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四年（1037）岁暮。欧阳修量移到乾德县（今湖北光化）做县令。乾德，位于京西南路中部、汉水中游东岸。是光化军治所在地，无论地理位置或自然条件，都比夷陵县优越。
夏季以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六月，杭州（今属浙江）猝降飓风，江潮汹涌，毁坏堤坝千余丈；八月，越州（今浙江韶兴）洪水泛滥，漂溺民房，百姓流离失所；十二月，忻州、代州、并州（今山西忻县、代县、太原）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地裂泉涌，喷火如黑沙，死亡两万余人。直史馆叶清臣趁机上书言事，指出这是苍天对国君的警诫，要仁宗“深自咎责”，宽恕“忠直敢言之士”。几天后，仁宗授意宰相王随、王尧佐，将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人调近一点。去年五月因朋党风波遭受贬谪的人员，都调迁到条件较好的郡县。
宝元元年（1038）三月，欧阳修从夷陵出发，由水路赴乾德。官船沿长江顺流东下，然后溯汉水北上，一路上细雨淅沥，春寒料峭，两岸边微风凄凄，野花飘零。离开生活了一年半的夷陵，告别朝夕相处的上司和同僚，难免产生留恋和眷念。在舟行途中，欧阳修吟诵了《离峡州后回寄元仍、表臣》诗：经年迁谪厌荆蛮，惟有江山兴未阑。醉里人归青草渡，梦中船下武牙滩。野花零落风前乱，飞雨萧条江上寒。荻笋时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
官船行驶在长江激流当中，欧阳修想起了峡州判官丁宝臣、推官朱处仁，想起了夷陵的江山形胜，想起了县治东南三十里的虎牙滩。虎牙滩是夷陵县境名胜之一，《水经注》称为“楚之西塞”。前年赴任途中，欧阳修曾在那里赋过诗；这次却在睡梦中经行，不辞而别。面对眼前的美酒佳肴，欧阳修索然寡味，一种孤寂感油然而生。
四月二日，船至江陵在颠簸行进的船舱里，欧阳修为家兄欧阳撰写了《游亭记》。欧阳长期在荆州（今湖北江陵）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个人才华，最终老大无成。他新近移居江陵，住宅临近长江，却舍弃大江汪洋浩瀚的壮丽景观，在方圆不过数丈的池塘边建筑游亭。每日临池观鱼，自得其乐。欧阳修受命作记，称颂豪兄“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通，听其言，豁如也。”表彰兄长随缘自适，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家兄欧阳“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的豁达人生观，与欧阳修贬谪期间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心境相互吻合。兄弟俩在共同的仕途失意当中，表现出共同的生活态度。
宝元二年（1039）初，欧阳修收到孙侔的一封来信，对自己提出中肯批评。孙侔，字正之，后来成了扬州一位享负盛名的隐士。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为了获取官禄侍养母亲，曾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遭到失败。母亲病逝后，他发誓终生不仕。孙侔文章奇古，品行孤峻，不轻易结交朋友，江淮间的士大夫对他十分敬畏。两年前，他通过丁宝臣致书欧阳修，并投赠杂文两篇，获得欧阳修赞赏。这次来信，他直言欧阳修过失。欧阳修对这位诤友十分敬重，热情地写了《答孙正之第二书》，称颂对方真诚的友谊：
仆与吾子生而未相识面，徒以一言相往来，而吾子遽有爱我之意，欲戒其过，使不隐于小人。此非惟朋友之义，乃吾父兄训我者，不过如此也。在回信当中，欧阳修还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在人生道路上，很晚才懂得“道”。三十年前，我喜欢华丽的文章，嗜爱歌舞宴饮，只知道尽情享乐，却不懂得有些事情不应该做。后来，稍微懂得一些“圣人之道”，悔恨过去的错误，但是，事情传播出去了，已经追悔莫及。
五月，欧阳修请假前往清风镇会晤谢绛和梅尧臣。今年二月，谢绛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的官衔出知邓州（今河南邓县）。梅尧臣也将出知襄城县（今属河南），郎舅二人同行，先赴邓州。邓州距离乾德一百余里。四月七日，谢、梅抵达邓州后，立即向欧阳修发出邀请，约定在乾德与邓州之间的清风镇见面。谢绛的长子谢景初与胥偃的女儿婚配以后，欧阳修与谢绛在师友情谊之外，又添了一重亲戚关系。自从景祐元年（1034）梅尧臣出知建德县（今安徽东至此）以后，欧梅之间虽然常有书信来往和诗文酬唱，却有五六年没有见面。欧阳修当即欣然应约。他在《与梅圣俞》书简中说道：“为别五六岁，贬徙三年，水陆走一万二千里，乃于此处得见故人，所以不避百余里，劳君子而坐邀也。”
在风景秀美的清风镇，三位故友聚会十余天。他们在清风馆观光，在竹林纳凉，在湖面泛舟，共叙衷肠。事后，梅尧臣作《代书寄欧阳修永叔四十韵》诗，详细记叙会面时的情形。在会晤时，欧阳修曾向梅尧臣出示过经学研究新著：
尝亲马南郡，果谒谢临川。遂得窥颜色，重忻论简编，聊咨别后著，大出箧中篇。传经轻何学，言诗诋郑笺，飘流信穷厄，探讨愈精专。梅尧臣诗歌中的“传经轻何学”，当指欧阳修《春秋论》、《春秋或问》等专论，而“言诗诋郑笺”，显然指欧氏专著《诗本义》。《诗本义》，又名《毛诗本义》，是欧阳修的《诗经》研究专著。欧阳修大胆地摭篇立论，除破汉唐注疏，辨析毛《传》、郑《笺》得失，从《诗经》原文出发，遵循人情事理，探求《诗经》本义。由于欧阳修摆脱了前人的种种成见偏见，质疑《诗序》，扫除谶纬说法，因而较多地看到了《诗经》作品的真面目。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经》研究专著，在乾德任上已经有了初稿。此后数十年，欧阳修不断对书稿进行补充修正，直到逝世前夕才最后定稿。此书问世，开创了有宋一代疑经惑传的时代风气，成为宋代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滥觞之作。
