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江津乡村度过的人生最后岁月里，尽管生活已经到了吃上顿愁下顿的困境，又是疾病缠身，他却在昏暗的油灯旁，抱病坚持撰写了《小学识字教本》《连语编汇》《古音阴阳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关于文字学、声韵学的著作。这位曾与章太炎比肩的国学大师，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用超常的智慧和心血所撰写的专著，其特有的价值，中国当下的文字学和声韵学的专家学者还十分折服和赞叹。
人到晚年，在凄苦的生活中，陈独秀流露出更多的儿女情长。陈松年本想在执教的江津中学租校舍将父亲接来同住，却因为手中的钱不够房租的费用，而不能如愿，于是便尽可能带上家人常回江津乡村和父亲团聚。陈独秀也很乐意享受这种天伦之乐。
陈长璞对笔者说：“我姐姐陈长玮当时不到两岁，我爷爷陈独秀看到我姐姐，他马上就从妈妈怀里面把姐姐抢过去，然后一家伙竖起来就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让骑着。我父亲很孝顺，有时在江津县城买点点心饼干送给爷爷，爷爷有时都不舍得吃，留给我姐姐吃。”
思念犹如一根扯不断的丝线，当岁月的银梭牵着它一点一点编织成牵挂的时候，陈独秀竟然一天甚过一天思念起牺牲的两个儿子来。
陈松年的工资除了家用，既要照料父亲陈独秀还要给安庆的祖母寄钱，因此他在江津第九中学的工作也是不敢耽搁的。一天他刚从父亲陈独秀的寓居赶回学校，就有人来告之他父亲陈独秀病重了，陈松年听后，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他昨天去看望父亲时还觉得他的病情无大碍，他痛恨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力让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他赶忙打开抽屉，拿了两块银圆，跟着送信的人疾步往外走，碰到一个穿长衫的老师，连忙让他帮助请个假，说自己父亲病重了。
陈松年火急火燎地赶到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已完全不省人事，只有微弱的呼吸在。
夜深人静，山野中的风吹着响亮的哨子从房顶上越过，室内的煤油灯忽明忽暗闪烁着，那暗淡的灯光没有一点生气，似乎风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将它吹灭。
此时，陈松年的母亲、陈独秀的结发妻子高晓岚，还有陈松年的小姨高君曼都已先后因病离世。高君曼去世后，有一位比陈独秀小很多的上海女工潘兰珍爱上了陈独秀，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五年，潘兰珍尽全力照顾他。来到江津乡村，她对陈独秀精心照料，共度风雨，再苦再难，不离不弃，她对陈独秀的人格和博学充满着敬重。陈松年对潘兰珍也非常尊重，直呼为母亲，让孩子叫她奶奶。
屋子里静悄悄的，潘兰珍倚靠在床边，陈松年坐在桌子旁，他们焦虑地看着陈独秀那憔悴衰老的面容，期盼着他尽早醒过来。
到了后半夜，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屋顶的瓦片。昏迷数小时的陈独秀，也许是被雨声敲醒了，也许是得到了上天的感应，从昏迷中醒过来，第一句话是：“松年，松年来了吗？”
“我在这儿。”陈松年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眼眶里溢着泪水说，“爹，您说，我听着。”
陈独秀费力地张开嘴说：“年儿，我要走了，阎王招我了，让我去……”
斜靠在床边的潘兰珍为了让屋子更亮些，赶忙拨了拨灯芯，将油灯往床前移了移，以便父子俩看得更真切。昏暗的灯光下，陈独秀那死灰一般的脸，竟然有了一点血色，他嘴唇瑟瑟发抖好一阵，终于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我……我就要走了……延年、乔年先我而去，他们可都是父亲的希望，却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我与蒋不共戴天，他杀害了许多人，杀了大钊、秋白……为父一生追求民主、科学、自由，未能如愿……心不甘矣……打败日本人后，你把为父带回安庆，那是我最终可以安息的地方……你的两个哥哥延年、乔年……要立个灵位吧。”
陈独秀几乎拼尽所有的气力，发出了微弱的一声长叹，再无声息。
夜色如墨，沙沙的雨声与屋子里发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这一天，是1942年5月27日的夜晚，陈独秀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和遗憾与世长辞，终年64岁。
在他弥留之际，他含泪念着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名字，也怀念着生养他的那片热土，遥远的已离开了近三十载的故乡安庆。
二、壮哉李大钊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弥留之际，还提起了李大钊的名字，可见李大钊在陈独秀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此时李大钊已离世15载，陈独秀仍然记挂在心至死都不能忘，足以说明战友情深已是刻骨铭心。
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13年相识于日本东京。当时两位青年才俊都积极为章士钊在日本主办的《甲寅》杂志撰稿，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二人慷慨陈词犀利的观点，有时竟然不约而同惊人的相似，这让章士钊慨叹：“两文同出一辙呀。”
在《甲寅》编辑部，二人初次见面，34岁的陈独秀和24岁的李大钊两个人都是10月出生，而且都是幼年丧父。少年时失去父爱的孤独寂寞，造就了二人相似的性格。两个人谈话很投合，虽然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可是陈独秀充满活力、刚直不阿、胸怀大志的情怀，给李大钊留下很深的印象。陈独秀询问李大钊在日本哪个学校留学，梳着平头的李大钊回答是在早稻田大学，陈独秀对李大钊说：“我们是校友。”尽管不在同一个年级上学，毕竟同在一个学校学习生活，于是两位校友，围绕着早稻田大学留学的话题又谈了很多。
李大钊于1916年回国，1918年初被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和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教授成为了同事。
1919年5月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大钊既是支持者也是领导者之一。5月4日下午，北大和其他高校的大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李大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走到北洋政府******门前时，只见铁门内架着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对着学生队伍，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大钊气愤之下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北大教授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
第二天陈独秀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兴奋地说：“听同事说，你昨天要冲进******？”陈独秀昨天没有上街游行，他在写带有火药味的文章。
听了陈独秀的话，李大钊憨厚地笑了笑说：“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敢开枪。”陈独秀又感叹道：“实在看不出来，你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可真勇敢，英雄气魄。”李大钊又笑笑说：“你不是在文章中号召说要‘直接解决’吗？”
两位战友会心地大声笑了起来。几年来他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就是期待着中国如“五四”运动这般觉醒。
6月11日，陈独秀带着油墨未干的《北京市民宣言书》亲上火线，来到城南顾客密集的新世界商场的最高处散发传单，被警察逮捕。在陈独秀被捕的同时，李大钊也带了两个人到城南游艺厅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书》。听说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心急如焚，如何把战友救出来成为他心中第一件大事。在营救陈独秀出狱的行动中，参与者非常多，四处奔波的李大钊是最心急也是最尽力的。
