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要来说明这个法令他毫无用处，以及其可能引起的明显损害。首先，它从对学者和学术的最大打击和侮辱，其次，是高级牧师们将产生埋怨和哀愁，而他们的每一举动，甚至一呼一吸都会牵动大多数群众，每个教堂每年都要负担同样更多的捐税，因此所有的学问可能永远被打击摧残。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原因可以使一个高级牧师左右十分之一的学术盛衰；但我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不称职的教会人员的没有价值的污秽言语。假使你不愿因此悲观失望，终日抱怨，你不愿作伪装好学而实际上惟利是图的乌鸦，那么要成为爱好自由的有创造性的学者：这些学者生来就好学不倦，热爱学习是为了学问自身，为了服务于上帝和真理，并非为了金钱利润或别的什么目的，他们劳动的成果--出版物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持久的荣誉和永恒的赞美，这就是上帝和善良人们对他们的报偿。不幸的是检查的范围竟然包括了象这些深得众望的学者们的作品，虽然他们从未得罪，但是他们的思想成品未经所谓“导师”及检查者的同意也同样地不许印刷，惟恐他们的作品露出“宗教分裂”的色彩，或带出一点两点的“腐化”来，这对于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人实在是加之于他的最大的侮辱和苦恼。如果刚刚逃脱了学校老师的戒尺之后，又要接受另一把戒尺--检查出版的威胁；如果一部严肃的惨淡经营的作品非得经过那些逢迎讨好、趋炎附势的人们的浅陋的目光的检查才允许出版，正如小孩子的一个语法主题的发言要经过老师的检查一样，如此，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一个普通人，虽然素来没有恶迹秽行，但也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自己在国内有声誉，他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国家的信任，常常承担着法律处分的风险，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国家里只是在名义上和外国人有那么一点儿微小的差别罢了。当一个人要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深思熟虑，集中自己所有的理由以求建立自己的理论；他勤勤恳恳，搜集材料，推理分析；很可能还要和他有见识的朋友们切磋琢磨。经过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他才开始拟自己所要写的作品的大纲。与此同时，他还要参考前人就同一主题或有关主题的其他方面写的东西。他这一切周密详慎的研究和忠于真理的追求、他积年累月用于研究的时间，他从业的能力，都不足以证明他已经成熟从而使地免受处分和不信任，除非他把一切勤勉慎思的成果、深夜熬煎消耗过的智慧女神帕娜斯的灯油都放在一个席不暇暖的检查者面前，而此人也许比作者年轻得多，或者判断能力远逊于作者，或许从来不如写作之艰辛。如果作者的作品未被忽视或摧残，在出版时则必须象一个幼小者那样，要有保护人和检查人的手放在书名后作为保释人和保证人。这对于作者和他的作品以及学问之道的尊严，只不过是侮辱和贬低而已。如果作家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在检查之后，他的脑子中又出现了许多值得加上去的东西，而这时书正在印刷中，这种情形对于那些优秀的勤奋的作者并不是不经常出现的，同样的现象可能在几十本书上出现。出版者不敢逾越审阅过的样本的界限，于是作者常常不得不跋山涉水再去请求检查认可他增补上去的东西。这其间可能产生许多变动，不一定能找到从前那个审查者，即使找到了，他可能有充裕时间，也可能无暇顾及，那么印刷是否要停止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也有可能作者失去了把他的思想的最精华的部分加上去的机会，结果是出了一本低于他的创造能力的次品，这是一个勤奋的作者所能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和痛苦。当作家要发表的一切意见和教育意图都必须受制于管区委派的检查人员的命令，即作家要依照检查人员的意志去改写或抹掉那些非他们的狭小气量所能容纳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又怎能使自己的作品尽到教育职能？怎样能使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怎样能按照自己的要求修改作品？每当一位有敏锐感觉的读者第一眼看到这个陈腐保守的检查认可的字样之后，就会把书掷得老远，说出他久已埋藏在心中的话：“我恨还硬是把我们当小学生的教师，我不能容忍一个在战舰的威力下监视我们的训导者。虽然我对检查人员的情形一无所知，但他们的手书证明了他们的傲慢；谁能向我证明检查人员的判断正确吗？”“国家保证，先生。”出版商答道。
