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连戴笠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特派局本部督察室督察连谋专程到江山县调查核实，结果很快弄清此案纯是一起诬陷案件，因而否定全案，然姚则崇等人不服，告状告到戴笠处。这时，江山县一些社会贤达绅士也联名打电报给戴笠，恳请他为柳莲芳一案涉及的无辜人员平反。于是才有戴笠的江山之行。
戴笠住进江山县城南门外上三桥一处新屋，未审柳莲芳一干“间谍”，也未找调查室一干特务，却找到江山县商会会长王寿昌询问此案真伪。王寿昌以“我江山县百姓，一向团结抗日，岂有汉奸成为集团之理”一席话，顿开戴笠茅塞。当即同意连谋的结论，下令全部释放柳莲芳等90余名无辜罪犯，将调查室主任姚则崇、江山县行动组长魏哲秋、秘书陈自耕等人拘押解往上饶，经审判，由戴笠指示枪决，并公诸报端，公开执行。当时人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戴笠做了一件好事，岂知姚则崇还是被他用替身术保了下来，仅易地使用而已。戴笠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此行第三站——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次商谈忠义救国军的整顿问题。
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重庆蒋介石那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地区进行整饬，才使忠救军与三战区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但是，由于忠救军本是一些良莠掺杂的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关立卡，强征暴敛，同时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忠救军的所作所为，使得三战区与忠救军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弄得顾祝同也站出来向蒋奏了一本，说忠救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十足一群土匪。
蒋介石自1942年以后，对戴已有了戒备心理，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态度进行处理。他把三战区揭露忠救军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批转戴笠查处具报，并威胁要取消忠救军建制，维护战区军令统一。
蒋介石这一手，无疑把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蒋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救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自己如处理不当，必受其累，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一份特务武装的家当，也会毁于一旦。
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向蒋呈送了3条处理意见：
一是再次调整忠救军的高级人事，由胡宗南推荐的黄埔一期生马志超出任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调任军统别动军司令。马志超在西安事变后，被戴贬谪到兰州任警察局长，后因不得志钻营到胡宗南部任师长。这次又由胡宗南把他推到军统任忠救军高级职务，戴素知马志超是大饭桶一个，对其颇感不满，但一则出于胡宗南的推荐，二则可以利用马志超黄埔一期生的黄马褂敷衍蒋介石，也只好勉强接受下来。胡宗南深知戴笠的心理，授计马志超不带一个警卫和副官，只身前往戴笠处报到。戴笠见此，果然很感动，马上命令给马志超精选一名精干的卫士，并取出一支最新式的手枪赠送给马，另取一支德造20响驳壳枪给卫士，同时为马添置了许多装备，令马即日赴安徽广德忠救军指挥部接任。
二是与梅乐斯商定，在安徽歙县雄村成立中美所特训班，分期分批调训忠救军所有官兵。训练课程、教材、方式一律按美式设置，并由美军教官主持，训练结束后，一律装备美式武器，然后把他们用于配合美海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
