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去了南方。南方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南方的油菜和小阁楼在我的梦中摇晃。在一座小镇,在一间保险箱似的小房间里我开始了孤寂的蛰居生活。我希望能彻底忘掉范妮娅,以便能开始正常的生活。把有害的感情剔除出去,让生活重新变得纯净一些,这样消磨漫长的青春时会显得容易些。我竭力回避着一切可能使我想起范妮娅的人和事:在她那个城市居住的我原先的朋友,她那个城市出版的报纸、书刊,和她有着类似穿着、口音、姿势、身材的本地姑娘……记得,范妮娅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或者妹妹吧,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请把我彻底忘掉。”这句话是对的,虽然做起来相当吃力。我把她赠给我的相片全部撕掉,扔进垃圾箱里;还有那些日记、书信、她买给我的那件咖啡色茄克衫、那条深红色领带,我都丢进了燃烧的火炉。干这些事情时我额头冒着汗珠,仿佛闻到了自己皮肉烧焦时发出的糊味。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受虐狂般的快感。我终于能够把范妮娅从头脑里铲除出去了,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工作。范妮娅像一颗砂子慢慢沉入我记忆的井底,最后淹没在一堆水草中。我开始过起了枯燥而又有条不紊的生活。我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或者奇思冥想,晚上坐在灯前阅读写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一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箱子里寻找衣服时翻到了一块花手绢,它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众多的衣服中间,散发着惨淡的光泽,仿佛一位不速之客。我不知如何是好。记得,范妮娅把它送给我时曾经说过:“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宝贝,它仅仅是一块手帕。”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贴身的衣服里,直到后来我到了这座小镇。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对付这块花手绢。我已经没有勇气烧掉它了。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凝视着它。天色渐渐暗下来,夜的雾汽弥漫进房间,在灯下萦绕。不久,范妮娅出现了。我们并排坐在初阳台的情人凳上,范妮娅手指绞着一片竹叶,说:“我一个人的时候非常想你,晚上想进入你的梦乡中去。”隔了一会儿,范妮娅又说:“可是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去过你的梦境,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说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梦中的范妮娅是这样真切,带着温柔的笑靥,我死死挣扎着不愿从梦境中撤退出来。然而早晨的光亮使我的眼皮疼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伏在书桌上,那条花手绢已完全被泪水****。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发觉我为了忘却范妮娅而所做的努力已经全部付诸流水。我看到,失去了范妮娅,我的生活面临着怎样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啊。
经过一场翻箱倒箧似的搜罗,我和范妮娅交往的所有细枝末节,统统回到我的头脑里来了。同时,我开始相信,范妮娅仍在思念南方的我。范妮娅在给我的那封绝交信上说:“我还是非常想念你,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相信范妮娅对我的爱情绝不止火车站离别时的那一些,她完全有足够的毅力也等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里,所有来自外部的障碍将在时间的冲刷下淡化、消失,仅留我们两人默默相视。
我欣喜若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仿佛又拥有了开始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晨,我走出了小木屋,看见许多晴蜓在湿润的空气中飞翔。我重新开始和人们接触,还买了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我找回了自己的过去:单纯、富有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而范妮娅似乎就站在我的后面,用目光鼓励我去好好生活。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竟能做到一边回忆范妮娅一边背诵英语单词了。时光飞速流转,无声无息,我每天都非常舒畅,以至慢长的十年都快过完了还浑然不知。我在生活,勤奋地工作。当那个约定的年头悄然来临的前夕,我才恍然惊觉。
我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临行前我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但是没刮胡子,这满脸胡子都是十年间长出来的。它是爱情的证物。我依然背着十年前用过的那只旅行包,包里装着我准备送给范妮娅的礼物,它们是:一枚蓝色蝴蝶结、一枚银色胸针、一副发卡、土特产以及两本我自己写的书。我仍然是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子,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范妮娅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我离开她是为了赚钱让两个人生活得更体面一些。
从火车站出来时,我如履春风。我在广场附近一个旅馆开了个房间。然后出去买一盒速溶咖啡和一包小方糖。我准备先在房间里坐一会,考虑一下行动步骤。
从商店出来时我撞上了老同学李强。李强红光满面,一眼就认出了我:
“嘿,林小军!”
“嘿,李强!”我只好应了一句。十年前,我老是在范妮娅的房间里遇上他,他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倒背式发型,一脸可怜相。碰见他,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面。
“你怎么在这儿?”李强兴冲冲地说。
我只是咧了一下嘴。我竭力掩饰对他的反感。
“怎么样,晚上到我们家吃饭?”李强把肥厚的手掌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说不行,把他的手拿开。
“吃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可以住下来,我们有个空房间。”李强说。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旅馆里订好了一个房间,晚上准备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等待去做。我告诉他旅馆的地址和房间号码。
李强好像没有听见,继续刺激着我的神经:“难得见一次面嘛,我和妻子都非常欢迎你!说定了,晚上七点,我们一起喝喝酒,叙叙旧。记住:康平街13号!”