他立刻就有人反驳：“国家是我们的统治者，但不是我们的批评家。
因为国家可以错误地选择检查人员，正如检查人员很容易不公正地对待作家一样。这是常见的事情。”反驳者还可以引用法兰西斯·培根的话：这种官方的书籍只不过是流行一时而已。虽然，偶然也会遇到一个判断能力高出同行水平的检查人员，这对于他的继任者意味着一种危险，但是他的机关、他所担负的任务，命令他只能通过那些为庸俗人所接受的读物。更可悲者，那些已逝者的作品在他们的手中等待检查出版或再版。虽然这些作者在他有生之年，甚至直到今日并不有名，然而在他们的书中也可能有警世骇俗之语，出于高度热情而发，谁又能知道这些句子不是上帝精神的表现呢？但这些警世之语并不能迎合他们低劣的腐朽的兴趣，即使是诺克斯--一个国家的改革者曾经说过的话，他们也不会笔下留情免于删削的，以至由于一个专横的检查人员鲁莽从事，使那个伟大人物的声音将永远淹没，不为他的后代所知。最近这种暴力是加在了那个作家和那一本有重要意义的、应该按原稿出版的书上，我现在就可以列举，但暂时不谈，等到应该讲的时候再谈。如果这一类的事情现时还没有被手中握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些人所深恶痛绝，那么，这一类的铁锈也可以蚀掉一本最完美的书的最精华的部分，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的死后遗孤，竟无法逃出背信弃义的欺诈伎俩的铁网。忧虑落到了那些倒霉的人们身上，他们的不幸是因为有理解力。因此，最好是大家都不要关心学习，不要使自己的智慧超出庸人的水平。对于高级事务最好是愚昧无知或者怠惰不理，作一个笨手笨脚的低能儿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心满意足地愉快过活。
对于每一个活着的有学问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待遇；对于每个从事写作劳动的人，对于死者的值得纪念的遗作，这是极大的伤害。因此，在我看来，好象整个国家都在降低和贬值。可惜我不能把我们英国所有的全部创作、艺术、智慧、伟人的创造、准确的判断都公诸于世，让大家明白。因为这些创造，不论有多么好，都必须被包括进廿个检查的容器中去，都必须经过监督人员的检查通过，除非它们被某些带有偏见的人所曲解、筛选，就不能出版发行。真理和智慧并不象商品一样可以垄断，可以用支票、标准规格和既定章程来进行交易。
我们不能想象把我们所有的知识都造成商品样板，按照样板来检查登记，象成卷的布匹和包装的羊毛一样。这是一种什么办法呢？这简直就是文化教养不足的庸人加在我们头上的奴役制度。我们无权更新自己的斧子和犁头，而必须把工具送到廿个握有检查权力的冶炼工厂的分厂去修理。如果任何人揭露了生活中的谬误或被认为在作品中有诽谤性的语言，被认为滥用或失去了曾在人们中有理由得到的尊重，一旦该人被判定了这个罪名，则今后不首先经过指定公务人员的检查，他的作品就不能问世，这位检查人员在批准作品出版的同时也就附带地把荣誉交还给作者，今后该作家的作品可以放心去读了。这只能被人们理解为屈辱的惩罚。这个办法在全国施行，那些从未得罪人的作家，受到如此怀疑和猜忌的禁制，自然会感到这对他们是何等的轻视和侮辱。更有甚者，负债者和欠税者可以越境出洋而毋需看守人员跟随，而一本没有罪过的书却必须在它的名字后边加上监狱看守的大名才可发行问世。对于普通百姓这也无异是一种责备；因为我们对普通人民是如此的猜疑，以至于连一木小册子也不敢放心让他们去看，那么，除了把他们认作为昏头昏脑，用心不良，没见过世面的人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了。信仰和判断处于如此衰弱和患病状态，以至除了通过检查的管道之外，我们无法得到任何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关怀”与“爱护”吧！我们不能虚伪地接受，在教皇周围的未入教者也同样地憎恶和轻视对他们实行严格限制。
我们不能将此称为明智之举，因为检查只堵住了一个口子，而他们意欲阻止的许多污秽不洁的东西却通过许多不能关闭的门户大量地涌流而入。
总之，这种状态也反映出我们的大臣们的声名并不光彩，我们只不过是在空想和幻觉中希望他们工作得更好，希望他们治理有方而已。一切福音的光辉，连续的祈祷，现作是，将来是，也应当都是旨在感化这些无原则的、未受过教育的、愚鲁的乌合之众，似乎任何一本小册子喷出一些什么气息来，都足以吹得他们摇摆不定，背弃教导，越出基督的轨道似的。有足够的理由使大臣们灰心丧气，他们的劝导和听众的受益都不足以使他们自信，人们认为大臣们不可能不经过检查人员轻易地放过三页纸的作品；一切布道传教，演讲说教，以至长篇巨着，大量印刷发行，简直可以断绝其他书刊的销路，但如此披甲戴胄的防御，如再不加上圣·安哥罗的出版检查的堡垒，似乎就经不住一本小册子里那锐利的词锋的一击。(圣·安哥罗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译者)。