戴笠深知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军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因而挟美军以自重，施出这一杀手锏。这一招果然厉害，既然连美国人都重视这支特务武装，蒋介石一度要取消它的心理也就作罢。
三是戴笠决定利用和梅乐斯一起赴东南视察的机会，亲自到三战区与顾祝同等高级将领面谈，协调忠救军与三战区的关系，整饬忠救军的风纪等等。
戴笠的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因而忠救军得以保留。
戴笠是报复心理极强的人。第三战区因忠救军的关系，屡次到蒋面前告状，早使戴笠对顾祝同心存芥蒂。这次他到第三战区视察，表面上是调整关系，整饬忠救军，实际上是搜集第三战区部队上下勾结，大搞走私活动的材料，以便向蒋密报。
当时，第三战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有钱的部队，军风腐败，大小将领腰缠万贯，重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及社会舆论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戴笠对此心里是很清楚的，不过考虑顾祝同是蒋的心腹将领之一，不愿过分拂逆蒋的欢心。同时考虑到忠救军部署在三战区，军事作战方面受战区节制。还有忠救军与杜月笙的港济公司也都存三战区大搞走私，也就对三战区种种腐败现象加以袒护，每年只是指示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缉私部门抓几件不大不小的案子上报，以敷衍舆论。
自从三战区抓住忠救军不放以后，戴笠也就改变策略，下令各省缉私部队加强缉私活动，搜集三战区部队参与走私分肥的材料，不断上送侍从室，密报蒋介石，结果缉私部门与三战区驻军的关系一时搞得很紧张。这次戴笠到三战区，一方面检查缉私单位是否忠于职守，严厉查缉打击除军统以外有关方面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也给这些缉私机关撑腰打气。戴笠与梅乐斯的车队从江西到达皖南歙县的那一天，迎候的除军统驻安徽的各公秘单位特务头目外，还有当地的行政与驻军高级将领等。
但戴笠不愧为特工之王，经常喜欢独往独来。这次也不例外。
刚到城外，就叫车队停了下来，他一个人先下了车，径直徒步向城内走去，身边未带一个警卫或侍从人员。这一举动，使在场迎候的人员莫不惊愕，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等急了，要车队派人进城护卫，却被戴笠的侍卫人员挡住，他们说：“这是常事。不要管他，没有问题。”不久戴笠果然抱了一大捆宣纸安然无恙地回来，车队才开动，向安排好的住处开去。
原来，戴笠孤身一人进城后，先打听到城内的一位商家，立即登门拜访，谎称自己是从外地来采购桐油、棉麻等物资的商人，请商家代为收购，越多越好，且报酬甚优。
商家看来人颇谙行情，而且阔气大方，便深入攀谈起来。
交谈中，商家表示：“代购物资不难，为难的是有缉私人员，收购的物资恐怕难以运出。到时运不出去，你如果不要，我就惨了。”
戴笠说：“你们当然认识缉私处官员，我可以请客嘛！你介绍给我，我去找他们想办法。”
但商家坚持说缉私处不好对付，他们不要钱财。几经磋商，生意没有谈成，戴笠才买了一捆宣纸回来。
事后，戴笠在接见缉私处官员时，特对他们忠于职守，维护纲纪的行为给予嘉勉。而缉私处人员了解戴笠进城经过时，也吃惊不小，庆幸这次老板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否则一定会用“家法”开刀，以儆效尤。
戴笠结束这次第三战区之行回到重庆不久，顾祝同因纵容所属部队走私而受到蒋的严厉申斥，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的青年将领也同卢给予指责，重庆的报纸也给予揭露声讨。由此，顾祝同开始意识到戴笠的厉害，开始主动改善、修补同戴笠及忠救军、缉私处的关系。
戴笠与梅乐斯等人的住处被临时安排在公路旁一座较现代化的公墓办公建筑里。许多特务认为这处地方阴气森森，鬼气缭绕，是不祥之兆，但戴笠是不信鬼神之类说法的，反认为这是一座新式建筑，干净整洁，宜于居住。
戴笠到了住地，立即批阅一路上从重庆发来的各种急电。一个多小时后，才整衣出来，与早已迎候在外的高级军政负责人见面。握手寒暄之后，一一赠送由后方带来的礼品，并为这些军政人员解决些疑难问题。戴笠是深知人情世故的，他对这些人无非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或则封官许愿，或则赠金送礼等等，使众人皆大欢喜，满意而归。