六月二十五日，欧阳修起复旧官，以镇南军节度掌书记的官衔权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武成军，在当时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不久，他陪同母亲，携带家眷借居南阳，等待现任节度判官赵咸宁明年二月满任以后前往接替。有邓州知州谢绛帮助，欧阳修一家，在南阳生活十分便利，遗憾的是梅尧臣不在身边，有时难免感到寂寞。他在当时致梅尧臣的信中写道：“南阳之居，依贤主人，实佳事，但恨圣俞不在尔。”
八月，胥偃在京师病逝。欧阳修是从谢绛那里得知这个噩耗。胥偃自从天圣六年（1028）返京以后，先后担任尚书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工部郎中，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等职务。景祐三年（1036），胥偃出任纠察刑狱。当时，开封知府范仲淹上任伊始。为了整肃京师治安，范仲淹不拘公牍，大刀阔斧地工作，京城肃然称治。但是，胥偃几次上书，控告范仲淹判案断狱不遵法度，随心所欲，又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翁婿之间从此有了嫌隙。
欧阳修终生不忘胥偃对自己的提携奖掖，然而，他坚持原则，以德报恩，不愿损公徇私，不愿在政治上轻易让步。
十二月，欧阳修从邓州出发，取道南阳，来到襄城。梅尧臣出郊迎接，赋诗一首，题目为《永叔自南阳至，余郊迓焉，首话谢公，奄然相与流涕，作是诗以写怀》，其中咏道：
及郊逢故友，出涕各沾襦，神物丧头角，空存尾与躯，沟木失匠斫，谁施蓝与朱？并辔不能语，斯文其已夫。近日谢绛的溘然弃世，给欧、梅双方心头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他们为失去良师益友，感到黯然神伤。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部边境告急。西夏主元昊率领数万大军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廷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在久经酝酿之后，终于爆发了。
三川口惨败，充分暴露了北宋军事、政治制度的腐败，仁宗为之惊惧，朝野为之震动。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外患渊源于内忧。北宋开国以来，坚持实施佑文偃武、守内虚外、强化中央集权的“祖宗家法”，积久致弊，形成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国家长期陷于积贫积弱的境地。也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朝政危机，点燃了社会改革的希望之火。仁宗迫于形势，走上改革求存的道路，开始酝酿朝政革新。
二月，欧阳修还在为谢绛的丧事忙碌，滑州就已派人前来迎候他赴任。欧阳修等不及谢降落葬，只得在灵前祭奠后，领着家人前往滑州接任武成军节度判官。
四月二十五日，黄梦升在南阳（今属河南）病死，年仅四十二岁。黄梦升，名注，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九叔祖。他与欧阳修交往很深，早在欧阳修八九岁时，黄梦升跟随哥哥黄茂宗寓居随州，当时十七八岁，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善于饮酒谈笑，深受欧阳修钦敬。后来，黄梦升和欧阳修同年考中进士，担任江陵府公安县（今属湖北）主簿。欧阳修贬官夷陵途中，在江陵见过面，见他脸色憔悴，郁郁不得志，只有在酒醉以后的狂舞高歌当中，才感觉到他还有青年时期的豪爽气魄。再往后，欧阳修调任乾德县令，黄梦升出任南阳主簿，两人在邓州（今河南邓县）相会。这时的黄梦升更加消沉，但是，他酒后出示自己的文章，依然是那么内容广博，风格雄伟，气势奔放，可见他的志向虽然消磨，文章却没有颓衰。黄梦升恃才自负，落落寡合，一生屈居下位，穷困潦倒，最终被封建社会的庸官俗吏所扼杀。欧阳修对此感叹不已。数年后，欧阳修应其弟黄渭请求，撰写《黄梦升墓志铭》，倾吐心中的悲愤，表达对朋友英年早逝的同情和哀悼。
这个时候，宋廷朝政出现了一些新的征候。二月，在富弼的建议下，仁宗解除了多年来“戒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臣僚直言进谏，指陈时弊。三月，更新枢密院班子，晏殊、宋绶并知枢密院。五月，范仲淹、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尹洙也被调任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
七月十九日，范仲淹从华州（今陕西华县）致信滑州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荐举他担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范仲淹《举欧阳修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状》说道：我询问过士大夫，他们都认为欧阳修的文学才识被大家信服，这职务非欧阳修担任不可。
