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叩两端法”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诸如“扣钟法”——“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这里他未说不扣的问题，根据他的意思推测，不扣则无声，即暂时不教。
这和《学记》中所说的“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的说法是一致的；“时雨法”——“‘时雨化之者’，如春诵夏弦亦是时，反而教之亦是时，当其可之谓。言及而言亦是时，言及而言，非谓答问也，亦有不待问而告之，当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岂待望而后雨？但时可雨而雨”；“不待讲论法”——“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后知，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故其问老子、剡子，既知则遂行而更不须讲。”
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品德的获得和提高，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渐进积累过程。因此，教师应该循序而教，学生应该循序而学。所以他说：“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慕学之始，犹闻都会纷华盛丽，未见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进则渐到，”这种“教人当以次”和“慕学则渐到”同他所说的“大抵道义虽不可缓，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须求之有渐”是一个意思，都是讲的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深浅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的不同，要一步步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收到预期的效果。张载说这个原则既适用于“穷理”，也适用于学“礼”，还适用于“正己”。所以他说：“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礼亦当有渐，于不可知者，少行之已为多矣，但不出户庭亲行之可也，毋强其人为之”；“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在人固须求之有渐，于己亦然”。
张载和朱熹都主张循序渐进，但二人有所不同。朱熹要求严格、机械，他说：“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张载的要求则机动灵活，他说：看书“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掌握书中所阐发的“大原”或“大义大节”，“不必字字相校”，“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因为“心解则求义自明”。⑤由此可知，张载讲循序渐进，注重的是理解义理，强调的是思；朱熹讲循序渐进，注重的是文辞细节强调的是学，二人的着眼点不同。
4.成诵精思，反约穷源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学与思、博与约、记忆与理解的关系是历代教育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之一。张载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首先，他主张多读书和博学强记。张载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因此要多读书。他认为对儒家的“《六经》
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的反复阅读。不仅要经常反复披阅最好能达到“书须成诵”、“经籍亦须记得”的程度，因为“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记诵”。在张载看来，儒经中蕴含着一种精微的“义理”，只有经常“涵泳”、“游心”其间，达到“博学”、“熟记”的程度，才能“密察”、“参校”和“笃实”。所以他一再强调：“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校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其次，要经常反复思索即理解。他说：“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大原后，书亦易记”。通过反复精思熟虑，彻底理解书中所阐发的道理，就容易牢记而不忘。如果读了记不住，那是没有理解的缘故。所以他说。
“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理精则须了记无去处也”。再次，张载认为博学精思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反约穷源”或叫“推达天性”，这和前面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一个意思。张载认为“理”存在于包括儒经在内的一切事物之中，“性”，不管是人性或物性，都是天所禀赋的，故叫“天性”，所以“穷理尽性”属于知天的范围，“命”则专指学者个人的禀赋，所以“至命”属于知人的范围。
张载认为，达到“知人知天”，就达到了“推达天性”的目的。“推达天性”就是由情反约，也叫“反约穷源”。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如果学者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就为张载所不取。所以张载说：“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改变的办法就是博学精思，达到“反约穷源”、“推达天性”。所以张载一再讲：“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因此，博学精思的目的在于崇德力致，也叫“反约穷源”。教学的这一要求和他的认识领域以及最高培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六)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理学教育的中心问题是道德教育问题。理学家都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道德教育和追求道德完善。张载也不例外，他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1.蒙以养正，长而性美张载主张，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必须从童蒙时期开始抓起，做到“蒙以养正”。他在解释《易经·蒙卦》的“蒙以养正，圣功也”时，从两个方面加以引申：一是对童蒙要及时施教和引导。张载认为，人的道德和行为习惯必须从幼小时候就予以足够重视，抓住时机，及时引导，先入为主，这样，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就能避免外界不良影响的侵扰。所以他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如既行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一是对童蒙要施以正面的教育和引导。他说：“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又说“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从童蒙时代便“示以好恶有常”、前后一致的正面教育，使之养成习惯，长大之后自然习与性成。