稍后，李大钊也受到了当局的通缉，在危难的时刻，他还牵挂着陈独秀，他叮嘱北大的学生要多关心陈太太，并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夫人赵纫兰，说陈家的生活需要帮助。赵纫兰得到消息后，特意买了新鲜的青菜，并把家里的鸡蛋和粮食给陈太太一起送过去，安慰她不要焦急，要照顾好孩子。
陈独秀出狱后，曾感慨地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为人，无微不至。”
陈独秀表面上被宣布为无罪释放，实际上是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已而做的表面文章，陈独秀还是北洋政府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李大钊得知信息后，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建议陈独秀去上海。一路上送战友踏征程，推心置腹畅谈未来的设想，两位中国思想界的领袖达成一致，南北相约，准备建党。
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生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在李大钊之前，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只是介绍有这样一种学说，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一种主义，没有主观上的评价，没有自己的观点，就是这种介绍也是零零散散的。而李大钊是站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都早，比别人都说得清楚，他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爱不释手深入研究的李大钊，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非常关注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引领学生运动。1919年7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受到陈独秀的认同和赞誉。同年9月李大钊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深切地表达了学生运动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心声。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在图书馆增加了大量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的北大教师梁思成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李大钊是我至熟的故交，通常都称呼他守常先生。我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我去图书馆，因为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有时他给我一些马列的书，又忙他的事情了……”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不仅忙于理论宣传，同时他也开始注重组织的发展，他亲自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会”，并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会”。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刚刚25岁，而李大钊也只有29岁。
后来，******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正是北京图书馆工作时受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9月16日，天津觉悟社成立，李大钊应邀去天津演讲，他对******等人发起成立的觉悟社非常赞许，向他们推荐《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9月26日，李大钊又受“觉悟社”的邀请到天津维斯礼堂演讲，分析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落后国家的实质，阐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途径。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发起下，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蔡和森、高君宇、刘仁静、张国焘等，后来，瞿秋白也参加进来。
1920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的支持下，以******为首的天津觉悟社来到北京，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人，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茶话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方向问题。******代表觉悟社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青年精英，聚集一堂，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而展开热烈讨论，畅所欲言。
李大钊到会发表讲话，他提出各团体须标明主义，并鼓励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正是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洲求学抓紧准备。
在古香古色的北京陶然亭的青年五团体的聚会上，倾听了李大钊重要讲话的在座二十多位与会者中，走出了两位后来拯救和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就是******和******。
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和史学两系教授的李大钊，还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广州大学等多地的高校演讲。他的一系列演讲与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李大钊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教授，又是引导青年走上革命征途的良师益友，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北大学生进行了一个民间测验，测验的题目是你对中国和世界最崇拜的人是谁？在几乎是所有的学生答卷中，李大钊的名字是和列宁、孙中山的名字并列的。
李大钊对革命者和他的学生，生活上乐于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在北京大学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夫人赵纫兰也是深受其影响。在朋友和同志们的眼中，李夫人是一个一身旧式服装，缠过足，身材纤弱，面容端庄，平淡无奇的旧式妇女。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她在接人待物上既有大家的胸襟风范，又有平民的朴实坦诚。她把丈夫的同志、朋友视为手足，对来到和住到家中的同志、朋友、革命青年，尽其所能关心他们的冷暖。“五四”以后，陈独秀被捕，她不止一次地带着礼物去看望陈夫人，热心地安慰陈夫人。以后，陈独秀、陈乔年、张太雷夫妇、赵世炎、肖三、查良钊（金庸之兄）等都到过或住过李家。这些革命者和朋友大多一无所有，或者生活处于困境，她把他们视为家人，照顾他们吃饭、住宿。在她头上没有“教授夫人”的光环，但是，她比那个时代的教授夫人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一次一位被派到外地工作的青年来她家辞行，她见他衣衫单薄，就把刚给儿子葆华做好的棉袍送给他，青年坚辞不过，只好含泪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