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政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凝聚作用，错误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会引发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后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心疾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破坏因素。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总体小康的目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各级领导干部在奔小康的道路上，率先垂范，勤奋工作，创造了一系列谋民利、得民心的政绩。这种政绩，实际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功绩，应当提倡和发扬。但是，在创政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大肆兴建形象工程、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不良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的问题。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的自觉性。要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正确的政绩观做指导，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表率。
一、历史上的政绩观
在我国，自古以来人们是非常重视官吏的政绩的。许多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吏的政绩问题提出过重要的论断。
儒家祖师爷孔子主张对政界官吏进行全面考察。他在《论语．为政》篇中，要求对官吏要“视其所以”，就是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观其所由”，就是观察他的一贯经历；“察其所安”，就是查看他养成的习惯和意识。他说这样追踪官吏的全部表现，官吏就难以假乱真了，即“人焉瘦哉！”瘦是隐藏之意，是说官吏难以隐藏其优劣。
汉代大思想家王符在其名著《潜夫论·考绩》中说：“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长官不考功，则吏怠慢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这里说的“考功”就是指考核人的业绩或官吏的政绩，把“考功”提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他明确告诫世人：家长对家人不考核功绩，会使子孙懒惰家庭破产；长官对下级不考核功绩，官吏就消极怠慢，还会出奸诈违法之人；帝王对大臣不考核功绩，正直贤能的人会受到压抑，巧诈虚伪的人就会得势。王符还把对官吏的考绩提到事关天下太平的高度。他在《潜夫论。考绩》中说：“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无舟楫而济大水。”
汉代的《汉书·水谷传》中也把考核官吏政绩看成事关治乱兴衰的大事，其中有这样的话：“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就是说，治理天下的人，能尊重贤人并考核官吏的功绩，天下就会治理得好，轻慢贤能之人而又不考核官吏的功绩，国家就会乱象丛生。
三国时曹操用人很重视实绩，他说，“天地间，人为贵”，“为国失贤则亡”。那什么是天地间可重用的贤人呢？曹操反对静态地看人的道德，主张动态地看人的作为、看人的实绩。他认为要用那些“成就王业”的人，而不是用那些干不成事的谦谦君子。他举春秋战国时代的苏秦、管仲以及兴汉业的陈平、韩信、萧何等人为例，说这些人出身寒微，最初声誉不好，但是这些人都是实干家，“卒能成就王业，声名千载”。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官吏政绩的考核。有一次唐太宗与魏征探讨选官用人事宜，太宗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观察善恶。今欲求人，必须慎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这段话告诫人们，知人虽难，但经过考核就可以掌握其善恶。招贤纳士须慎访其行，提升或罢黜官吏，必须通过政绩考核才能作出判断。
明人张居正在用人问题上也主张严考政绩，他说：“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意思是要建立严明官吏的督察制度，要审验官吏的名声与实际是否相符，用人必须自始至终考察他的全部历史，给人授予职务一定要使他的能力与职务相适应，不能滥竽充数。
清代一些人对官吏的考绩也很重视。《清史稿·沈文奎列传》中讲：“探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意思是说，考核官吏的勤奋与懒惰，观察他们对自己职务是否能够胜任，然后给予相应的奖励或处罚，这样朝廷地位就不会动摇，贤能的人和愚钝的人都会得到勉励。
以上列举了我国封建时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官吏政绩考核的见解。仅由上述几例便可以看出历史上对官吏政绩大体上形成如下观点。
1．关于政绩的界定
从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绩是指对官吏德才与成就的评价，不涉及对百姓的评价。所以政绩的定义，在古代人的眼中是指“从政官吏的业绩”，创建政绩的主体是官吏，政绩的客体是官吏所做的功勋和业绩。
2．关于官吏任用和升降的准则
官吏必须通过考绩，凭能力、本领和实际的作为来委任，凭在职位上的贡献与功勋予以奖励，因为其败绩和游惰表现受到惩罚。正如唐太宗说的“考绩黜陟”。
3．关于考核官吏的方式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考核官吏不能看一时一事，而要全面考察，正如孔子所说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张居正的“严考课之法”，“用人必考其终”，就是指把考核贯穿于官吏任职的全过程，并且要规范化。
4．关于考绩的目的
考绩的目的是掌握官吏的真实事迹和功过。张居正所言的“名实之归”，即名与实相符。名实不符就是弄虚作假，要挖出假政绩，透视真政绩，然后根据考绩的结果授任相应的职务，或者奖励，或者对败绩者惩罚。
二、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及其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库中，很难找到“政绩观”这一词语。政绩观是近年来我们评价干部业绩时创造的一个新词语。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库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涉及政绩的思想观点还是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论断，是我们今天树立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导向。因此，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及其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际联合阵线，进行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反映了当时的革命大趋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对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政绩要求大体上有如下一些观点。
1．工人无祖国，为世界而工作
马克思在他早年就确立了为世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宿愿。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中这样表述他的宏图大愿：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人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当时对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共产主义战士的政绩评价也持这一标准。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第一要求是树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作风。“工人无祖国”，“我是世界的公民”，就是马克思的著名口号。他倡导并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又建立了第一国际。他对一切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献身的人，给予高度评价，而对那些分裂和败坏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及其声誉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坚决展开批判和斗争。他批判普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因为他们或败坏了无产阶级组织的声誉，或歪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对那些献身于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人代表和革命家马克思则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为公社牺牲的工人领袖瓦尔兰、杜瓦尔等给予很高评价，赞扬他们的英雄业绩。
