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还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的标准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就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要比其他社会制度优越。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将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共同富裕的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就批判和反驳了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平均主义和贫穷落后的说教。
“三个有利于”还从理论上划清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般性、普遍性的界限。“左”倾教条主义者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扩展到生产力内部，试图对生产力要素划清姓“资”姓“社”。邓小平指出，生产力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概念，也是可以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进行比较的概念，不应该在生产力的要素方面划姓“资”姓“社”，因而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国际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创造的成果。
“三个有利于”在实践上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它使人们普遍从过去“左”的那种姓“资”姓“社”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良好环境，推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走上新台阶。
4．分配领域坚持公平与竞争的科学分配观
针对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无效益对我国的危害，邓小平提出了科学的分配观，这就是富裕社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这是最终目标，不是立刻、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必须承认差别，承认在家庭、个人、地区之间都有先富后富的差异、富裕程度的差异、富裕方式的差异。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邓小平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这里说的新办法就是承认差别，允许致富有先后的办法，老办法就是指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邓小平的论断对渴望勤劳致富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是对平均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极为有利的，用他的话来说，“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在富裕问题上邓小平特别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在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特别强调要限制和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种思想在1986年9月2日他同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阐述得更为明确：“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提出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大政策。他早在1978年12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富起来。他说：“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强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十分清晰。进入小康社会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首先抓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时搞好内地建设。进入小康社会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在继续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内地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突出的成就是把沿海地区的经济潜力极大地发挥了出来，那么，在以后三五十年内，我国的巨大变化应该发生在内地，从而使全国在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大战略。邓小平强调，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即不能用顾此失彼的办法来发展内地经济。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大力支持内地发展，可以通过财政手段，让发达地区多交利税来帮助内地。要针对全国和内地的薄弱环节，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规划。要注意发挥好内地的优势。
5．提出多元生产力要素观，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生产力问题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道。这种偏离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用生产力的两因素取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多因素思想，认为生产力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从而抹杀了生产对象即生产资料、原材料、土地等对生产力的作用，更抹杀了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二是宣扬体力决定论，认为生产劳动主要是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抽象地讲就是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否定人口的质量标准，鼓吹人多是好事，造成人口生育的失控，这就抹杀了复杂劳动的社会作用，否定了劳动者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是小农的生产力观；三是宣扬异已力量论，他们曲解马克思关于脑力、体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范畴，是异己力量，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生产力理论的曲解，给实践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在“左”的路线横行的时期，知识分子遭到歧视和迫害，科学技术遭到摧残，教育事业遭到冲击，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拉大了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邓小平同志在承认生产工具、劳动力这些生产力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出了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为进步的生产力要素。他强调，在生产力要素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科技这个制高点上。同时，他指出高技术、高水平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给一切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条件。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从许多方面阐述了当今世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道理。首先，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基本要素之中。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的素质在不断提高，生产过程日益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应用渗透到生产设备、生产管理、产品销售和商品消费各个领域。
其次，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最后，邓小平还从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个角度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多次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建国后我国的高科技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上天，都是老一代科学家的重要贡献，他们的贡献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形象。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他指出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要大胆使用人才。他说：“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要开辟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道路。他提出要高度重视教育，因为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阵地。
邓小平还从解放生产力、利用先进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经济改革和科技改革的一项中心任务，即人才的培养、利用、发挥作用的问题。他提出了在改革中要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见真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准之一。”邓小平关于尊重人才、利用人才的观点，抓住了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世界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应用进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国力的竞争，突出表现在人才的竞争上。我国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吸收和利用国内外的一切人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分析，探讨了当代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强调把这些要素放在现代化建设的突出地位。这就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为社会发展提出了最可贵的理论指导。并且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准确的评价，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能够各尽其责，各尽其才，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6．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內的和谐统一
邓小平提出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找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正确途径，而且为实现国内和谐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国两制”从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的角度来看，其含义是：在一个实行单一制度的主体国家内，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其境内的某些地区可以实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这一地区的政府则是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或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不能行使国家的主权。对中国来说，“一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主权不能分割；“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地区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在这些地区设为特别行政区。这里必须排除两种误解：其一，特别行政区不是“完全自治”，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主权不能分割，中国政府还要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安全和外交等一务，对外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二，“两制”是指在台、港、澳这些特定地区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大陆的各地区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和论断，从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国两制”的思想，既坚持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又坚持了国家的社会属性，把国家的阶级斗争功能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及社会协调功能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实行单一政治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制度，但在这个国家内部允许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管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保卫境内不同制度的安全，行使统一的外交权利。在一个国家内，代表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与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长期合作，共同存在、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邓小平也指出，统一的国家内虽然有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国家制止不同地区发生动乱和预防外来干涉的职能仍然存在。国家的主要职能不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用社会主义去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既为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起保卫和服务的作用，同样又有保卫港、台、澳资本主义繁荣的职能。
第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谱写了新篇章。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各自的繁荣和优势，社会主义需要继续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两种社会既有对抗的一面，也还有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共同促进的一面。邓小平讲：“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一方不要伤害另一方，允许两种制度和平共处，“这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建立国际关系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
第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通过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大胆提出了两种制度和平共存的原则，特别是提出了两种制度相互吸收其长处、补充其短处的观点。邓小平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繁荣的现实，并且说，在我国“要再造几个香港”。他提出和制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策略，提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的决策。可见。“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