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佛、道三教体现为三种性质彼此不同的文化传统。
2. 儒、佛、道三教均有自己的权威性经典。
3. 在经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和实践系统，正统观念的范围通过这一系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4. 根本目的——超脱、长生不死、觉悟——在于超越世俗生活。
5. 精心地阐发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使之正式化，并对之加以控制。
1. 将儒、佛、道三教柔和在一起。
2. 非书面的、口头的传说和半权威性的经典占主导。
3. 其理论和实践形态不稳定，正统观念的范围模糊不清。
4. 根本目的——康、福、寿、禄、爵——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
5. 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不确定的（随具体需要而定），非正式化的（随个人环境和才智而定），并且常常是失控。
传统中国社会本身是一个连续体。就某些基本的道德和宗教信条而言，上层士绅和下层民众之间，或者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分歧，而在上层士绅和下层民众之间，在大小两种宗教传统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下层由于上层的显赫权势而欣羡上层，而上层则努力使自己适应下层的口味，迎合大众心理，有一种适应周围文化环境的倾向。中国三大宗教所以煊赫于世，首先在于它们拥有古老的典籍和源远流长、倍受尊崇的正式仪礼。民间宗教以通俗化的方式仿效三大宗教。相反，由于三大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满足民间的宗教需求，所以它们的教义和实践越来越受到民间的影响。这一切都表明，人们经常谈到的“三教合一”这种统一性，它植根于所有中国人共同精神特性的信念和习俗之中，这些信念和习俗是先于儒、佛、道这三种具备教会组织形式的宗教而产生的。
作者：甘肃联合大学副教授
关陇地区地理文化资源纵笔（节选）
王知三王莲喜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有它自己的历史，并且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土壤、经济基础和思想背景。关陇地区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它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8000年以前，关陇地区的主要河流流域都有人类居住。人类开始农耕，居住文化和农耕文化一并产生。随着农耕技术的要求和对生活用品的需求发展，关陇地区人类文明随之而发展。约7800年~4800年以前这一时期，关陇地区人类文化发展达到鼎盛，也是关陇地区古人类最辉煌的时期。4800年前的周族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古文化的持续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是古文化遭到大肆破坏、大量被淹没的时期。与此同时，随着铁器的发明，新的文化形式开始在关陇地区孕育、诞生。
一、古代军旅文化的萌发地
秦代的关陇地区是边陲要地，保存下来的长城、督师边防的城池、兵民共处的邑堡遗址和出土的大量的铜铁兵器，佐证着关陇地区在秦汉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产生的古代军旅文化内容。
戍边士卒皆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当地百姓中“能文能武”者，又是巧工精技者，他们给军营生活带去了各地的文化形式，部队的军营生活由此引而丰富。吹拉弹唱、杂耍舞蹈、雕刻捏塑、刺绣织编、漆烙绘画，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文艺人才都荟萃军营，并经过军营，这些来自各地的、各群体的文化得以交流，得以传播，得以融合。边陲军营文化成为关陇地区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边防戍卫结束，他们又把这种新文化带回家乡进演出，活跃家乡的文化。特别是部队出师前的大型占卜和大型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文化活动。占卜术在商周时期就十分盛行，范围也十分广泛，从天时、年成到征伐和帝王个人的视察、狩猎、疾病等生活琐事，特别是古代部队征战出师之前巫师们举行占卜的大型祭祀仪式，歌乐齐起，击鼓鸣铜，巫师手足舞蹈，和将士们振臂挥戈，群情激奋的呼喊，汇聚成一种独特的西陲军旅文化定势，被沿袭和发展下来。这些特别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在古籍中有许多记载，从关陇地区出土的大量的文物也可以证明。征伐武祭是舞蹈的鼻祖，也是宗教文化的萌芽，在商周时期的关陇地区就已经产生。