2．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在于破坏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深恶痛绝。他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他主张同一切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和所有制关系绝裂。他认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放弃政权，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他说：“暴力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他对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工人的武装起义都给予充分肯定与赞扬。这表现出马克思的革命价值观也是他的政绩价值观。他对顽固维护旧制度的反革命派予以尖锐揭露和痛斥，把他们看成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历史罪人。他对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作了这样的评价：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斗争申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人权在握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泪；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3．树立公仆意识，甘为人民做牛马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统治，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权力的代表人物完全改变了性质，他们不再是统治人民的官吏，而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马克思称之为人民的“公仆”。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取消了官吏的常备军开支的“廉价政府”，工人阶级政府的掌权者已由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公仆”。马克思的公仆思想是人民政权建设的重要思想。今天我们评价干部的政绩，也必须看他的公仆意识树立得怎么样、公仆职责履行得怎么样。
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的政绩观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绩观”。他认为共产党人、党的干部在未取得政权前，要以牺牲精神全力投入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他把那些放弃革命，企图让社会主义“和平长人”的人称为“叛徒”。例如他把考茨基、伯恩斯坦都称为“叛徒”，因为他们都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让社会主义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他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普列汉诺夫这些俄国杰出的革命家，因为这些人都不主张在1917年采取“动武”的革命方式。他还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党员和干部更不能放弃革命手段。他认为承认革命胜利前有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夺取政权后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夺取政权后，阶级敌人还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反对新政权，而且小生产者还每日每时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列宁把对干部政绩的衡量标准，主要建立在革命的立场和革命的行为上。
但是，列宁对工人阶级政党及其党员的要求，在革命胜利前后是不一样的。在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人及其干部除了继续坚持革命以外，还要学习技术、学习文化、学习管理，甚至不惜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业务技术。他认为革命干部不能只做政治空谈家。他主张党员和干部都要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岗位上大显身手。他掀起了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提出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的无偿劳动号召。
列宁还主张在夺取政权后，人民和干部要树立爱国意识。在沙皇统治时代，向工人及其政党提倡爱国主义，往往会给统治者提供口实，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保护了沙皇的统治。在无产阶级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统治后，国家的性质变了，爱国意识得以强化。于是列宁就由倡导“与爱国主义决裂”到同爱国主义联合。过去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工人阶级就有了祖国，“而且要保卫它的独立”。
由上所述，列宁衡量党员和干部政绩观的指导思想是：革命精神与革命行为，爱国意识与爱国行为，实干意识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方面有重大贡献，在政绩观上同样使马克思主义有创新和发展。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和塑造，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不同任务，提出不同要求。
一是要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绩观。他一生坚持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对革命的态度把政治力量分为左、中、右三种，支持革命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间派。建国后，他仍然认为中国长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革命的任务没有完，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对党员和干部优劣的衡量标准定在阶级斗争的准绳上，要求党组织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战斗堡垒”，党员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先进分子”。他提出培养红专干部，把干部的政治表现，即阶级斗争观念和实践放在第一位，业务技术放在第二位。他提出的接班人的标准也是同阶级斗争信仰相联系的。
二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不是个别英雄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他在革命生涯中始终强调党员和干部都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执政党的全部工作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1944年9月8日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高度赞扬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张思德同志，指出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要“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他在另外一些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甚至对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的日用品也要关心。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成为衡量干部政绩有无与大小的标准。谁为人民服务的成绩越多，他的价值就越大，他的政绩也就越高。上世纪60年代中国树立的雷锋这个典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