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氛围中的鲁迅特征谁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时代，鲁迅也是如此。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思潮中，鲁迅是执着的一员。值得关注的是，在中西文化相冲突的中国近代史中，由物质(器物文化)到制度再到心理价值系统的文化嬗变次序，竟然在鲁讯一生的教育和事业经历中获得了重演。从学工学医到从文，反映的是鲁迅由“立业”到“立人”的文化选择路向。先前的洋务、维新和革命运动的局限没有能够成为制约鲁迅迈步的壁障，而这些努力的历史成果却迅速地经由鲁迅的接受教育的历程和生活的阅历被积淀在他的思想之中，成为他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基础。鲁迅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之后，以从旧营垒杀出的敏感和深刻，获得了颇有独特内含的文化选择参照系，他将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有针对性地现实化了，从而使他有可能在整体把握的含义下走向全面的反传统主义。鲁迅确乎不同于同时代人，他没有留下更多的学究气十足的理论性文字，而整个社会以及构成社会的大凡具体现实的人和事成为他关怀的文化对象。在他的深刻犀利无比的国民性批判中，有一种自觉成熟但却不无矛盾的因子在其间跳动。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鲁迅深入到了民族心灵的深处，所以在反传统主义的浪潮中，鲁迅的选择显得更加艰苦，他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不尽的文化思想财富，但他的心灵在那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时时充满希望，又常常感受孤独。鲁迅的文化选择是近代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一幕。
从对科学技术的首肯到社会进化的推崇，是洋务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理解，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差距的体认，它成为从那时起中国人不断进行文化选择的观念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都最终作为走向现代新文化的努力而失败了，但又都明确地确证了中国近代文化较前演进的足迹。总其鲁迅一生，也都在总体上否认了从洋务到维新到辛亥的文化选择；但又不可否认，鲁迅与前代人的选择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继承关系。不是别的，正是“救亡保种”、“振兵兴业”成为中国近代贯彻始终的主线之一。在这种文化选择的现实背景下，鲁迅一开始也合逻辑地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祖国的积弱和国家的残败，使他首先跨进了设在南京的水师学堂，继而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家父的疾病和国民的不幸，使他一踏上日本，便选择的是仙台医学学科。他在早年，曾系统地涉足自然科学的殿堂，学工学理学医，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自然科学的论着：《中国地质略论》、《说钼》、《中国矿物志》、《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
鲁迅的这些活动，虽然在其一生中时间短暂，但意义却十分重大。这些对于科学的兴趣所引发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绝不仅仅在于使鲁迅掌握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在于使鲁讯一般地懂得子曰诗云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格物”的名堂，而在于使鲁迅获得了认识世界观察事物的不同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修齐治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成为鲁迅执着追求现代新文化的坚实的基础。
好学深思的鲁迅浓缩式地、迅速地继承和沉淀了先辈们对西方文化的从科学到技术的理解成果以后，也就很快地告别了先辈们的体现在文化选择模式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否定了洋务派的浮浅的“中体西用”，摈弃了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对辛亥革命的“政治式”胜利也只能失望。鲁迅将自己的视野相对规范地投向到纯正的文化领域，这样，他严格地区别了自己与先辈们之间的文化选择的阶段性，从规律的意义上去考究文化演进的宏观机制，他获致了“偏至的发展观”，成为他追求文化发展的基本取向。
和当时的一般人们一样，鲁迅也深受进化论的洗礼。所不同的是，鲁迅的进化论决不仅仅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实际上，鲁迅的进化论更着重从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机制着眼，从而去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机理和模型，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文化——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被鲁迅从对西方文化的历史演进史中抽象出来，他认为，西方文化虽然“深有本抵，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茇”，“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就是说，它虽然有一个蝉联连续的东西，但是，在其整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却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递变的态势。
这种递变，不是只有承接的联系，而更表现为一种否定的性质。鲁迅描述说，自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以后，才形成了统一的欧洲的历史。先有教皇神权的统治，成为社会人心的桎梏；接着有路德的宗教改革，要求力击旧教而脱束缚；又有科学的倡明和新大陆的发现，这些“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带拓贸迁也”的工业革命的新事出现，其根源正在于“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工业商业的勃兴和新大陆的开辟，给欧人又以政治上意识上更大的欲望。反观之下，中世纪的特权和专制便成为发展的屏障，于是，“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法朗西，扫荡门地，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这是确立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其基本精神是平等、自由、博爱，将神化的人的权利还给人自身，尊重人的世俗权利和尊严，它直接导致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其“直傲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人们愈是享受由此而来的物质成果，便愈是对此精神确信不疑，它成为19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圭臬”。然而，时到19世纪末，这种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极端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倡明，又暴露出自己的弊病，理性主义使人的个性备受摧残，而功利主义又使物质文明将人的内心精神给泯灭了，于是，以“非物质”而“重个人”为特色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又勃然而兴，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的新的思想大潮鲁迅给人们描述的，显然是整个西方文化递嬗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的出现虽然无不与前一文化相联系，但又都是与前一文化相对抗的，是对它的否定的结果：“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正因为文化循着“无不根旧迹而演束，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的踪迹嬗变演进着，所以，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一切在此时看似肯定的东西，在彼时便衍化为否定的东西了，文化的价值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所以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告诉人们：“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否定式演变，使任何文明形态都失去了绝对不变的虚假本性；另方面，任何事物的这种相对性质，又使文化的演变呈现出“偏至”的否定方式。