如果前后要求不一，是非界限模糊，学生必然无所适从，就像“不欲犬之上堂，则时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既挞其上堂，又食之于堂则使孰适从，虽日挞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养异类尚且如此，何况于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2.虚心与尊礼相配合张载认为，这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之一。他说：“修持之道，既要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言内外之道”。什么是“虚心？”张载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虚也”。又说：“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这是说“虚心”就是“一静”，就是刚刚坠地的婴儿那种本然状态的心。
这种心实际上就是“冥然无所思虑”。但是，当时社会上的人不可能是赤子的这种心态，所以张载又提出“毋四者则心虚，”这里的四者指“意、必、固、我”。他解释说：“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换言之，“意”就是未能“冥然无所思虑”
“必”就是心有所期待；“固”就是事过之后仍滞留于心；“我”就是局限于一定的方位。有此四者，就违背了心的虚静状态，只有绝此四者，才能保持心的虚静。张载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气一元论的宇宙观相一致。在张载看来，宇宙即太虚，太虚与阴阳皆气，太虚为气之体，阴阳为气之用，所以他主张“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因此，对人来说，“虚者，止善之本也，若实则无由纳善矣”。
人能虚静其心，就是“顺天而已”，自然就能“纳善”。所以张载以虚静为道德修养的工夫或手段。
什么是“礼”？礼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张载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离不开内外条件或因素。内在思想上的“虚”已如上述；外在条件上要以“礼”节之，“学者必先学礼”。他说：“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又说“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会好”。可见一个人时时处处以“礼”
为准则，他就可以“知礼成性”、集义守定。所以他说：“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这就是张载之所以把尊礼视为同虚心相配合的重要修持方法的原因。虚心与尊礼相配合，就是体和用相一致就是主体和客体相协调，二者关系协调一致，个人和社会都得到发展。这就是张载所说的“内外之道”或“内外发明”。因此，在张载看来，虚心与尊礼缺一不可。除去他的阶级实质，就其思路来讲，这种要求和做法不无道理。
尊礼也是关学的地方特色。这可从张载同二程在洛阳会晤时的一次对话中得到证明。“子厚言：‘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正叔言：‘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子厚言：‘亦是自家规矩太宽’”。
“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子厚言：‘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东方亦恐难肯向风。”张载和程颐都认为尊礼可行于关中而不能行于洛阳，可见尊礼是关学的独特风格。
3.尊德性与道问学相促进张载认为，实现培养圣人这个最高目标的关键在于“尽性”。如何才能尽性呢？他提出了“因明致诚，因诚致明”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所谓“因明致诚”就是“自明诚”。他解释其含义说：“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这是说的从知识学问入手，达到成性成身的目的。所谓“因诚致明”就是“自诚明”。他解释其含义是：“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⑤这是说的从道德修养入手，达到巩固和神化知识的目的。总之，“自明诚”讲的是道问学问题；“自诚明”
讲的是尊德性问题。只有精研学问，知识渊博的人，才可以滋养德性，安身存神；也只有道德高尚，理明性成的人，才能够进德修业，穷神知化。所以张载说，如果“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⑥这是说，如果不尊崇德性，则学问就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不把德性推广应用，则精微的义理就掌握不住；没有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有深刻认识和掌握，则道德实践就只能就事论事，不能因时制宜。总之张载已经认识到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用现代话说，他已经认识到道德品质的修养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有助于形成高尚的思想情操。这个见解应该说是深刻的。
4.克己寡欲，躬行实践在张载着来，克己寡欲，躬行实践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和方法。生活在北宋初年的张载，深感当时社会上“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因此，他要求“学者要寡欲，”“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所谓克己寡欲就是要克制自己从“气质之性”向“天命之性”过渡的一切障蔽，从而达到纯完至善的境地。如果私欲充塞方寸，“专顾影间，区区于一物之中尔”，其品德就会日益败坏，社会就会日益混乱。张载和其他理学家一样，都认为私己、欲念与天理相对立，因此，要克己寡欲必须以“立天理”为前提。所以他说：“只为天理常在，身与物均见，则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脱去己身则自明。”“烛天理如向明，万象无所隐；穷人欲如专顾影间，区区于一物之中尔。”“天下之理无穷，立天理乃各有区处。”在这里，立天理与克己寡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回事。天理立则必克己寡欲，克己寡欲即不私己，不私己则心自然弘大光明。
张载认为，克己寡欲就是道德修养，而修养品德必须躬行实践。
他说：“克己，下学上达交相养也，下学则必达，达则必上，盖不行则终何以成德？”“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又不可徒养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他强调了道德品质的形成离不开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若只有道德“滋养”而没有“德行”，便不能形成道德品质。所以他说：“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他要求力行实践必须达到自动和自然的程度，就像天道运行有常那样，“行之笃者，敦笃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笃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