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3世纪是西欧中世纪的繁荣时期。此时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大量城市涌现，国际贸易日趋频繁，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城市市民通过斗争，使许多城市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自治单位。世俗文化在城市日益发展。当时西班牙的托莱多是欧洲的学术中心，学者云集，研究古代希腊、印度、中国和犹太的文化传统，将希腊、阿拉伯的经典作品译为拉丁文。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欧洲文化界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水平。十字军战役客观上也促使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拜占廷文化迅速传遍欧洲。此外，西欧13世纪托钵僧团的活动也是形成中世纪文化教育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成了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大学于12世纪出现在当时经济力量最强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3世纪后，西欧各地又增设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通常是由学生和教师仿照手工业行会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他们享有自治权。大学的出现，打破了教会在教育上的垄断。因此，教会竭力从经济、思想和组织上来控制大学，力图使大学为宗教服务。同时，教会也建立自己的大学，培养高级僧侣，以加强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当时着名的巴黎大学分为文学、医学、法学、神学4个科。文学科为预科性质，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其他一个科学习。神学科是最主要的学科，它给各科以宗教影响。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建立的大学，都是摹仿这所大学的。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初，欧洲大学已达80所左右。
教会控制大学后，大学成为经院哲学家的主要活动阵地，经院哲学成为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和研究对象。经院哲学是一种基督教哲学，它企图调和希腊罗马世俗文化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矛盾，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证神学的合理性，以理性来支持对宗教的信仰，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在初期，经院哲学对形式逻辑的发展，锻炼人的思维能力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唯心主义和神学的性质，使它越来越向形式主义发展，表现出极端的狭隘性和繁琐性，甚至陷于荒谬无聊的争论，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使教育成为脱离现实生活的经院主义教育。
虽然中世纪大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和传统势力的束缚，有的大学甚至成为顽固守旧的堡垒，但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毕竟对当时的文化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打破了封建社会闭塞的局面，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为当时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提供了活动的场所，同时培养了新的一代学者。大学对当时的普通教育发展也有影响，恩格斯曾说：“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1页)。
在12、13世纪西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下，原有的教会学校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兴市民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于是在城市还出现了新型的学校--行会学校和城市学校。起初，商人和手工业者，通过艺徒制进行某种职业技术教育(兼习读、写、算和宗教知识)，培养学徒。后来由行会资助或自己兴办学校，进行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城市自治当局也开办以读、写、算为基本内容，用本族语进行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城市学校。这些学校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某种要求，使学校与生活更为接近。虽然他们遭到教会的迫害，但随着工商业的不断繁荣，他们终于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到15世纪时，城市学校已在西欧各大城市普遍建立。12～13世纪后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为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
文艺复兴最早发生于意大利，后来，逐渐蔓延到尼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地。
“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它表现在文学、艺术、教育、哲学、科学各个领域。这种思想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和封建文化，宗教神学是针锋相对的。宗教神学主张一切都是为了神，人只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它提倡禁欲主义，要人们抛弃一切欲望，放弃物质享受，只求灵魂升入天堂。而新兴的资产者则要求发展工商业，让他们发财致富。人文主义者要求重视现世生活，重视物质享受，要求发展个性，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权是进步的。但是，它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他们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
一个新的阶级，在摧毁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斗争中，一定十分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重视教育的改革，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等都非常重视教育问题，关心教育的改革。
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代人物的特征时曾说，文艺复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着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恩格斯这些话对理解文艺复兴时的教育有很大帮助。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们重视人的身心的全面发展。这不单纯是恢复希腊时期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而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们特别重视年青一代的德育和体育。在德育方面，他们把宗教(虔信)与道德并提。这说明他们反教会世界观的不彻底性。但是比起中世纪初期以宗教代替道德法则是一大进步。在体育方面，他们重视军事锻炼，培养能文能武的人，从而克服了长期被封建教育忽视的这门学科。
针对封建教育中的“神道”之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提出“人文”之学，主要研究关于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问。因此必须学习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着作。所以，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教育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中世纪的七艺被保留在课程表中，但用人文之学的精神对其内容加以改造。在新添的学科中有历史和道德哲学，主要进行道德教育，教材也取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地理这门学科有助于商业交往和海外贸易。他们还把古典的拉丁文作为教学用语，因为它是通晓古代典籍的钥匙。除了“人文”之学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初步注意了自然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学校教育中不占重要地位。
此外，他们还注意了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和儿童的个别差异，要求教育适应这些特征。他们认为家庭教育和环境教育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在教学方法方面，主张取消体罚，利用儿童的竞争心、荣誉感和兴趣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等等。
以上这些教育思想比起以往，大有进步。但是这些比较进步的教育思想只在少数杰出的教育家主办的学校中得以实现，在大部分学校中，死读硬背以及体罚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根本问题在旧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文艺复兴运动，在打破中世纪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主义的封建学风方面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是这种新教育一般是建筑在对古文化的抄袭与模仿的基础上的。在文艺复兴早期，教育家们教学生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有益的、实质的内容，使形式服从内容，但到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学生把主要精力消耗在掌握希腊、拉丁两种文字的文法和修辞的研究上，最后变成了西塞罗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育是以反对封建时代的形式主义和烦琐主义开始，但最后却以自己的文字烦琐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告终。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教育家，有尼德兰的伊拉斯谟、法国的拉伯雷和蒙旦，英国的莫尔和弥尔顿，此外还有西班牙的维夫斯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莫尔和康帕内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新兴资产者的反封建统治和反天主教统治的斗争，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而出现。这一斗争历经整个16世纪，直到17世纪还有影响。这次反对教会的斗争，并不是要求取消宗教和废除教会，而是主张改良教会和成立新教会。
新教徒反对罗马教廷利用各国教会对各国人民进行剥削勒索，反对教会上层的荒淫无耻，破坏清规戒律，反对下层僧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寄生生活，反对教会的繁文缛节，陋习恶规，尤其是反对巧立名目，欺世敛钱，如出售赎罪券等等。但他们还是信奉基督教。新教与旧教(天主教)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调个人在宗教生活中的地位，否认教会在这方面的绝对权威。
文艺复兴运动曾经给宗教改革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文主义思想家曾对教会和僧侣的腐败、愚蠢和虚伪作了深入尖锐的口诛笔伐，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在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中的地位。
宗教改革使中世纪的国家从属于教会的情况逐渐颠倒过来，使教会从属于国家。与此相适应，教育的领导权也开始由教会转入国家手中。近代欧洲的“国家教育制度”是宗教改革期间奠定的。
宗教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跟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之处在于平民小学教育和本国语受到较多的重视，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其次是为了争夺平民子女。有些城市虽然已经提出了实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思想和法令，但实际上，都没有做到。
学校仍以人文学科为主，科学仍没有应有的地位。因为这时学校培养的目标仍是：虔信、道德与知识，知识是为虔信和道德服务的。
学校的教学方法一般是形式主义的和文字主义的。这是他们受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中的西塞罗主义影响的结果。学校中仍广泛地采用体罚。但是这时出现了教育调查、学校视导、教师鉴定和师资培训的萌芽，这是值得重视的。
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和教育家有德国的路德、梅兰克顿和法国的喀尔文，后两者也是人文主义的着名学者。
综观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教育，它是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它虽然进步比较缓慢，但它毕竟在前进，特别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间的教育思想对近代甚至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究其原因，除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外，基督教会所办的僧院、学校及其教义中的有益于人民利益的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教育，并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中，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