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配不公和收入差别扩大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是造成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不和谐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要着眼于分配制度的完善和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
收入分配的均衡与否是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过去在收入分配上基本实行平均主义，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很小的，大体上是毛泽东所讲的“基本平均，略有差别”。这种分配制度后来显得越来越无效率，变成一种养懒汉的惰性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有差别的分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应，但目前却出现一种收入不公、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1．地区间收入差别的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梯度开发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四个特区和十多个对外开放城市，使国内生产力要素和国际部分生产力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从而使东部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从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可看到差距扩大的状况。（见下表）当年北京的GDP为4283.3亿元，增速为13.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6573.8元，增长12.6％；广东GDP为16040亿元，增幅14.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628元，增长10.1％；山东GDP为15490.7亿元，增长15.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437.8元，增长12.4％；上海GDP为7450.27亿元，增长13.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增长12.2％。从北京、上海两市和广东、山东两省看，GDP北京突破4000亿，上海突破7000亿，广东、山东均突破1万亿，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
现在我们选择西部的四个省区来看，2004年四MGDP为6556亿元，增速为12.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709.9元，增长9.5％；陕西GDP为2883.5亿元，增速为12.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492.5元，增速为10.1％；甘肃GDP为1558.93亿元，增速为1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376.74元，增速为10.8％；西藏GDP为211.54亿元，增速为12.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200元，增速为1.8％。西部四省区GDP除四川达到6000亿外，陕西还不到3000亿，西藏只突破200亿。广东的GDP是四川的2.4倍，是陕西的5.5倍，是甘肃的10倍，是西藏的75倍。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看，北京、广东、上海都突破了10000元，山东即将达到10000元，其中北京、上海均突破16000元，而西部的陕西比上海低2.2倍，是四川的2.1倍，西藏的2倍，甘肃的2.2倍。
以上只是对东西部之间的收入进行了直接比较，由于东部地区产业十分发达，就业岗位灵活，个人收入呈多元化状态，实际的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得多。就小康建设的指标看，东部大部分城市已经接近全面小康目标，而西部城市至今还未完全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甘肃、青海等省要达到总体小康还得五年时间。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大部集中在西部，这部分人收入更低，生活水平更差。
2．城乡间收入差别的扩大
城乡二元与构和城乡差别无论在东部和西部都呈现出扩大的倾向。北京市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仅7000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16000元，差距是2.3倍；广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1300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366元，差别是3.1倍；山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900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3500元，差别是2.6倍；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1600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7000多元，差别为2.2倍。西部省区城乡差别更为突出，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00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800元，差距为4倍；四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00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00多元，差距为2.9倍；西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000多元，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800元，差距为4.4倍；甘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00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800元，差距也有3.9倍。城乡收入差别还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医保体系未建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文化生活更为单调，农村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城市。
3．行业和产业部门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陷入困境，下岗失业人员剧增，许多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得不到落实，一些继续维持的传统制造业虽可给职工发放一定的生活费，但标准很低。商贸流通领域的规模、数量扩张很快，但普遍存在商品过剩的情况，商业利润大幅度下降，商业领域资源的浪费剧增，从而加大物流成本，全国大部分商业流通业的职工收入处于中下水平。
相反，在改革过程中还形成了一批资源垄断性行业和产业垄断性行业、公共服务垄断性行业。这些行业包括石化产业、电力产业、冶金产业、邮电通讯、供水供气供暖等公共服务行业。近几年，这些垄断陸行业依仗垄断优势，不断推动价格上涨，将本来应转化为税和利润的资金转化为职工的工资。有些垄断性行业职工工资的收入竟以50％或100％，的速度增长。目前，垄断性行业与普通制造业收入差距一般在1~10倍之间，垄断部门往往采取提价的方式不断向消费者转嫁它高额的成本，造成垄断行业的惰性和技术创新不足的局面。可见，消除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收入的过大差距应是收入领域调整的重要内容。
4．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各阶层内部个人之间的收入也在扩大。一些掌握私有财富的经理人员和在公共服务领域、资源垄断行业工作的经理阶层的收入呈高速增长状态。一些从事会计事务、法律事务、审计事务和建筑设计行业的技术人员和领导层收入也出现飞快增长。那些掌握知识产权的知识阶层，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收入出现了翻番现象，而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和广大农村的农民以及贫困地区的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以至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不少人陷入了困境。这种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有些带有合理性，但有些带投机性和不合理性，如一些医务人员和高等高校教学人员主要凭借着提高收费、扩大招生范围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而且还把一部分事业发展的费用也转化为个人收入，这都带有很大的不合理性。