然而，欧阳修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当年支持范仲淹同吕夷简作斗争，难道是为了谋取私利吗？同范仲淹一块受贬斥而不同范氏一起被提拔，这才对了。”当然，欧阳修谢绝就职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其要害在于不愿干这种撰写四六文的差事。他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当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由此看来，不屑于“军书奏记”的“末事”，是欧阳修辞命的主要原因，如果范仲淹推荐的是参赞军机，经画财务的差使，他或许会应命就职。同年，他在《与梅圣俞》书简当中，也直截了当地说道：
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他自供不愿就职的原因，并不在于要奉养母亲，也不在于避免朋党嫌疑，而在于只是召他去掌管军事奏告之类的文字工作。
从夷陵到滑州这一时期，欧阳修不但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大提高，而且，在艺术鉴别和文学理论上，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对梅尧臣的诗歌，他已不再单纯欣赏那“本人情、状风物”的技巧，而是注意到梅诗发扬古诗传统所形成的独特风格，并为此虚心向梅尧臣请教：“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怜我区区欲强学，跛鳖曾不离泥。问子初何得臻此，岂能直到无阶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惮入海求灵犀。……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再和圣俞见答》）
梅尧臣含意深邃而语言清淡的诗风，不仅纠正了西昆派的形式主义，甚至也扭转了韩愈以文为诗、追求险怪的偏颇。欧阳修在经过挫折之后，终于领悟到梅诗的 这一特色，确是难能可贵的。这对形成他区别于韩愈的散文风格，也不无影响。
在文学理论上，欧阳修同韩愈的提法一样。他把作品的思想内容称之为“道”，艺术形式称之为“文”。在对待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认识到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仆知道晚。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他当初注重艺术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这是错误的。康定元年，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更明确地反对那种脱离现实的倾向：
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
他这里所说的“道”，当然还是封建的孔孟思想修养，但对于唐末以来士大夫中间片面追求写作技巧的所谓文癖，确是尖锐的批评。
有位姓乐的秀才，带着自己的古文作品拜访欧阳修。欧阳修告诉他，一个人思想充实，卓有见识，反映在作品中，会产生艺术的光彩。譬如金玉的光泽，并不是用什么颜色涂上去的，而是由金玉本身自然放射出来的。他引用《易·大畜》中的一句成语说明这一点：“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也就是说，内在的蕴蓄越深厚，外在映发的光辉便日新不竭。
另一名古文爱好者祖无择（字择之），是《穆修文集》的编辑人，也派人送来诗赋杂文，向欧阳修请教。欧阳修指出，他的作品言高趣远，但思想内容不集中，议论也不够精炼；劝他先学古代经书，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欧阳修关于文学创作的这些认识，在他给吴充的信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当然，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有着决定的意义，但艺术形式也必须讲究。欧阳修很欣赏梅尧臣论诗的一段话：“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这里所要求的，正是意境和语言的统一，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结合。这些进步的文学观念，是从唐代继承下来的，也是欧阳修和梅尧臣在实践中逐步领悟到的。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宋军与西夏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激战，宋军惨败，连损二将。仁宗大为惊惧，不得不解除“戒越职言事”的禁令，调尹洙为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命他到前线抵御夏军。欧阳修也恢复了馆阁校勘的职务。
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经历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欧阳修又官复原职，回到京师。梅尧臣闻讯寄来一首贺诗，除替他高兴外，其中两句还特别提醒欧阳修说：“重来金马门，莫忘黄牛峡。”夷陵黄牛峡以及乾德、滑州这一段生活，欧阳修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一段生活经历，对欧阳修一生的文学事业，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七、复职返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