雄村训练班是中美所举办得最早的一个训练班，戴笠、梅乐斯对此十分重视，意在通过该班取得经验，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按例，雄村班主任仍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三战区督导组组长郭履洲担任，教育长余万选，总务组长张万生等。教官30多人，全部由美军特工人员担任。
为了协助美军教官教学，在这之前，戴笠与梅乐斯商量，还举办了一期“助教人员训练班”，由梅乐斯亲任班主任，学生由富有教学经验的军统特务人员选送。该班学生自称是“梅乐斯训练班”，毕业时。每人得到梅乐斯赠送的短剑1把，然后被分配到雄村等训练班任美军教官助手。
第二天，戴笠、梅乐斯等人乘4人大轿车从住地到雄村参加开学典礼。礼堂没在一处有三四间的宽敞民房内，墙上贴满了“革命”、“家规”等标语，主席台西边的壁上贴着金色剪纸的“理明、心静、气足、胆壮”8个大字。
雄村物质条件较差，场面较为平常。开学典礼仪式主要由戴笠和梅乐斯分别讲话。当天，顾祝同也从江西上饶赶来表示祝贺并在会上讲话。
戴、梅、顾三人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太平洋大战中美军的攻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意义，雄村训练班的重要性，以及对学员的期望等。戴笠在讲话中还特别吹嘘梅乐斯对中美情报合作所作的重大贡献，强调训练班所有官兵都要无条件服从中美所的领导，尊重美军教官，促进中美团结等等。仪式不长，讲完话后即告结束。
第三天，天刚放亮，戴笠又命令郭履洲集合全体官兵在新安江畔讲话。针对学员都是来自忠救军各个纵队，帮会习气浓厚，作风散漫的特点，戴笠面对学员，用手指着新安江的清澈流水对学员们说：“这新安江的江水，是用来清洗你们灵魂的，我要求你们把身上的污泥浊水洗个干净，你们这些人好比废铁，我要把你们投到这个大熔炉里，把你们锻炼成钢。”
戴笠还以老板的身份，重申家规家法，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在敌后尽忠尽职，以便将来配合盟军作战等等。整个讲话充满了“家长”的威严和关切的气氛。
雄村训练班开学后，戴笠才开始接见军统外勤特务骨干。接见形式包括开会、宴会、个别会面等方式进行。开会主要是聆听戴笠的即席讲话。会议形式虽然不像正式会议那样严肃，但戴笠每次讲话时间都很长，使一些不善于干坐的外勤特务颇不习惯，但因畏于戴的家长作风，一个个也只好强打精神，把戴笠的训示听完。讲话内容也都是一些慰问鼓励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工作方法等。
宴会除一次全体聚餐外，其余的均是一次一两个人被召见与戴笠共餐。5月28日午餐时，招待的是两碗面条，戴笠对受赐的特务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叫大家来吃碗面。”这种充满“家庭”气氛的形式，使特务们受宠若惊。
个别接见时间较长，先后用了2天时间，才接见完毕。接见过程中，戴笠手拿一份接见名单，上面填有被接见者的经历、学历、资历、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工作成绩、现任职务等。
戴笠对照名单，详加观察询问，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或升迁，或调动，或培训，或安排出国深造等，许多特务的一生，往往经过戴笠一次接见就官运亨通了。
戴笠为笼络人心，对每个被接见特务都要赠送现金，或2000元，或500元，每人多少，全凭戴笠谈话中的兴致而定。但因每人都有一笔，且最少也相当于一名少校军官两个月的薪饷，特务们也都十分开心，对老板感激不尽。
利用接见公秘单位特务头目的间隙，戴笠还广泛与屯溪、歙县等军政官商人士接触，对军统外围分子则开座谈会，广为交结，结党营私。戴笠久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知道对这些人不能摆架子，耍威风，而要亲切随和，称兄道弟。
屯溪商界有个布匹商，名叫裘雨农，是合肥人，颇有名望。经人介绍与戴笠相见。戴笑着说，“你与我异姓同名，看来我们是兄弟是好朋友了。”裘雨农受宠若惊，从此以后，对戴笠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军统工作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6月22日，戴笠与梅乐斯辗转回到重庆，此行前后共达110多天，是戴笠多年来出行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与梅乐斯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戴笠与其进一步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