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盛世危言》卷七，纺织，第20页)。这一关于外资入侵所招致的中国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分析当是可信的。伴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衰落，农业也表现为商业性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的商品率大大提高。棉花、蚕桑、茶叶、粟及各种粮食作物开始与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密切联系。自然经济解体的直接结果是给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原先依靠手工业为生的人大批破产，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使小农业破产过程加快并扩大，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封建剥削的残酷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涌上劳动力市场寻找谋生出路，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分解和原是封建生产者与其生产方式的分离都猛烈地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本身，促使其解体。但是，由于这种分解与分离都是以洋货倾销和洋人入侵为背景的，所以这种分解和分离就不是在不自觉中进行，而是充满着背叛与屈辱、痛苦和灾难，这一过程的特殊形式使其分解和分离令人饥寒难耐，这一过程走着沉重而艰难的步子。纵然前面是天堂和乐园，也必然受到人心的抗拒和传统的抵触，历时百年的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始终没能走完，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失去封建的性质。
其次是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却备受波折，同样走着时起时伏的艰难路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另方面是来自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压制。
以民族资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发展情况为例，可以看出，民族资本的确得到一定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后六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以厂数计，和战前二十多年间差不多。以投资总额计，则为2.3倍。私人资本的企业的确得到了初步发展，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它们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把他们廉价的商品向中国倾销，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品市场。以棉纱市场为例，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的纱厂虽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是棉纱市场却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所瓜分和垄断。据统计，1899～190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棉纱输出总量中有88.8%输入中国，1903年日本棉纱输出总量中的90.9%倾销到中国。在华东、华南、东北的市场上，民族纱厂出产的棉纱完全没有插足的余地；在华中市场，1894～1898年，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86.4%，而本国纱只占13.6%；在华北市场，同样的年份中，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93.7%，本国纱只占6.3%(同上书，第131页)。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怎能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控制和兼并民族工业企业。光绪二十一年创办的裕晋纱厂，到二十三年即被外国资本所吞并，换了招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排挤和欺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不但发展缓慢艰难而且大多规模狭小技术落后。1944年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工厂折合抗战前的币值，每家平均资本额才只600元。据解放初的1953年统计，私营工业中雇佣工人在5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其工厂总数的38%，500人以上的只占0.1%，而10人以下的却占69.7%，并且主要分布在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中。时至解放前后的情况尚且如此，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史上的辛酸便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呼应，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也严重地阻塞妨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清朝政府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法令和制度中。清朝当局不但不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还反过来极力地压制它限制它，“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商之视官司，政猛如虎”。而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就逃不出常关厘卡的枷锁。邹容曾揭露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赋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
这就说明，不仅清朝政府利用种种名目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和限制，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而且封建主义作为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又那么顽固地保护着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
再次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腐朽没落的清廷王朝之软弱抵触面前长驱直入，一方面促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另方面阻碍排挤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但是西方在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崭新的资本主义方式，所以也就引发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并且具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当西方以其垄断的资本方式作用中国之际，其结果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表现为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勾连，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里占主导地位，西方垄断资本家阶级以及先进的生产方式入侵中国，通过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而直接利用中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贷款控制中国金融财政；通过控制海关、贸易和交通而扼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营方式在中国开办企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其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中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从而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截至1936年，日、美、英、法四国垄断了中国发电量的76%，煤产量的70%，铁产量的95%，布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894年至1937年，外国投资和借款不超过17亿美元，但汇回本国利润和借款本息达亿美元。西方垄断资本以其先进生产方式装备了买办阶级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自身经济利益面临崩毁和灾难，但却提醒了中国政府，如果想不被吃掉，就得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从洋务始，由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得到发展，从李鸿章创建官办企业始，经北洋政府经营官办银行和工矿企业，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发展进到顶峰期。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交通业固定资产的80%左右。官僚资本在后期接收日伪财产和德意投资而迅速壮大。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直接受政府掌握，从而它不像民族个体资本那样孤立无援四处碰壁，它以国家暴力和政治为后盾，拥有独得的发展条件，这种超经济垄断是受帝国主义控制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从本质上讲，它代表着虽然已沦为半殖民地但仍保持主权的国家利益，从而与代表着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资本相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是国家不能完全成为殖民地的经济原因之一，但由于这种经济与帝国主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受其操纵，所以，在占有和侵吞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中，又结成了反动同盟。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的更为深刻的根源。