上、下院的先生们，我恐怕有人企图使你们相信：因你们这项禁令而使学者们情绪低落的议论只不过是虚华之词，并非实际；那么我可以为诸君详述我在其他国家之所见所闻，在那儿，这类宗教法庭正在施行暴政。当我因为自己的荣誉和那些学者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也被大家认为，我有幸生在一个在学术上有自由的国度里，在他们心目中的英国正是如此。至于他们自己，无所作为，只能为自己处于这种学问上的奴隶境地而悲叹；正是学者们处于斯境才使意大利的智慧之荣光为之衰减。因此，这些年来，在意大利除了谄媚与浮夸之外别无作品。正是在那儿我发现并拜访了大名鼎鼎的伽利略，他虽年老，却仍是宗教法庭的囚徒，他身陷囹圄，只因在天文学上与方济各会修道士和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的见解不同。虽然，我知道那时的英国正在宗教的束缚下痛苦呻吟，但我仍预卜未来的幸福必有保证，因为其他友邻之邦对英国的自由深信不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值得尊重的人们，正在英国沉闷的空气中喘息，谁应当成为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成为一个在任何革命时期都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人，为民请命，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呢？一旦开始，我就很少顾虑。在其他国家会听到学者们对宗教法庭的埋怨，在国内必然要听到学者们在议会里反对出版检查法令的呼声。当成表明我和他们有同感的时候，许多与我有共同见解、但尊重你们并为你们所知、也受到你们尊重的人们，都极力恳切地劝勉我，让我把受正义的启发所能想到的理由都集中起来说明问题，去搬掉那些奴役学术的法令。他们相信我不会使大家失望。不要嫉妒，我打个比方，这正好比西西里人民热爱的那个检查官被人民逼着去反对维莱斯一样。
所以，这并非人们有了需要去掉的对现实的幻觉，而的确是那些见解超凡脱俗、预备向别人宣传真理的人们的共同忧虑，他们也必须从别人那里接受真理才会感到满意。我以他们的名义说话，我绝不因为朋友或敌人的缘故而撤消大家共同的要求。设若再次进行书刊出版检查，我们会感到草木皆兵，怀疑所有的人，在还未了解一本书的内容之前就害怕每一本书，甚至害怕翻动每一页书。如果有些近来在传道中几乎保持沉默的人，又劝导我们不要读书，特别是不要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书，这就不难推断有些人又企图以专横暴虐的手段对待学术了。很快地，这种办法将不容争议地付诸实施，我们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要象主教和长老一样地去监视老百姓，从前主教团教士以廿余人对人民实行罪恶监视的行为将要普遍施行于学术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原来只主管一个文化落后的小教区的牧师，突然提升为主管一个大教区的文化书籍的主教，职务性质并没有变动，而是被赋予了另一种权力，是一个神秘的兼职。那些新近才攻击过对每个初出茅庐的文人学士进行单独考察的人，否认对纯朴的教区居民进行单独裁判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己家里的椅子上，计算如何用他们攻击过和否认过的办法来对付价值很高的、优秀的书籍，以及描写他们的那些很有才华的作家了。这的确不是我们所制定的契约，却是我们在抗议中极力反对的；这不是在取消主教统治，而是改变主教统治制度的形式，把大主教的宫廷统治从这一种形式改变为另一种形式罢了；这不过是一种古老的宗教法规的诈术，计我们改变一下苦行忏悔的形式罢了。现时因为一本未经检查的小册子而惊慌失措，继而就会因非国教教徒们的集会而恐惧不安，发展下去，就会把所有的基督徒们的集会都认为是非国教的集会了。我确信不疑：
一个以正义的原则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统治的国家，一个以坚定的信仰和真正的知识为基石的宗教，不应当胆小怯懦。况且事情还不是都要宗教立法来决定的，写作自由要受教士集团法律的约束，而这个办法又是他们向宗教法庭学来的，要用这个办法把我们大家的口都封住，把我们的话都封在检查官的胸膛里，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为所有的学者和宗教人士的怀疑和忧郁是有根据的了。
必须看穿这个规划周密的政治阴谋，看清楚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