李强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可是我迈不开步子。“康平街13号”,怎么这么熟悉?对了,那是范妮娅的家。范妮娅的父母,曾经把我堵在钉有“康平街13号”门牌的大门外,呲牙咧嘴,骂我是“穷光蛋”“牛粪”“骗子”,威胁我从此不准再碰一下他们高贵的女儿的哪怕一根头发丝。
我独自回到旅馆。天气突然冷起来,天空灰蒙蒙的。广播里说要下雪了。我把窗帘拉上,斜靠在沙发椅上。眼皮有点发紧,想睡,但是睡不着。我一动不动,直到傍晚,才想到要泡一杯咖啡,结果发现自己四肢僵硬。从前,我们喜欢给咖啡加小方糖。记得有一次,范妮娅在一杯咖啡里加了六块方糖,还说加得不够。
我想起了李强,明白了他为什么待我那么热情:他想减轻一下自己的歉疚之情。范妮娅也没什么不对,我仅仅给自己立下了誓言,并没有要求她也来遵守。她的脸像火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窜着。从明天起我可以不用再想她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境和冰凉的夜色融为一体,在黑暗中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双手捂面的范妮娅的形象和若有苦无的尘埃一起飘浮在空中。我跪在地毯上,仰面看着她,轻轻啜泣起来。
空气中的范妮娅消失了。我停止哭泣。房间里显得很安静:席梦思、椅子、球形吊灯。然后我看见范妮娅从门外进来。
在这之前,我似乎听见了敲门声,又好像不是。车站那面大钟在响。范妮娅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
我怔了一怔,迎上去。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我又揽住她的腰。她的腰很纤弱。我想吻她,这时我看见她眼角几条细微的皱纹。我又怔了一下。外边下着雨,范妮娅说。我半信半疑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雨丝如织,细雨拍打着茶色玻璃窗,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细密的绣花针形状的痕迹。仿佛这是十年前那场雨的继续。我握着范妮娅的小手,手心正一点点地潮润起来。
范妮娅眼角的鱼尾纹一次次地刺激着我。它是李强留下来的痕迹。李强臭哄哄的脸曾经粘在她的脸上。然而范妮娅的眼睛在鼓励我。我低下头,吻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凉的。我觉得范妮娅又属于我了。我吻她的鼻子、脸蛋、脖颈,然后是嘴。我说:
“范妮娅,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范妮娅什么也没说,忧伤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对我的爱和怜悯。我原谅了她对我的背叛。当她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时,我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妮娅很快就在走廊上消失。我呼唤着她的名字,跑到街上,但是大街上一片静寂。我一边跑一边念叨:雨还没停呢,街上积满了冰凉的雨水。我这么一说,便觉一股彻骨的寒冷迎面击来。我几乎要仰面跌倒。雨水淹到了我的脚踝。我疾步向前方趟去,听到了哗哗的水声,看到了白色的水在脚下裂成无数碎片。我问一位戴伞的姑娘,有没有看到范妮娅,穿着裙子。她说她不认识范妮娅,还惊惧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了想,沿着左边的那条大街追去。范妮娅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她的家在这个方向。我一定要追上她,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我要追上她,向她证明在这个世上,只有她才是我的最高目标,只有我真正爱她,只有我愿意化费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她的爱。我要告诉她并且使她相信,在过去的十年里,她是我所有的梦、回忆、力量和爱的源泉。我这样想着,竭力控制着猛烈上窜的感情不至于脱缰。我不能发疯,要保持正常的头脑。为了范妮娅我得保持正常的头脑。脚下的水阻挡着我的道路,我像踢一块小石子一样试图踢开它们。汗水迷糊着我的双目,我一次次举起笨重的手掌擦亮眼睛,以便从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中找到我的范妮娅。我的腿这么沉重,前面的道路又这么漫长,我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想法,想跪下来,用膝盖行走,要么趴在地上,爬着前进。范妮娅在哪里啊,我一次次地陷入绝望之中。追上她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少了。
我发觉自己来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一块墓地挡在前面。坟墓上长长的青草在朝我摇曳。范妮娅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我走偏了道。我这么一想,绝望便以它精确的算计劈开了我的头颅。我晕倒在地。
我在旅馆房间里睁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午后。李强和她的妻子坐在我的床前,我还没看仔细,又晕了过去。我发烧,说胡话,念叨着范妮娅的名字。恍惚中来了一位穿白衣服的人,给我打针。随后头脑里又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渐渐化开,往事和梦境像活动拼贴画一样同时显现。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七天早晨,柔和的曦微穿透茶色玻璃窗,洒在被子上,我的脸上。房间里空荡荡的。桌上的咖啡依旧凉在那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屑。我试图伸展身体,发觉四肢已经麻木,根本不听使唤。
发生了什么事啦?我想。好像发生了许多事情,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直在做梦,一个连绵不断的梦,又好像自己从来就没存在过,包括现在,仍是一位贪睡的傻子的梦境中的一个角色。
后来我回忆起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现在躺在一间被当成病床的旅馆房间里。墙壁上挂着七只葡萄糖溶液空瓶。
我打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这个旅馆,这个城市。马上。我无法再多呆一刻钟。我化了十年的时间跟自己打赌,结果输了。范妮娅并不属于我,这在十年前就已明确的问题,我却为此继续耗费了十年时光。我挣扎着爬起来,抖抖索索地拉开窗帘。街上积着厚厚的雪。孩子们互相追逐着,掷着雪球。我呵了一口气,外边模糊掉了。
我提起行李包,跌跌撞撞走过去打开房门。我也没考虑我是否一走出旅馆就重新跌倒,死去。我只想离开这里。
在走廊上看见李强,后面跟着他的妻子,我眼睛望着两人之间的空隙,天花板、墙壁开始旋转。李强一把扶住我,一脸惊愕:
“你想干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这是我惟一能说得出来的心里话,我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你不要命了!”李强和妻子把我搀回房间,扶我躺在床上,盖好被子。
“我们每天都来看你,你一直昏睡不醒,你的病很严重。现在也不能多动。”李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