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处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特务头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规定特务处所属的各级组织之间，只准有纵的关系，不准有横的关系。特务之间一律职务服从，不讲年资功绩。特务刺探、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法就是伪装不满现状和“反蒋”的进步姿态，以引起同情者的注意，然后打入反蒋派或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活动。又由于各组特务常常在一个地方活动，彼此又没有联系，因此一个特务伪装进步，另一个特务则接近上去，自己人做自己人的情报，双方使用的又都是化名、假名，报到上级也不容易发觉，结果花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等到双方都表演得差不多，准备逮捕对方时，经核对照片，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人。
有时，这种假戏演得过分真切，居然惊动戴笠向蒋汇报，等到逮捕后才知道是自己人扮的假货，戴笠一时不好向蒋交代，也只好假亦真真亦假，以错将错了。不过，戴笠运用这种方法建立特务处的内部体制确使特工活动常常处于主动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是戴笠的军统组织比蒋的其他特务组织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军统初期，戴笠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以后，为了能更好地仿效苏联“格鲁乌”和“契卡”的活动方法训练特务，戴笠曾征得中统头目徐恩曾同意，并报请蒋批准，借调原中共中央保卫局负责人、中共叛徒、中统特工训练专家顾顺章担任特务处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戴发现顺顺章确有一套，大为赞赏。就用种种方法企图拉拢顾加入特务处，顾也有背徐投戴之心。此事被徐恩曾察觉，就借故把顾顺章除掉，以绝后患。
随着特务处的创建和发展，戴笠逐渐感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务组织的一套办法更适应他的需要。于是，他又把眼光转向德、意特务组织的经验和办法。1933年下半年，戴笠一次因事去河南活动，特务处书记唐纵主持工作期间，批准赵世瑞秘密逮捕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分子。事后，汪精卫得知是特务处所为，大怒之下，向蒋要人。蒋为了敷衍汪精卫，不得不下令将唐、赵扣押。戴得悉后，匆匆赶回南京，向蒋力陈保释，并善言抚慰唐、赵二人。
这时复兴社高于奉派驻德大使馆武官，经戴向蒋建议，唐纵被派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行前，蒋、戴分别交代唐去德国的目的，是要他学习德国法西斯特工组织的经验。唐果然不负戴望，在德期间专心调查德国特工活动的办法，定期有详细报告给戴，介绍德国特工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建议戴笠要掌握警察、交通、检查、邮电等公开部门，并渗入工厂、机关、军队、团体监测无线电台和收音机以及干扰广播，以便配合特工活动。唐纵还建议要多派特务到德、意学习，开阔眼界，吸取经验，培养人才，引进先进设备等等。戴对唐的这些意见极为重视，多次向蒋报告，并提出改进特工建设的意见和措施，供蒋决策。蒋采纳戴的建议，不久便加派郑介民随复兴社的一批高干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七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主要是考察德、意两国的法西斯组织和特工活动。戴笠同时选派从浙警校正科生中毕业的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个特务赴德、意学习受训。对照唐纵、郑介民等人学习考察成果，根据蒋的指令。戴笠对特务处的活动做了不少改进调整。
戴笠对特务处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的方针下，大量控制掌握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在早期，最先落入戴笠之手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的调查课。由戴笠推荐特务处特务、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赵世瑞任职。接着掌握了’杭州市警察局和浙江警察学校；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手，由戴推荐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杭铁路警察总署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经戴推荐特务处上海区长、老资格的黄埔一期生、广东琼山人吴乃宪出任总署长。从此，特务处掌握了这两铁路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特务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铁路局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就是总处机关和上海区的许多内勤特务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也能得到路警的大力协助。驻苏州警务段长韩尚英，还被吴乃宪专门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对特务处上海区帮助极大。许多案件上海区不便出面，借助这两个机构便可以放手进行活动，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的工作效率。另外，特务处还掌握了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开始于1931年，但最初由CC系统的中统特务组织把持。戴笠的特务处由于插手较晚，缺乏优势，因而与中统的争夺十分激烈，有时一些地方的邮电所长甚至被双方的特务暗杀。直到抗战初期，戴笠才把这个机构彻底从中统手中夺过来。