由于资本主义入侵所具有的强加和侵略性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所具有的顽强性质，前面图式所提示的畸形结构不是一个常态结构而是一种变态结构。结构中诸因素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步子的加快而更加具有尖锐的对抗矛盾性质，从而也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否定性质。封建主义被代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的成长却又不能顺理成章地展开进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不能不受到正义的反抗，所有的因素都更加活跃了、发展了，使这一变态的畸形结构展现出急变性：要么西方资本主义吃掉中国自然经济，使中国成为彻底的殖民地；要么封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使中国也进入西方的自由世界；更或可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结局在召唤着中国，只要渡过暗礁就能抵达彼岸。但无论如何，这种畸形的、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是不能长久的，它的暂时性已被社会矛盾本身揭露出来了。
独特课题正像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一样，近代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主题。但是，诚如前边所述，由于中国是在两重危机中步入近代的，在近代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着畸形的发展。
社会形态内部的诸因素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也发展着、激化着，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远不像其他民族近代社会那样简单明了，而是各种矛盾将其紧紧地缠绕着，并且受到各种矛盾的牵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是在内部危机日趋严重但又无力自我克服完成历史突破的情况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引渡进入近代历史的，从而中国便与世界历史联成一片，受着世界历史的直接影响和作用。然而同样不能无视的是，正当西方侵入之时，也恰是世界新朝流形成之际，这种新的世界朝流，表达了完全崭新的历史动向，它曾给被侵略民族带来了深刻的激动人心的影响。
如果说，前几个世纪西方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给那里带来了比黑暗的中世纪高出百倍、千倍的革命活力，从而为那里的人们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钱、财富、幸福和欢乐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以前潜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切矛盾都明朗化、普遍化了：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不但使西方社会处在尔虞我诈、你吞我并、“大鱼吃小鱼”的对立之中，而且严重地两极分化了。
富者家私巨万，贫者失业、饥饿、穷困、屈辱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所导致的一切社会矛盾都日益无法掩盖地突出起来严重起来。人们再也不能相信资本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美妙神话了，垄断资本阶级的国家和垄断寡头们以其无限的残酷和贪欲打碎了迷漫在人们头脑中的一切幻想，整个西方社会处在“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列宁语)的历史使命之中。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改革、革命的思想和方案应运而兴，形形色色的以社会革命为已任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不断产生，进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革命的历史运动潮流。虽然由于这一潮流波浪巨大，免不了泥沙俱下，包含着她的回流和波折，但其主导面却是明显的：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合理，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使人类走向更新的境地。它代表了广大苦难阶级的正义呼声。
这是一个全新的动向，是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方向背道而驰的历史新潮流，它预示了新的时代和曙光。虽然这一曙光对中国的照耀是逐渐到来的，但它毕竟是照射到了这个千年古国的大地。
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独特的历史起点使它还不能与西方世界新潮流发生十分直接的联系，并且这一潮流也还在形成之中。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首先迎接的是远比它自己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显然，封建、保守、愚昧、落后的中国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抗中，是注定要败北的。于是，首先提到中国社会日程上的，便是必须反对封建主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课题。但是，由于这一历史课题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中国遭受巨大损失为背景而揭示出来的，从而使这一历史课题所指明的前进方向陷入无比的痛苦和屈辱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更为赤裸的两级分化将在中国重演；另方面，西方列强的野蛮淫威又使这一分化因为渗入了政治民族灾难而更加明显。于是，中华民族还没有感觉到多少资本主义文明的甜头却就饱尝了垄断和竞争的苦头。那无数破产农民的悲惨境地，那流浪街头的鳏寡孤独，那挣扎于死亡贫困线上的童工幼女，那官压洋欺的社会环境，那寸步难行的关卡利厘，那惨不忍睹的万人千人坟，那“不许华人与狗入内”的公园警牌等等，等等，贫困与饥饿、灾难与屈辱、压迫与剥削、离散与孤独、泪水与死亡，遍于国中。不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不仅是农民抑或是工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当巨大的双脚刚刚被拖入资本主义的界地，就已经面临它的尽头。已经进入末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同时也将它的业已没落的世界模式输给了中国，于是中国就加倍地饱受着它的危害。所以，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提醒和正告了中国：必须反对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
历史终于将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揭示出来了：一方面，要求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这是双重历史课题。它之形成的原因，正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畸形发展，反过来，这一畸形而分离的发展又使历史的双重课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互相联结却又相互牵制。
前述的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畸形结构已经昭明：一方面，封建主义的被否定，并不能获得资本主义的顺利成长，因为它不断遭受列强的压制和排挤；另方面，对抗资本主义的生成，企图防止它，但带来的却只能是封建主义的回流和延续。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不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无从发展；不警惕资本主义的流弊，它的祸害就要蔓延和泛滥。于是，两个历史课题紧紧地环扣在一起形成从两极开始迈向同一终点的两组逻辑序列。一极是，从反对封建主义开始(以农村土地问题为标志)，进到发展资本主义(以城市资本主义为标准)，归结为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即农村城市-防止祸害；另一极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转为必须反清(即封建主义)，归结到防止资本主义的祸害。即反帝-反清-防止祸害。
上述从不同两极开始演进的关于历史课题展开的逻辑序列，收到了殊途同归的历史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逻辑序列的展开进程在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而是从不同的起点同时开始，贯穿于近代历史的始末。
研究第一序列，使我们看到，反对封建主义即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并且这一历史课题带有非常直接的性质。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与近代欧洲历史重心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