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大多数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调整和改进执政模式，不断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密切与群众的关系，理顺党与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改进党的宣传方式，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越南共产党在坚决反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党内生活的透明度和公开性。2001年，越共九大召开前，通过新闻媒体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群众意见，并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案以及中央领导人的家庭住址、电话公之于众，方便普通党员和群众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越南共产党注意正确处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对一些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坚持公开报道、公开处理，并将领导干部自我批评和工作整改结合起来，形成制度。朝鲜劳动党贯彻“先军路线”，在全社会实行准军事化管理，通过全民学军、拥军、援军来实现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党的领导“身先士卒”，经常到军队和地方视察，召开各种会议，对各项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并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向群众通报党的最新指示，使群众能够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古巴共产党重视改善党群关系，领导干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群众来信，并坚持经常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及时改进工作。鉴于国内能源短缺的状况，古巴共产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各级领导在没有紧急事务的情况下不得拒绝沿途群众搭乘领导专车的要求。古巴共产党还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加强舆论宣传，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改善党的社会形象。
三、谨慎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效率与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两难问题，同时又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类型的执政党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权力地位。当今世界不乏执政党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丧失了手中的政权的例证。譬如连续单独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在任期间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1999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5%，被称为“制造穷人的工厂”，最终该党丧失了民心，在2000年的大选中惨遭失败。同样，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中，GDP年均增长达6%，可是贫富差距过大，80%的群众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3.5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最终该党也难逃下台的命运，败给了高举社会公平旗号的印度国大党。而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在执政期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广大群众逐渐对当政的共产党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改变现行制度的想法慢慢滋生并蔓延开来，经济的低效和匮乏最终成为导致共产党垮台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是世界各国政党都极为关注的事情，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试图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先把蛋糕做大，仍是多数执政党的战略选择。能否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最基本、最直观的标准，是执政党获取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是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也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假如政治上、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或迟或早，该政权都是会垮台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总结自己的执政经验时也提出促进经济增长是党能够继续执政并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的首要条件。因为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有保障。同时，靠适当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扩大就业，增大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份额，以此来缩小差距，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在加快发展方面，市场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很多国家执政党的肯定。如西欧社会民主党放弃了传统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运动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做法，转向实行私有化运动，放松管制，推动市场自由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英国工党1997年执政后基本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遗产，经济政策上采取了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利用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市场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力求在市场经济范围内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照顾弱者的理想。许多政党都认识到，单靠市场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平，其结果是社会动荡，效率也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法国社会党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不要市场社会”就是不容许社会全盘市场化、商品化，不通过自由市场来分配和再分配全部社会财富，不把利润法则当作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这一名言不仅反复被法国社会党所使用，而且也为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接受。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兼顾公平已成为左右翼政党的共识。
但是，考虑到传统的高福利制度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而且造成了对福利的依赖心理，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一些政党改变了过去消极的福利政策，重构积极的福利政策，重新定位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研究福利的对象和方式。英国工党就认为，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福利只是对穷人提供一种扶助而不是一种施舍。近年来一些政党开始在福利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首先，变单靠国家承担社会保障资金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在社会保障的供给上，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要与政府一起承担责任。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个人负责，把福利降低到最低水平，只给残疾人或老人提供社会保障，而其他国民主要通过个人的力量来积蓄用以支付自己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费用所需资金。英国工党政府实行福利开支市场化，大量引进私人资本，按市场机制运作，提高投资效益。
其次，变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投资人力资本。一是大力投资教育事业，提高公民受教育水平。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教育是公正和工作的关键。为了纠正现存的分配不公平，更公平地分配受教育的机会和知识比事后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更有效。为此，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尽可能地公平分配受教育的机会，使整个国民的素质都得到提高。二是给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和技能培训，鼓励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英国工党政府强调，为有能力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为无能力工作的人提供保障。福利救济受益范围集中在老人、无劳动能力者以及单亲家庭等社会弱势群体。对于仍有工作能力的人要对他们进行新的职业培训，鼓励他们重新就业。英国政府规定，被解雇人员和18~25岁的失业青年必须在自愿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求职的情况下，才准许领取失业救济金。对“失去工作能力者”定期体检，查明已恢复工作能力的人就不能再享受疾病救济，只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最后，变注重分配和结果平等为机会和起步条件的平等。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这种结果的平等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英国工党强调人的平等主要应该是人的机会均等，即在可能的范围内，人们寻求财富、权力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将个人平等片面地理解为个人对财富占有结果的绝对均衡。这种积极的福利政策正在尝试中，还未显示效用，但是，它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二节 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教训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并自行瓦解，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表面看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然而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它与苏共执政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乃至与整个苏共的历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的兴衰史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笔极为丰富的遗产，认真研究苏共的教训，对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兴亡。回顾历史，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即苏联共产党最早的称呼）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倒向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边。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一个是绝大多数军人的支持。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的城市里，每五名士兵里就有四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失败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同样成为不可避免。
经过74年的历程之后，苏共的辉煌不再，在世纪末的风雨中无比凄凉地谢幕了。1991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8·19事件”，苏共的执政者们被广大群众甚至包括2000多万苏共党员所抛弃。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苏共解散，改变了国际大格局，而在苏联却异常平静。《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这样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其实这称不上什么“千古之谜”，因为失民心者失天下。据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仅占4%，认为仍然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能代表全体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各级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群众认为，共产党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苏联共产党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苏共的悲剧告诉我们：执政党最可怕的是丧失人心，失去公信力；共产党最可怕的是被它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所抛弃。要做到两个“离不开”，关键是党离不开人民，而不是人民离不开党。因为被比作“鱼水关系”的党群关系，水对鱼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水里没有鱼，水还是水；而鱼一旦离开水，终究会死掉。
二、苏共丧失民心的诸多因素
苏共脱离群众，丧失民心表现在诸多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欠账大，改善群众物质生活欠账大，使苏共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物质基础。
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一方面，苏联社会长时期积累的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失败，加剧了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速度由增长变为大幅度下降。以国民收入为例，在苏共执政晚期，1991年上半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与199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国民收入下降了12%，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1%；二是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严重。仅1990年1~7月居民手中的货币量就增加了390亿卢布，其中7月份就增加了200亿卢布，而1981~1985年苏联货币总投放量仅为180亿卢布，导致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高达每月12%~15%；三是商品由局部短缺发展到全面匮乏。群众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对执政的苏共严重不满，苏共失去了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从另一个角度讲，苏共脱离群众也是因为没有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广大群众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包围的严峻环境下，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推动了科技进步，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在短短20年间，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变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1941年更超过英、法、德三国之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苏联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成就不仅强盛了苏联的国力，扩大了苏共的影响，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了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原子能破冰船和图-104喷气式客机，在宇航、原子能、同位素、超音速飞机等尖端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结果，军事实力大增，综合国力提高，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苏共的致命错误在于：
一是不能及时地改革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后来日益僵化，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苏共领导人只是满足于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修修补补，对已经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真正加以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