戴笠把军队特工系统的控制权从邓文仪手中夺来完全得益于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不明不白地一把大火，把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此事立即震动了京城朝野。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邓文仪深入一查，初步确认是放火而不是失火。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的证据，而此案又与宋美龄有些关系，故邓文仪不便于报放火，亦不便报失火，只得这样一周两周、一月两月地拖延，久不结案。结果，由于各界的穷追不舍，蒋被惹得火冒三丈，一怒之下，当即下手令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个兼职。凡邓手下的一千七百二十二名特务，全部移交并人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
戴笠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是，他也不便于得罪复兴社的一批大头目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飞机案。而且，他不亲自出马，另派特务处特务、黄埔三期毕业的老大哥柯建安做代表去接收。当邓文仪系统的大特务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机关的一百多名特务到南京特务处机关报到的那天，戴笠组织全处机关的特务们列队欢迎，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安抚邓系人心，收买邓系的特务为己所用，他声言今后一视同仁和同舟共济，并慷慨任命张严佛为特务处的书记。
从此，戴笠不但实力大增，而且控制了整个军队的谍参和特工系统。这批人中，戴笠尤为得意的是接收了设计委员会一批曾留学过德、日、俄等国的所谓学有专长的学者，其中有中共叛徒谢力公，有著书立说的程一呜等等，还有日本通顾子载等。另有一些知名人士被陈诚挖走，戴笠无奈，只好在背后诟骂，以发泄不满。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不能满足特工队伍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接过邓文仪的摊子，不但原来的经费照领，而且利用调查科的定制，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经费大大增加，更有利于特工活动的开展。
戴笠在回忆早期特务处的发展时，经常夸耀说：掌握浙警校是他走的第一个红运，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他走的第二个红运，有了这两个红运，才能有早期特务处的迅速发展壮大。这话确是不错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事谍报工作的控制，戴笠先后在南京洪公祠和慧园街举办“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所调训人员皆为现役谍报参谋人员。调训完毕仍回原部队服务。该班主任由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职务的郑介民担任，特务处中校特务文强任政治指导员。该班先后举办了三期，每期六个月，为军队训练了大批军事特工人员。
五巧取豪夺，翅膀不断长硬
1932年10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
当时，浙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浙江省政府。受CC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CC系培养警界学生，逐步把CC势力带入警界。这当然是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如意算盘。然而，蒋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历来不让底下的任何一个派系过分膨胀，以致失控。他给CC系圈定的势力范围是主党政，给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盘是主财政，给黄埔系划定的领域是主军宪。三派力量大体均等，相互掣肘，而大权则集于蒋一人之手。警察系统归于哪一派，虽没有明确划分，然而历来军警宪一体，似乎由黄埔系控制更为合适。因此，蒋任命戴笠为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其意在CC派的地盘内安插一个钉子，对CC系在警界的活动进行监视，然后谋划对策。
对戴笠来说，当时发展组织扩大实力以形成自己的“黄埔军校”的最大困难，就足没有教育训练机构，用来培训大批专业特工人才。现在得到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意外的任命，不啻是天赐良机。于是，他耍起了常人不及的本领一‘借题发挥，巧取豪夺，仗着“钦命”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金字招牌，做起了文章。
