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乎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画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
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也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抓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做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报务员先练习跳伞，准备19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
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
蒋分析了战后自己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电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1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
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1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
只见数日暴风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呈圆形抛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臂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找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
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
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一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的恶煞神、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咳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盏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看来，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白玉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五尺龙泉宝剑。只见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两件珍品由军统清点后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
沈醉此行是有功的，正是找到此物，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
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桩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名震一时的一代特工之王，结果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戴笠一世“英雄”，却轻易败在小人马汉三手中，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
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上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是多少能表达蒋介石痛失戴笠之后的心情的。
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先生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人士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点门面。
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急流勇退，相互推诿。
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翁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亦见章士钊对戴笠其人把握之准。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翁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叫好。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翁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诵。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6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
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达为指挥官。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一代枭雄、特工之王命丧黄泉，结束了他那风云谲诡、波澜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戴笠之死，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