所以，也就不像中国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论，也不像中国那种“复古崇圣”的观念论，西方文化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以反抗为本、以改革为胎、以偏至为必然的演变规律：“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因理势必然”。这种“偏至的发展观”，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式的历史进化论，它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绝然两异，又与一般的康、梁式的循序渐进的进化论有别。这种“偏至的发展观”
认为文化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线式的，是螺旋式的发展，每一发展都偏于一极，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图景。这种“偏至的发展观”成为鲁迅进行文化选择的基本信念之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总是那么自觉地反对复古、反对中庸、反对留有余地和后路，而倔犟地将自己的文化态度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了。这是鲁迅文化选择的基础性的特征。
鲁迅的文化发展观来源于对西方文化演进机制的宏观把握，却又在这一把握中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体认。正因为西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鲁迅作为“五四人”，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就与“五四“前的人们不同。不再是平等和民主(但并不排斥此两者，不过已不是重心所在)，而是自由；不再是群体主义(博爱)和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个体的主观意志和个性主义，成为他体悟的要义和本根。
19世纪末以来，反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崛起，反映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基于功利等人性的正当合理世俗要求的理性主义的反动，这时候却正好跟演进中的中国文化对传统对人性和个性的摧残和压抑的叛离趋向相吻合，所以，“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就成为鲁迅所感悟到了从而也是他所要追求的时代目标。这样，就不像中国近代史以来人们所表现出的那样，以什么一般的西方文化为自己民族文化更新的参照系，而是以“尊个性而张精神”
作为自己文化努力的价值目标。时代前进了，问题也深化了。鲁迅的这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的自觉”的执着，表达的是对有特定内含的“主人”原则的认肯，这个意义下的西方文化才是他文化选择的坐标参照系。
虽然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反省中国文化的参照系，但鲁迅具有特定内涵的西方文化——这一参照系的确立却不是人云亦云的结果，而是经过自己独立的研究和比较才得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结论的。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化的进步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所以他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在比较中，鲁迅不仅留意西洋，而且亦关注东方。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热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他不无感伤地写道：“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这些民族被鲁迅称为“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这里边，教训自然是沉重的。其中，印度文化“降及种人失力，而文章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以色列文化“则止耶利米(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吓，耶路撕冷遂隳，而众人之舌亦默”，而波斯，埃及文化，则“皆中道废驰，如有断绠，灿烂于古，萧瑟于今”。这些文明古国所以走上中道衰落一途，原因就在于封闭和沉默，而不能“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所致，所以，它们的衰落就成为必然的了。相反，近在咫尺的日本，却由于能够不断地加强文化开放和自我更新，从自我否定的机制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鲁讯深知日本，对其推崇备至：
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
中国倘不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
从日本走向西洋，这本身就是从东方文化走向西方文化的“偏至”模式。但结果却并没有使日本若其他古国一样地衰落下去，其固有文明只在这“偏于一极”中得到了生存和发扬，相反，中国固执于传统的文明，结果反而导致了文化的“硬化”和衰败。从比较的启示中，鲁迅领悟到的是，只有在“偏至”机制的作用下，敞开自己的胸怀，去作文化发展的认同，从而使整个民族获得“世界人”的资格，中国的文化才有出路，而中华民族的希望亦复在兹。正是在这种耽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深深忧患中，鲁迅更加坚定了他的文化选择的总趋向：以西方文化的主观意志和个性主义为价值目标和参照系，对西方文化取“拿来主义”，勇猛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尽快地走向世界。
从而，这一总趋向也就使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整体性把握和评价，这一把握和评价曾经使当时人不无乍舌。这一把握是整体性的、内在的，同时又是十分严肃的。
“染缸”——封闭保守的文化类型。鲁迅身后大约半个世纪，台湾有位学者叫柏杨的，曾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意在揭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腐蚀性。这种看法大概由鲁迅思想启发而来，因为鲁迅早在五四时代，就称中国是一个“黑色的染缸”，鲁迅当年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硬化与保守时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来，都变成漆黑。
这种情形，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自我中心主义而排斥外来文化的品性。所以鲁迅又说：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所以任何外来总不免带有自由平等的气息的思想在中国都没有插足的余地，就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只有“我”，单想“取彼”的缘故。显然，这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是自尊自大而且自满自足的，它对于外来文化，不是从“认异”中发展丰富自己，而是要在“认同”中满足自己，这自然就导致了一切新东西进来，就必然要将其同化而“染黑”的结局。这也诚如鲁迅说的，不仅对外将异族称为“夷狄”，不肯学习人家的长处，而且对内历来也不肯改动一下，“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排外，而且自身又有极大的惰性力，缺少自我更新的发展机制。从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看，这种“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的情况，正是“染缸”文化的“硬化”的特征之一。
“吃人”——“把人不当人”的文化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架构“吃人——被人吃”的筵宴的主题，反复地被鲁迅所揭发所描绘，原因就在于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请看鲁迅的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