军旅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国家、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人们共同劳动，平等相处，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习惯和氏族首领的威信来维持与调整。那时，没有国家，不需要部队，也无所谓军旅文化。自从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阶级时起，就出现了原始方式无法解决的矛盾。在氏族和部落机关已经失灵的情况下，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阶级，要迫使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广大奴隶供其剥削，必须凭着暴力的强制性机关，于是产生了国家。同时，维护国家权利的军队随之产生。关陇地区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周是兴起渭水中上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渭水的许多支流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农业发展的条件十分优越。这时，西北诸游牧部落也看中这一块土地，也向渭水流域移动。为了保住这一块肥沃的土地，至周古公亶父开始营建城郭，建修室屋，设官司，把各部落的人民分别组织在很多被称为“邑”的地域性组织之中，即所谓的“以邑别居之”。周至古公亶父时，已粗具国家雏形，这位“国家”的奠基人，为了不使自己的领地受到外族人的侵略，他们组织了大量的邑人组建成军队，开赴边塞，防御敌人的进攻。这些被充到边地防御的邑人，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枯燥、艰苦的环境中，思乡之情和怜念亲人的思想油然而生，也就是在这时，是他们口传文化最活跃的时候，他们相聚一起，讲家乡的故事，唱家乡的曲儿，喊家乡的花儿，耍家乡的社火，演家乡的戏曲，讲家乡的笑话，说家乡的谚语、歌谣，做家乡的绝活、手艺……兵士们一人一段，一人一首，一人一手，为了表达对家乡、对妻儿老小的思恋之情，他们争先恐后，人人都表现着自己的艺术才华。乡土文化就这样在边陲军营中大汇合、大交流、大传播。边陲军旅文化的最早记载应该是《诗经》，其中有名的篇目如《六月》、《上之回》等。在《诗经·秦风》中，有许多篇目都记述了亲人思念远征边关将士的情节。如《小戎》一诗中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思念远征西戎地的丈夫，温馨人儿像美玉，他远在西戎木板屋，搅乱我的心绪。）像这些有名的民间口头诗篇当时在西陲边地的军营之中广为流传。
《诗经》中还有好多篇目是描写戎族与周人在泾渭水之间开展战争的内容。真实的记录了周王朝征兵百万，征伐边陲，发动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以及老百姓对战争的怨尤和义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出，通过战争，折射出了关陇地区周秦历史文化的丰厚背景。
二、民族融合与佛教文化
公元386年-581年是黄河流域各民族大融合时期。西晋统一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较暂短的和平安定局面，由于幅地安定舒适的政治和生活环境，统治集团开始腐朽堕落。西晋建国的时候，距离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80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教训早已被统治集团的统治者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以晋武帝为核心的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已经形成，他们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十分厉害，贪婪、奢侈、腐败、残暴，比以前几个统治集团更厉害。由于西晋这个集团的严重腐败，党争激烈，朝廷长期处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相互残害，内战极其凶残。
就在这时，西北边陲的许多少数民族，诸如匈奴、羯、鲜卑、氐、羌等逐渐向关陇地区大量流入，建立了各种民族政权组织，开始了反抗斗争。新编《固原县志》记载了从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315年来鲜卑、巴、氐、羌、匈奴、柔然等族迁徙固原、屯居高平、建都称帝、统治关陇地区的历史事件。
晋武帝泰始初（266年）鲜卑聚结7000余部落内徙，屯居高平川（今清水河），后被右邻部所并，徙居牵屯山（今六盘山）一带；光初三年（320年），巴、氐、羌族30余万人反前赵；后秦白雀元年（384年），前秦龙骧将军姚苌，称王反苻坚，安定、北地等地羌、胡纷起响应；后秦建初元年（386年）至建初八年（393年），苻坚子苻丕等讨姚苌，高平牧官都尉王敏、平凉太守金熙（鲜卑）、安定北部都尉莫奕干（鲜卑）等响应；前秦苻登领兵入朝那，与后秦姚苌相持；氐、羌族阿敦、候年二部各拥众5000人，以牵屯山为据点反西秦乞伏干归，干领兵讨平；莫奕干与乞伏干归合兵攻鲜卑大兜部，取胜后莫奕干叛西秦，干归领骑兵10000讨伐，战败后率6000余户归附后秦，被任车骑将军，封高平公；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袭击游牧于高平苦水河（今清水河）一带的柔然族侯吕邻部万余人。后秦建国的这8年间，战事连连。394年、402年、406年、407年又发生前秦苻登屯军瓦亭、朝那而被后秦姚兴击败的战事和北魏拓跋尊领兵5万攻莫奕干于高平的战事。弘始八年（406年），赫连勃勃由朔方进军平川，袭杀莫奕干及其众数万人；407年6月，赫连勃勃在高平自立大夏天王；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470年）徙置柔然族降户于高平镇；柔然族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后，到499年，大部分人散走，镇将郎育请魏帝另行安置未散走的余户，到了505年北魏安置了高车族居住固原；524年4月，匈奴人高平镇民赫连恩拥高平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起兵反魏。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关陇地区在两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3百多年来形成多民族居住的特殊区域地，这些民族在这里建立都地，统治关陇地区，推行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文化内容（玩、嬉、娱、乐、耍、琴、棋、书、画、艺、技、礼、仪、文、字、语、言）。