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图片欺骗了
被动了手脚的照片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首王安石的《元日》，送给大家。
过年了，互联网时代那些传统的风俗越来越少，年轻人不喝屠苏酒，也不贴对联了，更多的是新的“风俗”，比如和小伙伴出去旅游啊，然后留下45度美美的自拍照。今天手机泛滥，照相也泛滥，人们常说“有图有真相”，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在地标前拍照变成很重要的固定动作。看新闻，刷微博，我们现在也不太满足文字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如果没有配图，我们都会说“没图没真相”啊！许光头现在要反问一句：难道有图就有真相吗？
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薄薄的，书名叫《旁观他人之痛苦》，作者是已故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内容是讨论摄影的。苏珊·桑塔格还有另外一本更有名的讨论摄影的书，叫《论摄影》，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今天之所以先讲《旁观他人之痛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涉及一个很吊诡的问题：看那些悲惨的照片，比如战争现场，究竟是更激发同情心呢，还是泯灭同情心呢？
你闻听此言，可能拍案而起：“废话，当然更激发同情心，我看这些照片的时候，都要带上餐巾纸好不好，眼泪哗哗的！”苏珊·桑塔格却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的现象蒙骗哦，可能你在流泪的同时也在作恶。
这就要说到，其实能够在远距离观看战争画面，这是一种现代人才有的体验。其背后的技术，当然就是照相机的发明。照相机是1839年发明的，这玩意儿发明出来以后，诞生出了一种新的职业，叫摄影记者，可以把远在天边的现场画面告诉报纸的读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因为“有图有真相”。
在照相机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怎么办呢？只能靠画画。但是，画画太不靠谱了，造假成本太低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王安石，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当年主持北宋的变法，反对派中有个县官叫郑侠，为了栽赃王安石的变法效果，画了一幅叫《流民图》的画，说就是因为改革，造成民间经济凋敝，搞得遇到旱灾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据说宋神宗看了画，哭得稀里哗啦，甚至都不敢看完，于是就下诏停止变法，将王安石罢相。还传说，停止变法当天，旱灾灾区就下雨了。这些都写在堂堂正史里面，你相信吗？所以，照相机发明以后，至少不会再发生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了。
不过问题来了，那就是：照片真的就那么可信吗？今天我们知道用Photoshop、美图秀秀，就可以很轻松地修改照片，其实在PS发明以前，人们早就在给照片动手脚了。比如，有一张孙中山和******的单独合影，实际上原照中有四个人，左边站的是何应钦，右边站的是王柏龄，但是为了凸显******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通过当时的技术，就把俩人给“P”掉了。
不过，苏珊·桑塔格在这本书中主要想探讨的，还不是这种被动了手脚的照片，而是即便照片是真实的，它对我们的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她在书中问了一个问题：即便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张血肉模糊的照片，我们的感受是否相同呢？举个例子，比如，某个地方发生了恐怖袭击，第二天各大报纸都使用了同一张血腥照片做头条，一份报纸的标题是“袭击中有200人丧生”，另一份报纸的标题是“袭击中有50人奇迹生还”——二者描述的都是事实，都没有违反新闻伦理，但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同一张照片，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呢？因为“痛”和“苦”是两个层面的感受。“痛”，是生理上的，一刀砍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痛；“苦”，则是心理上的，需要我们对“痛”进行脑补，才能体会到“苦”。但是，每个人的“脑补”能力，都基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所以大家对“痛”的解读一定会有差异。
筛选信息算不算造假
有一点儿传播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媒介本身就是内容。同样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媒介传递到你的脑中，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而照片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媒介，虽然较之文字、绘画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那就是，无论你用怎样的广角，照片所能呈现的视野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照片一定是现实的部分呈现，它剔除了视野外的画面。不是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吗？两个美国大兵在救一个战俘，左边大兵的枪在照片中呈现出来的，正好指着战俘，而右边的大兵则正在给战俘喂水。如果你把左边的大兵切掉，画面很温馨；但如果把右边的大兵切掉，则好像他正在虐待战俘。当然，这又牵扯出传播学上另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筛选信息（不是捏造）算不算造假呢？
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接受信息，实际上都是同时利用好几个感觉器官，除了用眼睛看，还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手去触摸，用皮肤感知温度……而照片呢，只有画面，去掉了声音、气味、温度等。简单点儿说，照片实际上只是个单向度的信息，是平面的，无法构成信息的立体感。所以，我们除了用眼睛看，无从核实信息的真假，很容易扭曲我们的认知。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是四维的，是处于时间中的，会流动的。而照片呢，只能截取一个瞬间。仅凭照片，我们无法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也很容易造成混淆。
比如，苏珊·桑塔格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很有名的爱欲理论家乔治·巴塔耶，写过一本名著叫《色情史》，以后许光头也会给大家介绍。据说巴塔耶珍藏着一张照片，是1910年中国凌迟处死犯人的照片。被凌迟的人是很惨的，死刑犯的肉被一点点割下，死也死不掉，非常痛苦。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被凌迟了一天，没死，晚上喝了点儿稀粥，第二天继续凌迟。就这样一种刑罚，巴塔耶居然说：“这张照片，在我生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未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为什么巴塔耶会对这张照片“痴迷”？因为它只有画面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张照片同时会传出被凌迟者痛苦的惨叫声，还有血腥味以及旁观看客的议论，巴塔耶还能这么“享受”这张照片吗？恐怕不能了吧？所以，照片最大的局限在于它传递信息的单向度。