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内部，在拉大收入档次的口号下，出现了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现象。一些占据领导岗位、掌握财产管理权和事务管理权的人员往往工作很轻松，工资标准很高，而那些在第一线勤奋创业人的工资却很低。相当多的文化传媒机构、中介组织和教学单位雇佣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临时工作人员和编外工作人员，承担了本单位工作的重要任务，他们付出了超量的工作，但收入不及老人手，而老人手无所事事，却拿着高收入。这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贫富悬殊的出现，内中含有不合理的分配因素和分配制度的缺陷。
由此可见，我国收入分配方式呈现出全方位扩大趋势，这一趋势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日益突出。
（1）造成经济资源的逆向流动
由于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形成了经济资源的不平衡流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资源继续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而经济资源普遍缺乏的西部地区有经济资源逐步空壳化的危险。这种经济资源的流动产生逆效益。东部地区的生产力要素在许多产业领域显得饱和，资本过剩，人才过多，土地价格飞涨，人口密度增大，形成了经济资源的重负和环境容量的压力，这种超速流入现象对东部地区的发展在早期有促进作用，在近期会造成负面影响；西部地区优秀人才短缺，资金投入的不足和传统工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是收入分配不公在西部地区产生的一种负效应。
（2）收入不公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
由于垄断企业与一般企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从而各社会阶层之间同舟共济的关系变成了贫富阶层对立的关系，低收入阶层经常谴责高收入阶层的腐败和服务低劣的现象，高收入阶层的暴富人员不够自律，以财气、傲气对待服务的对象和低收入阶层。阶层的收入分化的最终结果会导致有产者阶层和无产者阶层的阶级出现，这是种阶级的分化，是一种危险的现象。
（3）贫富分化的加剧已经出现了新剥削关系
有专家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6，略高于美国，至少同西方发达国处于贫富分化同等水平。国家银行中的居民15万亿储蓄，其中有8万亿集中在过高收入阶层。在一些股份制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现了一种血汗工资制度，普通职工每日的工时均在8小时以上，有些餐饮行业竟达15小时，有些企业取消了职工的双休日，相当多的企业老板把利润率提高到100％以上。企业的利润成本增长，而职工的工资多年保持一条标准线，有的企业每月发200—300元的工资，还采取各种处罚和违反人权的管理制度。在国内，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现象有普遍化的危险性。由于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多数处于停滞和挥霍状态，不能转化为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更不能转化为公众享有的社会财富。这种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5．降低了社会和谐度
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而收入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日前，由于一部分低收入阶层生活没着落，所以经常发生民众围攻政府机关和党委部门的现象，造成了群众与党政机关的对立情绪。领导层和普通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工人没有把工厂经理看成战友，而是资本家。收入分配不公，还造成部门间的对立情绪，把有的部门称为电老虎、气老虎、水老虎，可见部门间对立情绪何其之大。收入不公形成地区、城乡、个人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地区间的差距往往演化为地区间的对立。总之，收入不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应从调节分配的公平、公正处着眼。
二、坚持正确的分配理论与分配政策
计划经济时期，在按劳分配的口号下，我国实际坚持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如果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以应用，就会使人们养成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习惯，压抑了劳动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提出按劳为主、其他方式并存的分配政策，并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新的研究和判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理论与分配政策。要消除平均主义的消极后果和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就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实行的正确的分配理论、政策有所了解。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十二大以来提出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对改革前那种在“按劳分配”口号下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体制继续给予否定。但是，十五大以来，我党在分配方面有许多新的见解和认识，它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给按劳分配赋予新的含义。十五大虽然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承认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倡导效率优先，承认按劳分配原则下有先富和后富的差异。这里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劳”要有新的认识。过去讲参与分配的劳动只是活劳动，就是付出的可以用计时和计件方式表现的那种劳动，而基本上是依据付出的体力和支出的劳动参加分配。这样理解按劳分配，平均主义的分配是避免不了的。它否定了劳动者能力差异和生产条件差异对创造财富的不同贡献。十五大提出，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这就必然要求人们对劳动的含义有新的理解。我们认为当今强调的按劳分配的“劳”，除了活劳动支出可以参与分配外，还有两种劳动因素也必须参与分配。一种是劳动能力，同样用劳动时间计算的活劳动量，因为劳动者能力不同创造物质财富的多少也不同，应当承认能力强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内创造的财富多，贡献大，所得的收入多。高级劳动者付出的复杂劳动应当比低级劳动者的简单劳动得到更多的收入。另一种是积累劳动，就是过去劳动的结晶，包括过去掌握的知识、技术、信息、积累的资本和生产的其他物质及非物质的条件。这些虽然不是生产过程中活的劳动，但它们都是劳动者早已付出的劳动带来的成果。这些是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积累劳动，当它们再次投入劳动过程时，会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这是新价值形成的重要条件。因此，积累劳动也应参与分配，而且这些都属于按劳动分配的内涵。可见今日所倡导的按劳分配的劳动显然包括三部分，即活劳动、劳动能力、积累劳动。
二是中央文献中首次提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法性。十五大报告指出，“把按劳动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来参与收益分配”。这些提法是对传统按劳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