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相互得以学习和借鉴；生产技术得以推广；射猎走骑技能得以传授；各民族先进的生产力得以促进；社会结构得以变化；民族经济得以发展；宗教得以传播。鲜卑统治阶级接受并提倡宗教，佛教文化在这时期得到大发展。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是司徒胡国珍之女。她成人入寺为尼，精通佛经大义，善讲佛法教理。宣武初，进宫讲道，因姿容秀美、赋性聪悟、多才多艺被宣武帝召见，询以佛旨，皆对答如流，由是得宠，封为充华世妇。她的儿子元诩6岁时继承帝位，称孝明帝，尊胡充华为皇太妃，不久又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从516年至528年，她听政13年，由于崇尚佛事，深信佛法能减轻罪恶，临朝后，佛事日炽，到处修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庙院激增至3万余所，尼僧达200余万人。因为她是关陇地区人，地方人极其崇拜胡太后，于是大兴土木，修庙建寺，寻找石山开凿石窟，敬神事佛，十分兴盛。关陇地区的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现存窟龛295处，石雕塑像2125座，规模宏大，造型优美。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同时开凿的还有王母宫石窟。这些石窟内如此繁多的雕刻，优美细致，精工绝。须弥山石窟大概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年至499年）。须弥山石窟经过历代开凿，共有130多窟，其中70多窟雕凿造像，婀娜多姿，装饰丰富，雕造技艺极精，代表了北魏石窟造像的水平。甘肃泾川（古安定）境内的泾河两岸百里之地就保存着500余石窟，堪称石窟长廊。古安定境内在北魏十六国时期，寺庙林立，佛事鼎盛。许多私人家庭都设置佛、道禅堂（又名堂子）。王母宫石窟至甘家沟再到罗汉洞泾河南岸一线20里之遥，分布着几十个有造像的佛窟和200多个可供僧众居住的大小石窟。正如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所描绘的“石刻造像，弥山冈谷；佛寺画壁，层出不穷，几乎人持佛号，家燃净灯，佛教之盛，达于极矣”。
平凉境内佛教寺院遍布城乡，仅城区就有延恩寺、崇福寺、南庄寺等。平凉市东南的石佛峡现存洞窟和摩崖大石佛造像，都是与南北石窟、王母宫山石窟、须弥山石窟等同一时期开凿。这些石窟构造精致，色泽古雅，佛像、壁画音韵铿锵，风姿绰约，栩栩如生，气宇轩昂，显示了关陇地区民间艺人高超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是关陇地区民间艺人在摩崖雕、壁画创作上的艺术结晶。
这一时期，形胜甲于关陇地区的三教合一的崆峒山和通过关陇地区境地的丝绸之路沿线商旅要冲，都有十分兴盛的宗教活动。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故址和文物，都证明这时期宗教文化在关陇地区发展的轨迹、发展的历史。关陇地区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民间文化，诸如民间工艺工匠于石窟、寺庙的雕、刻、塑、捏、绘、画、建筑艺术，关陇地区无名工匠创作的石窟艺术，是雕塑和绘画的综合，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艺术成果。宗教促进了关陇地区的民间文化发展，培养和造就了民间艺人，民间艺人创造了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又展现了宗教的辉煌。宗教作为一种载体，不断延续了民间文化的生命。由于丝绸之路贯穿关陇，各种文化形式，诸如“胡乐”、乐舞、戏曲都向关陇传入；民间文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人，验之行事”。（贾思勰：《齐民要术自述》。）
三、地方名人文化
一个地方的名人对一个地方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关陇所处的地域位置、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等原因，除了上古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初祖和神话人物而外，从秦汉以来，关陇地区历代曾经产生过无数呼风唤雨、叱咤风云、文韬武略、独领风骚的人物。这些人物或这些人物的家族在历史上都有过他们的业绩和辉煌。关陇地区最有影响的家氏是梁氏、胡氏和李氏三大氏。
关陇大户梁氏家族文化也是关陇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出生于东汉安定乌氏（今固原东南）梁氏家族先后有7人封侯，出了3个皇后，6个贵人，两个大将军，仕、卿、将、尹、校多达57人。梁氏家族在汉代政治舞台上活跃了百余年，庞大的家族文化势力极大地影响了关陇地区两晋文化的形成。出身于梁氏家族的中国历史上一位大文学家梁竦，就是在关陇丰厚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悼骚赋》至今影响着关陇地区的文学发展。魏初的大书法梁鹄，“少好书”，举孝廉入京后，受教于东汉书法家师宜官，倾心于书画艺术的研习。他的翰墨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是关陇书法艺术宝库中一朵奇葩。出生于古安定的梁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可以说他是唐代古文运动大师韩愈的老师。梁肃的作品多为论、议、状、序、铭等类，抒情兼容，语平意深，质朴自然，读来畅达明白，亲切有味，堪称唐代文、赋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