第一步，对浙警校各方面的。工作施加影响。本来，特派员仅是个兼职，但戴笠完全不当兼职干，而是分出相当一部分主要精力去抓。他每年都要腾出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浙警校办公，并在校阿没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配备一套人员。他还抽调特务处的得力干将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其事，插手校内各项事务。戴笠不在警校时，王孔安行使戴的职权，对警校工作指手画脚，事事都要过问，并把情况随时向戴笠密报。警校不知戴笠奉蒋命而来的意图，凡事又不知哪些是蒋的旨意，哪些又是戴的主张，真假不分，只得一切都照蒋命来执行，对“太上皇”的弄权作势无可奈何。第二步，筹划夺取浙警校的高级人事权。戴笠以加强警校领导力量为由，首先保荐自己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跃。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又曾任胡宗南第一师的秘书，是胡宗南的亲信。有这些优势，戴笠一保就准。紧接着，戴又先后保荐裕坤为教务主任，史铭、柯建安为训练处主任。这些人大都出自黄埔军校，自然又是一保就准。这样，戴笠已经取得了警校高层人事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步，对警校中下层干部进行大换血。戴笠将该校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等，全部换成黄埔军校的学生兼有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身份的成员，极个别不具备以上身份的人，也经戴笠收买拉拢，逐渐进入组织。这样，经过三拳两脚，CC系势力已完全不能立足，不是向戴笠投靠，就是被赶出校园。
第四步，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对警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学生进行笼络、收买，一律视为嫡系加以培植。让他们做带头羊，影响后面的学生。如该校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村、夏松、萧绍文等人，都是一、二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先后被戴笠拉人特务处，成为戴笠的亲信特务。该校三、四两期的正科生则成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刘人爵、刘钦礼、黄佑、周昌嗣等，则成为戴的心腹，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高级特务。
戴笠完全控制浙警校后，就开始把警校办成特务处特工训练的基地。他首先对警校的正料生进行严格的甄别和考核，将认为称得上做特务工作条件的先保送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出国留学，其余的都分别编入甲、乙、丙三个特警训练班进一步加以训练。甲班设在杭州市雄镇楼。该班的培训目标是培养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人员，选材十分严格，每个学生均须戴笠亲自考核、圈定。第一期四十三人，均从警校二期正科生中选拔，其中有毛森、阮清源、石仁宠、姜毅英、章微寒、叶霞翟、王清、丁继曾等佼佼者，以后均成为特务处及军统时期的顶尖人才。乙班设在校本部内。该的培训目标是为特务处培养行动特务，培训内容偏重于摔跤、擒拿、格斗、射击、拳击、驾驶、骑马、举重等。该班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各级组织中的心狠手辣的杀手。丙班专以培训女特工人才为目标，用以担任特殊任务。该班只收十五六岁的少女，且须长相端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洲练内容除一般特工常识外，还要学习武术敞打之类的格斗术，乃外还要精于烧饭、做菜、缝纫、洗涤、理发、绣化之类的活计。
陈果夫，陈立夫之胞兄，国民党学生毕业后，部分被派出做外勤特务，部分奉命打入“CC系”首领，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一些民主人士、反蒋集团的重要人物或政府军政要员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家中。以佣仆的身份做掩护，做内线工作。
除此之外，戴在浙警校内还办有一个电训班，这是戴笠办得较早的一个电训班。该班专门为特务处培训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的专门人才，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时期各级组织中的电讯工作骨干分子。
戴笠对浙警校特训班的训练极为重视，经常捕出时间到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讲话，向学生灌输服从领袖、为革命牺牲的思想。戴笠曾有亲笔题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每期特洲班毕业，戴笠必亲自到班进行个别谈话，考核选拔。主持分配工作。做到量才而用，各得其所。
戴笠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巧取豪夺浙警校，利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批准有案的巨额经费来培训了大批特工人才。而且，还借机培养了亲信打入警界。扩大了实力，使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个举足轻重的“浙警系”派别。当时，特务处的成员就其出身来说，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黄埔学生，这部分人始终在特务处内占据高位，起关键作用；第二类是以浙警系牛业生为主体的特训班毕业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少，大都是特务处中下层骨干分子，活动力强，能量大；第二类是留俄学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却极有政治头脑和才干，但这部分人中间有不少中共叛徒，戴笠对他们颇存戒心，戴使用的方针足“用其才，戒其德”，“可以给以离官，不可以给予要职”；第四类是江山人，这部分人为数亦不少。都是戴等从家乡招来的，大都安排存特务处电讯部门工作，戴笠对他们是给以要职，却不给以高官，利用他们埘特务处的各级特务进行监视。此外，还有一些从社会上直接招进的三教九流人物，根据其专长放在特定的岗位上使用，影响不大。因而，在特务处初期，内部争权夺利的主要是黄埔系和浙警系两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派力量渐趋接近，生出许多是非。对于戴笠来说，有时则故意放纵他们争斗，以便从中驾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