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管齐下，多方面入手，调动多种力量和资源，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既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把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的文章做足，又要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抓好面上增收，全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和途径，又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抓好粮食主产区、纯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着力解决好贫困人口和特殊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既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靠调动农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增收，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家的支持保护力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首先，要挖掘农业自身增收潜力。一方面，要做足做好18.3亿亩耕地的精耕细作，做足做好60亿亩草地、42.7亿亩林地、42亿亩大陆架渔场、2.6亿亩内陆水域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依靠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其次，要拓展农村内部增收空间。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突出个性，形成特色。加快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再次，要广辟农村外部的增收渠道。一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既要把总“蛋糕”多切给农民，又要把农村“蛋糕”做大，惠及农民。一方面，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拿出一部分资金，通过多种补贴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和成效。二是特别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归根结底，要调动农民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多予、少取”，更要做好“放活”的文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民群众自主创业增收的潜能。要突破一切妨碍农民增收的思想观念，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增收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增收的体制弊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农村能人，使他们充分施展才华、创业致富、带动一方，开辟广阔的天地。
新时期的工农联盟在某些方面有所削弱，影响着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新时期影响工农联盟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前面已经提到，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而且短时期难以扭转。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对工农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工农联盟的巩固与计划体制有一定联系，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调节工农关系上作用突显。由于工人和农民掌握的资源不同，市场地位不平等，加之市场规则和秩序不够健全，已经造成工农之间经济地位的悬殊和隔阂。三是城镇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直接联系大大减少，影响工农联盟的加强。城镇工人阶级的来源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城镇劳动者家庭，并不像过去老一代工人那样，来自农村，出身于农民。城镇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缺少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且，随着城镇工人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城市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调整，相当一部分城镇工人成为白领阶层，而失去产业工人原有的特点。因此，如何增强新时期城镇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自觉性，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总之，新时期工农联盟所出现的新情况，对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的巩固提出了新挑战。这就向党提出了新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工农联盟，以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改善党群关系。
（三）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阶层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在农村，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有的进了乡镇企业，有的成为个体户，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主。在城市，工人阶级在分化，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有股份和各种经营性财产，成为有产者；受聘于外资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在这些组织中活跃着一批年纪轻、知识层次高、掌握高新技术的管理技术人员。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型社会阶层，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通过搏击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城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就业门路，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成多。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约占四成。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超过六成。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从整体而言，也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总体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构成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进行的，并对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财税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不能按照过去的思维定式把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当作党和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来对待,把他们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而应当适时地调整党在巩固群众基础方面的政策和思路，使这部分社会群体确立起对党执政的政治认同感，汇聚成振兴中华民族的浩浩荡荡的洪流，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新型社会阶层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劳动者阶层，在观念和认识上人们争议最大的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分群体。私营企业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他们获取非劳动收入，他们与本企业工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私营企业主原来的职业大多是工人、农民、干部和职业技术人员，他们与其企业的工人，虽存在经济上的剥削关系，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压迫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们与工人阶级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个体劳动者是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劳动者，中国现阶段的个体经济，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利益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致的，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执政的重要支持力量。中国的个体劳动者不是剥削者，而是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农民又是有所区别的，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型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要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二要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新的条件，需要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同时，为了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既要把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劳动者中的党员作为党的队伍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也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有利于在这些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党对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影响力；有利于改变这些经济、社会组织中党的工作薄弱状况，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利于加强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领导。
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不会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不会影响和削弱党的先进性。党员的成分与党的性质是有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党历来重视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但是，党员成分不是影响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能只看党员的阶级出身或所从事的职业。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农民党员占多数，还有一些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党员。关键看党的目标、理论、纲领、任务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在思想上建党。因此，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绝不意味着排斥社会其他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两者是不矛盾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郑重强调“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写入修改后的党章中。与此同时，提出：除了继续“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外，还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修改后的党章中，将原来规定的“其他革命分子”，改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更加切合实际。
案例链接
服务跟着农民走
——贵州省农信社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探索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庞大的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化的群体：农民工群体已然形成并日益壮大。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5%。当前，大批农民工主要是在外打工，受经济形势及生活习惯影响，返乡创业人数增多。针对农民工创业缺乏资金、贷款难现象，贵州省农信社开展以贷款促创业，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活动，这一举措对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拉动经济发展，推动农民致富，维护社会和谐成效显著。
一、主要做法及初步成效
（一）金融服务跟着农民工走
贵州省仅安顺市就有几十万人长期身处异地，长期以来农民工金融服务严重缺失，加之一些地区对外来务工者存在排斥、歧视现象和不合理的用工待遇，而农民工群体维权道路又比较艰难，一定程度存在引发不良事件和社会治安案件的风险。因此，2008年以来，贵州省农村信用联社（简称农信社）以安顺办事处为试点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服务跟着农民走”的方式在全国首创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
通过派员工到北京、浙江、江苏、云南、广东、福建等贵州籍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省(市)设立驻外服务点7个，为农民工提供面对面的金融服务。同时，不断扩大服务的内涵和外延，3年来无偿为农民工提供维权、讨薪、困难帮扶、就业帮助、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2010年以来，在“走出去”战略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省农村信用联社安顺办事处、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又开始着手实施“请进来”战略，未雨绸缪整合资源创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扶持有技术、懂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目前，安顺市初步建立起以“镇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为代表的紫云坝羊，西秀七眼桥、旧州，镇宁江龙、大山，关岭永宁等7个“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累计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达12323户，引进省外投资商15户，涉及小商品批发(零售)、建材、运输、特色农业、装饰材料、水晶饰品、灯具、磨具等32个产业(行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3.5万人。
（二）初步营造出多赢的新格局
安顺农信社不断扩大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内涵和外延、积极引导扶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近就地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做法，不仅拉动了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加快了安顺市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步伐，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而且缓解了外出农民工生产生活成本过高、输入地治安管理难等一系列矛盾。
这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乃至全国从根子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一是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聚合资源加速农村生产力发展。大量农民工返乡后，将在外掌握的技术、市场等要素与家乡各类资源有效对接，从事特色规模化种植、养殖及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形成以“种养加”带
“贸工农”的发展格局。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的发展格局，拓展了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空间，还拉动了物流、宾馆、餐饮、娱乐等行业发展，开创了“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新经济增长模式，造就了新的就业岗位，将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加速了农村生产力发展。
二是促进了基层党建和政府职能建设。由于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在省外及返乡创业园均设立了党支部，在对农民工党员进行有效管理和培养的同时，还积极引导、支持他们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到乡村治理、企业管理中。如：参与村(镇)干部竞选、参与企业领导层竞聘等。这样既充分发挥了农民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又为新时期党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充实了后备力量。同时，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中反馈的各类问题，又从客观的角度推动着政府职能转变，加速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三是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助推器”。有效引领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线的具体体现。由于返乡农民工一般将创业项目选在城镇、县城和城郊接合部，这样既增加了集镇和县城的实际人口，又增加了区域的经济总量，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小城镇扩张之路。这不仅增加了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还成为打破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