基于以上种种，表面上看，我们说“有图有真相”，但实际上有图未必有真相。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虽然也可能被画面所感动，或者感到愤怒，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这些感受都是我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做出的判断，都是你脑补出来的。说得更直白一点，都是虚假的感受。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真正感受到照片中的人的痛苦。话说回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照片的这些局限呢？
“幸好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无论你告诉我，你在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内心有多么难过，我都要告诉你，那些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你的底层心理，只有一个声音：幸好照片里的人不是我。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真的深陷困境时，他才没心思感到难过，他唯一的想法，只有尽快摆脱困境。香港“脱口秀天王”黄子华有句话说得好：“有人居安思危，那居危的时候呢？当然是更加思危啦！”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居安”的人，才有空假装关心别人一下，你说不是找优越感又是什么？
苏珊·桑塔格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难解决的命题，那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关怀，而不是居高临下式地消费别人的痛苦。不要以为只有商纣王的炮烙才是消费别人的痛苦。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随便打开报纸或者杂志或者电视或者网络，看完别人的悲惨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你所犯下的罪都和商纣王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有一张照片很有名，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出现过，作者是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这张照片的内容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一名共和军士兵中枪倒地的瞬间。卡帕用镜头将其记录下来，当然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当这张照片刊登在当年的美国《生活》杂志上的时候什么样吗？右边是西班牙士兵战死，左边是一则男性润发膏的“活力霜”的全版广告——画面中有一名男子打网球的小幅照片和同一名男子的大幅肖像——他身穿白色晚礼服，一头服帖、润滑的分头。这个太邪恶了对不对？分明在给读者一种暗示——别人那么惨，战死沙场，同样是男人，你现在可以享受生活哦，所以，快点儿及时行乐吧。许光头不知道因为这个广告，商家有没有赚到钱，但是从纯商业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个很成功的广告案例。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叫《行至今生》（Twice Born），电影里的美国记者去萨拉热窝拍战地照片，然后在意大利举办影展，他看到那些穿着奢华的上流社会人士来消费萨拉热窝人民的痛苦，“疯特了”你知道吗？最后不得不又回到萨拉热窝，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旁观他人之痛苦”的内心谴责。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明明是反应残酷的照片，从媒体中呈现出来却会引起反效果呢？这样的例子我们都有所耳闻，比如一些人正是因为看了变态杀人狂的新闻案例，才去模仿，结果自己也步其后尘，对不对？苏珊·桑塔格认为，这起码和所谓的“真相”受到审查有关系。
她以美国为例，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观众能够从电视机中看到的只有炮弹在黑夜如流星般闪过的画面。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彰显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强大。而同时，观众几乎无法看到被这些炮弹轰炸过后当地的死伤场面。英国也一样，而且可以说是美国的“祖师爷”。1982年跟阿根廷打福岛战争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只允许两名摄影记者进入前线。苏珊·桑塔格还不无讽刺地说道：“美国当局把撒切尔那套控制媒体报道本国海外战事的手段发挥得最为彻底。”那些不明就里，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新闻，是经过万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筛选的人，还以为自己特别有同情心，不是傻是什么？
苏珊·桑塔格是很“冷酷”的，这并不是贬义——她把赤裸裸的现实剖析给你看。她曾经说过，一个人到了一个年纪，就自动丧失“天真”的权利。这话貌似就是来形容那些消费着别人的痛苦，还以为自己特别有同情心的人。不要那么天真，不要自以为“伟大”，说不定你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还可耻。
每天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
讲了这么多，你可能早已产生好奇——今天许光头为什么要说“旁观他人之痛苦”这个题目呢？原因在于，有听众问许光头怎么看待“文艺青年”。
一般提起“文艺青年”，和这个社会上多数麻木的人相比，他们好像更有人文关怀，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走自己的路。我今天在这里，想要泼泼文艺青年的冷水。说实话，我心底挺看不起部分文艺青年的。哪一种呢？就是打着“文艺”的旗号，故作清高，其实对社会半点儿贡献都没有的人。他们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看到别人悲惨的照片，满脸写着义愤填膺，谩骂社会不公。他们自己可能都被自己的“伟大”骗到，觉得自己特别高尚。
许光头在这里冒着“掉粉”的风险，还要批评一种人，就是喜欢去边远山区支教或者去落后国家做义工的人中的某些人。我想打听一下：你们真的认为去了那些地方，教几个英文单词，拍几张照，告诉当地人外面的世界如何如何，短短的几天、几个月，就能帮到别人吗？许光头在香港，遇到去过老挝、缅甸、柬埔寨做义工的人，跟我说一通自己的经历，告诉我那里的人多么多么需要帮助，等等。我听完，冷冷地问了一句：“香港也有很多人需要帮助，你不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呢？你不就是为了享受现在跟我在这里吹嘘自己‘伟大’的感觉，才跑去的吗？说得狠一点，你不仅不是为了去帮人家，而且在利用他们来满足你卑微的虚荣心。”许光头又不是没去过这样的地方，又不是没做过义工。雅安地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飞过去了。说实话，多数义工都是来添乱的！
我知道，这些话确实有点儿伤人，但真相难道不是如此吗？很久以前，我跟一位香港文坛前辈聊天，那时候我也是个所谓的“文艺青年”，关心的都是特别高大上的问题。这位前辈跟我说了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有时候人们关心大问题，只是因为无力正视小问题。”这话说得多好啊！与其关心远在天边的人，不如多关心近在咫尺的人。对家人好一点，对朋友好一点，好好说话，学会排队，给孕妇让座，看到老人摔倒上前去扶一把……
整整30年前，龙应台先生出版了著名的《野火集》。在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叫《生气，没有用吗？》。龙先生写道：“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人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对，真正的好人，其实是每天做着这些“微不足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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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里2B号：有图未必有真相，信图不如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