，有张发黄的报纸，怪完整的；是张《人民日报》。上头写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它跟珍宝岛什么关系都没有；它是贾国志他爹的遗物。在贾国志眼里，干脆就是他爹身子的一部分。
贾国志他爹，是个胆小怕事的读书人，名叫贾敬仁。年少时，贾敬仁打老家河北承德贾家堡，搁两条腿走路一个月，奔山东曲阜孔圣人的家乡念私塾。是一满腹经纶的旧文人。
解放前，他做文职。在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当差。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了，他被人扒下黑狗子制服，换上了黄军装，就地留用了。说这留用，是刚进城的解放军，两眼一摸黑，使出的一手儿权宜之策。贾敬仁，在紧跟着劈头盖脸的一串儿运动里，一个都没跑了：五一年“镇反”，五七年“反右”，再加上“文革”十年。他头上的帽子一个摞一个，活像个耍杂技的。逆来顺受的禀性，教他侥幸活了下来。那帮子变着法整他的强徒，指着鼻子尖儿叫他包蛋。拉半截儿屎，都得给人腾坑。暗地里同情他的人，都说贾师傅忒窝囊了。
他瞎了只眼，是头一回劳改，给人造丝厂的硫化氢烧烂的。后来，在采石场，开山炸石，晚撤了一步，耳朵震得流出了两条子血。落个耳背。给他救下来的小犯人，才十七；打小没爹没娘的，从此一直管他叫爹。五八年，他在东北老林子里扛枕木，铺铁轨；搁火车往外头运木材。伐木队开到哪儿，铁轨就一站一站地铺到哪儿。七年刑满，贾敬仁打深山沟里钻出来，人变成了个罗锅。挨到“文革”那年，被批斗，一红卫兵当着上千人的面，剁下他的右手食指，搁嘴里嚼吧嚼吧咽了。那小子还张着带血的嘴，领头儿喊口号：打倒贾敬仁——！
贾师傅用少了根指头的手，照样写得出漂亮的字来。
“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
这大红纸上的两行字，让才进厂的张惠兰，瞅得佩服极了。后来，贾敬仁拿了两张电影票，塞到她手里头，告诉她：贾国志在工人文化宫门口等着她哪。张惠兰这才瞧见，师傅还豁了个门牙，可是笑得，特别幸福。
四十
贾敬仁死前有两件事：一，给他发了根木棒子，叫去打人；二，搁张惠兰的相框给打碎了。
发给木棒子的，不光是贾敬仁一个，厂子里的男工人，人手一根。这伙人有个临时称号，叫“首都工人民兵”。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初春。造纸厂食堂门口的那几棵老杨树，正使劲地拱着芽。老棉袄刚脱去，贾敬仁觉着身上轻快多了。这天晌午饭后，他哈着个腰，拎着根木棒子，跟百十号人在老杨树底下，听着高音喇叭下达战斗任务。喇叭挂在树顶上，本来铁黑色儿的身子，给鸟屎改成了灰白。贾敬仁支着俩耳朵，听清了这么两句话：
“他们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唉，又是“一小撮”。
“年轻的打后脑，年老的打后腰。”
听完，大家伙儿鱼贯上了大轿子车，直奔市中心了。
晚上七点开始动手。贾敬仁他们给放在广场的东南角儿，才被烧了的小灰楼那头。他使劲儿睁着个独眼，瞧见好些个惊恐的脸，跟横七竖八的条幅。一个十来丈长的黑布条子上，写着白字，最扎眼。
“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
还有块不大点的纸片，上头写着四句打油，贴在汉白玉的柱子上。一笔一画，锋芒毕露的，像堆渗着寒气的刀子，透着股戳人心窝子的烈性劲儿。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上的花圈，堆得跟小山似的，把浮雕座子都给埋了。这要搁头半个月，谁能料想得到呢？朝阳区的一“红小兵”，在纪念碑墙根儿底下，给总理献的那个小花圈，竟惹出这么大的动静。贾敬仁，这个当了二十五年的老反革命，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抡着截三尺来长木棒子。他一不打年轻的后脑，二不打年老的后腰，他只朝人家屁股上比画两下了事。
贾敬仁的儿媳妇死在年初五。
