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他们又面临了一场政治上的考验，这就是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的激烈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后，政治局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同意，行动上抵制。他把红四方面军当作个人的政治资本，仗着人多枪多，要挟中共中央改变决定，按他的意见南下四川、西康，并且向中央伸手要权。中央一再对他做工作，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但是张国焘野心勃勃，在北上过草地的途中，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后来他变本加厉，于10月5日宣布另立中央，由分裂红军发展到分裂党。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前来迎接，和任弼时、贺龙进行了长谈，他们才得知一年来中央和张国焘斗争的事实真相。任弼时和贺龙等面临的是一场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迫于形势，张国焘另立的中央不得不收场，但他耿耿于怀，继续对抗党中央。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施用了种种不正当手法，拉拢二、六军团，进行分裂活动。
先是送来一批文件，包括《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有的指名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有的诬蔑一、三军团北上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逃跑主义”，破坏团结，蛊惑军心。同时，又竭力拉拢二、六军团，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两军会合“将更大增强我们的力量”，“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等等。
任弼时和贺龙等不同意他们对中央领导人的诬蔑，也不听他们的甜言蜜语，立即通知部队：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宣传。他们送来的文件，一律不得发下，由政治部封存或销毁。
接着，张国焘与任弼时谈话，要任弼时离开二、六军团，“准备调换二、六军团首长”，“另派政委”。任弼时一概拒绝。在谈到另立中央时，张国焘极力为自己辩护说：“一、四方面军分手，是毛泽东他们疑忌太多？”
“四方面军有些人的反对呼声，加重了这种疑忌，另立中央太过份了。”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
“两军会合后，应该召开干部联席会议，领导上首先保持一致。”张国焘说。
“大家都照党中央的决议办，自然就一致了。开干部联席会，谁作报告？发生了意见分歧谁来做结论？”任弼时说。
贺龙说：“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啊！”
任弼时、贺龙态度坚决，一身正气，使张国焘的分化、拉拢活动无隙可乘。张国焘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已彻底孤立，这才率部队北上。
当时还有一段插曲。张国焘为拉拢任弼时，特派汪荣华去照看陈琮英母女。没想到目的没有达成，而刘伯承却和汪荣华结成了百年之好。大家都说远征是他们的“红娘。”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向哈达铺进军途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此后，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任弼时一再对张国焘做说服工作，强调要“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印象”，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同时又在过草地时，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别谈话，听取意见，促进团结。
1936年9月初，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中央军委电令：红军三大主力配合行动，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任弼时深为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高兴。但是，在红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地区，占领武都、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时，张国焘竟然不执行命令，突然撤走三个军，使胡宗南控制西兰公路，三方面军被阻于渭水以南，不得不放弃已占地区，绕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
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任弼时既坚持原则反对分裂，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尽心竭力，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工作。
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历尽艰难曲折，终于会师于甘肃会宁，为后来红军奔赴抗日民族战线准备了力量。
陈琮英随红二方面军这一次长途远征，历时7个月零10天，横贯湘、黔、滇、川、康、陕、甘7省，行程18000余里。这次不平凡的旅程，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舍家为国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烽烟在全国燃起，全国上下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研究决定：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左权任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率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消灭日本侵略者。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任弼时又要离开妻子和女儿，随部队向华北挺进。陈琮英也习惯了夫妻离别。在长沙，任弼时赴苏联求学与陈琮英离别；在上海，任弼时赴苏区与陈琮英离别。但这次与前两次离别是不同的，任弼时是到烽烟滚滚，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去，这不能不使陈琮英依依难舍的心情中增加几分担心和牵挂。
部队开赴前线的时刻来到了。陈琮英用布袋把女儿远征背在背上，站在路边，为任弼时送行。
当她看到抗日部队迈着坚定的步伐，喊着雄壮的口号，唱着响亮的歌声奔赴前线时，陈琮英心里充满必胜的信念。不一会儿，任弼时走过来了，他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叶剑英总参谋长走在一起，步履坚定，气宇轩昂，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任弼时边走边向送行的群众致意。突然他在送行的人群中间看见了陈琮英母女俩。他快步走上前去，站在妻子面前，轻轻从布袋里抱过孩子远征。这个出生在草地上的女孩，不但活过来了，而且长得很好，如今远征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看着女儿娇嫩可爱的样子，听着女儿稚气的叫声，任弼时心中感到无比甜蜜，忍不住想亲亲女儿。当他把长满胡子的脸贴近女儿时，远征被任弼时的胡子扎得直叫唤，一个劲从爸爸怀里往外推。任弼时笑着将远征交给陈琮英，饱含深情地说道：“琮英，回去吧，天凉了，小心感冒。只是你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太辛苦了。克服着点吧，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
陈琮英接过孩子，点了点头，悄声嘱咐道：“你的身体不好，要自己当心！”任弼时点了点头，转过身，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缰绳，翻身跃上马背，一抖缰绳，战马向前奔去。跑出好远一段距离，回头再看，陈琮英还站在路边，向他挥手致意。
任弼时勒马停住，转过身，远远地挥了一下手，告别了陈琮英母女。
直到任弼时的身影消失在看不见的远处，陈琮英母女俩才返身回去。窑洞就是她的家，现在显得有点冷静。也难怪，革命者的家，总是飘忽不定，特别是在那样的年代。陈琮英当时是在书记处机要局工作，属洛甫同志领导，她每天上班，全力以赴地工作，下班后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孩子，尽管是辛苦一些，但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陈琮英非常关注八路军部队的行动。她知道部队已经进入了太行山，知道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每当她接到胜利捷报，嘴角和脸上禁不住都会露出笑意。这是八路军英勇善战的功劳，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指挥有方，这其中，当然也有她丈夫的一份功劳。作为战友，她由衷地高兴；作为妻子，她感到自豪。