伤心欲绝的一家人，把张惠兰的相片打初五挂到“五一”节；又打“五一”节挂到一个地动山摇的夜里。这是唐山地震。7.8级。贾敬仁家的小平房，足足晃荡了一分多钟。没塌。门外那棵歪脖树“吱嘎吱嘎”地响着，好像它在做噩梦。踢蹬腿，咬牙根儿，听得人震心。头天蹿上去的两只野猫，跟十几只耗子崽挤在一块儿。眼里放着蓝光。耗子崽“吱吱”地叫成了一片，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屋子里，薄得跟窗户纸似的三合板塌了。上头张惠兰的相框给打得粉碎。
唉，天灾人祸呀，活着的人还都好好的，咱就烧香念佛了！贾敬仁给大伙说着宽心话；可大伙儿还是舍不得收起来，就给相框的碎玻璃碴子磕打干净，又挂在常被雨水潲湿的三合板上。这两块发黑的破板子，已然改成了半截子围墙，戳在抗震棚的四边。
那年夏天，雨水大，湿气重。张惠兰的相片发黄得厉害。
四十一
贾敬仁死的那天夜里，了半缸子二锅头。
这天，食堂里人挺多。大喇叭里放着“祝酒歌”。说这歌好听，不光是曲子美，细听那词儿，但凡打那年月过来的人，一下就能给心揪住，攥出把眼泪儿来。
贾敬仁盯完夜班前半宿，来在食堂打饭。他耳背，听不太真亮儿歌词，可心里头知道唱的是什么：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 ……
十二点来钟，满食堂打饭的人排了好几长溜。大伙都知道，这回贾师傅可算熬到头了。大伙儿眼瞅着这干巴老头子，弯腰驼背，耳聋眼瞎的老秀才，掐着半缸子二锅头，一仰脖儿，“咕咚”“咕咚”的全下去了。泪花子给辣得哗哗直流。咧着嘴想乐，呛得又没乐出来。大喇叭：
十月里，响春雷
八亿神州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
千杯万盏也不醉
…… ……
今儿晚上，他盯班打得纸浆，明儿就出纸。活儿挺急。后天一早，送人民日报印刷厂。不进大库，直接上机器，赶印那份有名的《人民日报》号外。就是贾国志现今还留着的这张报纸。
仔细瞧这报纸：打上头挨盘往下念，在“人民日报”四个毛体字底下，头一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行通栏大标题，是拿加粗的大号宋体字印的。它底下，再一行是“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再底下，改用小字写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份“公报”，给全国人民交待了两件事：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张报纸，给群众在大街上疯抢的时候，贾敬仁已然死了三天了。
那天，他打食堂回到车间，撂下饭盒，照旧直奔纸浆炉顶上的悬梯。滑不出溜的铁梯子底下是个搅拌槽子。槽子有小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深不见底。经年蒸气缭绕的，泛着股刺鼻子的酸味儿。这工夫，槽子里正“咕嘟咕嘟”地开着锅。稀烂的稻草，破布头儿，废纸，碎木片，打着旋，熬成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浆粥。贾师傅，一辈子不沾酒的人，他哪知道二锅头的劲儿有多冲。那半缸子一下去，脚底下早不听使唤了。心里头还不禁不由地哼着“祝酒歌”：
今天啊畅饮胜利酒
明日啊上阵劲百倍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甘洒热血和汗水
…… ……
搁平常，轻车熟路。贾敬仁闭着眼打上头走，都稳稳当当儿的。可今儿个，谁知腿一软，像根面条似的栽了下去。槽子挺深，少说得有六层楼高。贾敬仁在云雾里飘了好一会儿，像根羽毛。半道上，还给锈蚀斑斑的铁梁担了下。他轻巧地翻着跟头，打着旋儿。湿气越来越重，酸味越来越呛人。临了，热气腾腾的烟雾，把羽毛彻底吞没了。
两天后，厂子里来了人，拿过一小白布包。里头裹着两粒儿牙跟几片骨头。说是在搅拌槽子底下找到的。还说，贾敬仁死得干净，找到这几件东西也费了不少力。
贾国志把这小白布包跟那张《人民日报》搁在了一块儿。
他老瞅着这张报纸发红，里头横竖都掺了他爹的血肉。当然这一准儿是错觉。又好像能闻见他爹的气味。这更是错觉了，那上头，除了股油墨味儿，什么都闻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