陈琮英为部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而高兴，同时也为丈夫的身体担心。在军情紧急的岁月里，任弼时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甚至饭都顾不上吃。警卫员端来的小米饭，总是凉在一边，小战士急了，反复提醒道：“首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次啦！”每到这时，任弼时总会说：“再等等，再等等。”
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使任弼时倍加思念陈琮英母女俩。战争的间隙里，夜深入静的时候，任弼时经常会想起她们，她们母女平安吗？
因为环境艰苦，不太安定，陈琮英决定把远征送回湖南老家去。为此，陈琮英特地征询了任弼时的意见。任弼时考虑到，妻子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管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于是同意了陈琮英的想法。可是，这也增加了任弼时的一桩心事。一路上关山阻隔，战事频繁，是相当危险的，母女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直到他听说孩子安全地送到了老家，陈琮英平安地回到了延安，任弼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豪情。任弼时和陈琮英舍小家为大家，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了许许多多？
再赴苏联1938年2月，任弼时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北方初春的早晨，异常寒冷。3月5日，天空飘着小雪，一辆卡车出延安南门驶向西安，任弼时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坐在驾驶舱里。陈琮英坐在后面的车篷里。与他们同行的有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烈士遗孤、张太雷的儿子以及蔡和森的女儿等。当晚，他们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着，车队行驶了近10日，到达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任弼时一行时而坐飞机，时而坐汽车，经哈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就在任弼时西行途中，突然接到一封从延安转来的电报：3月18日，他的母亲去世了。得知这一消息，任弼时、陈琮英悲痛万分。但是，关山万里，重任在肩，他们只能对空遥祭，治丧的情况只好电请堂叔任理卿代为料理。留在老人身边的两个孩子--七岁的远志和不满两岁的远征，也只得请堂叔照料了。
3月底，任弼时一行到达了莫斯科。他们被安置在共产国际宿舍。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陈琮英心里想，这里的条件比国内要好多了，以后要利用这段时间在生活上细心照顾任弼时，让他好好恢复一下身体。
任弼时一到莫斯科，便去拜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白天拜会苏共中央斯大林同志及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向他们介绍解释中国的情况，晚上则起草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这份大纲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在会议上，任弼时就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他的补充和说明，生动、翔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通过任弼时主持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工作，使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任弼时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共产国际执委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以及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不久，国际援华运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包括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集会、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迟滞对日军用物质的运输等群众制裁，派遣医疗队、新闻记者和有声望的代表来中国，以及发动募捐运动等，于是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来到中国战场。这一切都和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有效工作是分不开的。
远离延安的代表团既是中共中央派驻国外的一个宣传站，又是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站和参谋组。身负重担的任弼时整日紧张的工作，陈琮英便协助丈夫处理繁杂的事务。看到任弼时没日没夜的工作，陈琮英很心疼，但又劝阻不住，为此，陈琮英便想方设法为任弼时做点好吃的东西以补充营养。任弼时非常理解妻子的心情，他语重心长地告诉陈琮英：“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来治病的，也不是来疗养的，更不是来休息的，是来工作的。国内的同志很艰苦，就是在莫斯科的一些同志，生活上也很困难，我们要尽可能地节省些，从生活费中拿出一点来帮助他们。”
1938年12月8日，陈琮英又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远芳。孩子的出生给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夫妻俩带来了精神上的慰籍。
但是，由于工作十分繁忙，远芳不足一周岁，便离开了父母，住进苏联国际儿童院。这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育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延安。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工作了将近两年。两年的工作生活是紧张忙碌的，在工作之余，任弼时和陈琮英夫妇是多么思念祖国，思念在国内的亲人啊！任弼时经常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融到琴声之中，一边弹着中国古老的民歌，一边放声高歌，每到这时，陈琮英总是一个忠实的观众和听众。终于盼到了回国的日子，任弼时异常欢喜，陈琮英却犯难了。
此时，抗日战争正在国内激烈进行，二次大战的烈火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回国的旅程中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岁多的孩子恐怕难于带在身边长途辗转。而回国的事情又不容拖延，党需要任弼时即刻回国承担重任。为了中国革命事业，陈琮英意识到必须再一次忍受母女分离之苦，又一次抛却了儿女情长，将孩子暂时留在异国他乡。
这是多么难以割舍的母女情啊。此时，她想到了死在为营救丈夫出狱途中的大女儿苏明，想到了寄养在苏区老乡家至今没有下落的长子湘赣，想到了远在湖南的远志、远征？但是他们只能这么做。她是母亲，但首先是共产党员啊！
任弼时和陈琮英在离开苏联之前，特地去苏联国际儿童院看望小远芳，并和孩子合影留念。远芳一岁多了，已经会伊呀学语，她扑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自己的父母，露出十分可爱的神情。她怎能想到此时父母正和她道别，并且即将离她远去呢？
分别在即，陈琮英不禁产生了眷恋之情，这次在莫斯科将近两年的生活，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使她难忘的，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家宴。
家宴的主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着名活动家、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家宴的客人是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以及到苏养伤也即将返回祖国的中共着名领导人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
季米特洛夫的客厅干净整洁，圆形的餐桌上摆着各种西式菜肴和汤，空气中飘着花的芳香，墙上挂着几幅季米特洛夫喜爱的油画，显得格外的典雅和谐。
宾主之间既客气，又分外亲热，彼此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情。
中方的客人忘不了季米特洛夫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任弼时之前，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是王明，由于他别有用心地向共产国际歪曲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现实，致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许多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