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国内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内乱日起，民不聊生，“如是惨状，触目皆是”，这种“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这种由列强与封建军阀所导致的国家的分裂与不幸，是民族的灾难，也是人民的灾难。中国历史上人民所受兵荒马乱之苦，对于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解除痛苦的孙中山来说，印象太深刻了。而眼前这种国家的四分五裂，更叫孙中山痛心疾首。更有甚者，如果中国完全照着西方不顾一切地追求财富的路子走，后果又会怎么样呢？孙中山在游历和考察欧美社会的过程中，他敏感地意识到，片面地致力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势必招致新的两极分化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分化而革命，因革命而分裂和动乱的欧洲情景使孙中山难以忘怀。孙中山不愿看到社会“病态”的阶级战争在中国重演，因为那样一来实在要大伤国民的元气，而已经贫困萎缩不堪的中国国民是经不起那样的折腾的。在这里，孙中山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曾涉及过的新问题，即对战争与动乱的理解。一方面，中国文化酷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中国历史上却似乎一直战火不息，战争对社会的功能问题被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忽视了；另方面，所谓内乱，它的情况又远为复杂，战争可能引起内乱，外患亦能导致内乱，而在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视野中，所谓发自民间的社会运动、活动和呼声，也可能被理解成内乱。大一统文化不习惯来自下层的议论纷纷，依附型心理可能将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行为也看成是动荡与内乱。传统的心理定势构成了文化努力的选择背景。所以，在西方是旨在发展的竞争理论，这时候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便成为“野蛮之学问”。因为在孙中山看来，欧洲诸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之所宜用”。这样一来，既要顺应潮流坚持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从而坚决进行革命，又要为防止新的内乱而必须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一起解决，毕其功于一役，这形成孙中山进行选择的又一个矛盾考虑。
总之是，孙中山的文化选择的确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矛盾状态，他既要顺应潮流发展资本，又要制止分化以防患于未然；既要“患贫”，又要“患不均”；既要坚持革命，又要防止动乱，如此等等。孙中山在如此众多的二律背反命题中成长着自己的选择心态，使他在现实的选择和文化重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为突出的特征来。
二、文化比较与选择定势
确乎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不同，如果说康、梁、严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是重在批判和反省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孙中山则是从现实的考虑出发，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具体扬弃与改造，旨在重建中国新文化。这构成孙中山文化选择的总体特色。
孙中山对西方文化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与改造。这首先体现在他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观念的态度上。
我们在上一章里曾经说过，进化论的宇宙观教育了不止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当在此列。他也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1896年的自传中写道：“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胡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
他甚至评价说：
自达尔文之书(指《物种起源》——引者)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
在孙中山看来，不但“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且，他认为整个宇宙都处在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离开进化而存在。孙中山把世界的进化分作三个时期，即“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这三个时期是连贯进化而成的，具体是：“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接着是“由生元之始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最后是“人类初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这样便迈入人类进化时期。孙中山通过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等问题的回答，确立了自己进化论的宇宙观。
用这种普遍进化的宇宙观来考察社会，孙中山认为，不仅经济生活，而且政治生活和文明形态也都处在不断的进化发展之中：
以经济生活为尺度，人类历史则不断演进着“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商时153略论孙中山的文化选择代”。
以政治形态为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被区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依次递进。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从文明形态来考察，人类社会也依次表现为三个时期，即“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孙中山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与推崇，使他清醒地感受到世界潮流的流向，坚定了他进行革命的决心。但是，他又不是盲目的信奉与推崇。例如他就反对将生存竞争的原则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人类进化与物种进化的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相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相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所以他说：“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孙中山从“人事进化与天然进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判定出发，颂扬人类“相匡相助”，鞭挞人类“相争相杀”，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互相论”思想，并用以抨击西方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以表达对人类人道主义和互助境界的追求。这在后来就构成他“天下为公”理想的理论根据之一。
其次体现在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吸收和改造上。孙中山在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对民主思想尤为重视，特别赞同卢梭等人的人民主权的思想，认为卢梭的“民权主张刚合当时人民的心理，所以当时的人民便欢迎他”。说卢梭提倡民权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孙中山还特别从历史进化的规律来理解民权问题，认为它是历史潮流所致，而并非天之所赋。他将民权与君权和神权对立起来，批判中国传统制度，认为中国的“恶劣政治的根本”，正在于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专制君主，本弱肉强食之兽性，野蛮争夺之遗传，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视亿兆之臣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此人类之至不平等也”。所以，他确认，“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只有“主张民权”，才“是顺应世界的潮流”。因此，孙中山“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孙中山用这个民权观念来总结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认为他们缺少的就正是这个东西。孙中山分析洪秀全等人所以失败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到了南京之后，便互争皇帝，所以“革命后仍不免专制”。其可原谅之处是“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但戊戌变法就不同了，当时民主共和已经盛行于世，而康有为等人却不能接受，却只是提出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共和的不能躐等的思想，反倒将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当然就只能失败了。孙中山比较说：“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正是从这些沉痛失败的教训中，孙中山更加坚定了自己民主共和的思想，提出“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以剧烈的共和主义，改造数千年之古国”
的选择目标。
倡言民权、建立共和，是孙中山从西方文明中获得的基本信念，是不能动摇的。而且这种政治努力，又必须以西方为榜样，“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要仿照美国的政府，来“缔造我们的政府”。但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却并没有使中国的政治得到多少改善，中华大地依然是专制与欺压。在痛苦的反思中，孙中山发现西方政治亦有不少的弊病：“从书报中观察欧美的民权，和事实上有很多不对的，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先进的国家像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虽然人民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人民选出的人，不为人民办事，而人民却无能为力。而代议制更为糟糕，所谓“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坑害百姓。所以，孙中山主张不能盲目仿照和照搬西方。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今日要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欧美”，“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
他还联系中国当时一些人主张学美国搞联邦制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中美的国情与传统不同，在美国，联邦制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国，历来是统一为治而不统一为乱，如果硬要提倡联邦制，就只会给武人割据提供护符，使他们各据一方找到口实，而“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坚持民主与共和的主张以顺应历史潮流，从不同的国情出发以兼顾传统获得具体的方式，成为孙中山借鉴学习西方的又一态度。
再次是体现在对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的态度上。孙中山对于西方文化，除了民主以外，最推崇的就是科学。早在他对清廷官僚寄于希望的时候，就曾在上书中表达过这一主张，他参加革命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他一直坚持了这一主张。例如在1924年，他依然认为，“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种结论的产生跟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帝斗争有关，另方面也表现出孙中山已有割裂文化整体的倾向，孙中山这时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就不仅看到它进步的一面，同时又认识到它的霸道的一面。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危害成为孙中山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说：“欧洲近百年是甚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孙中山没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灾害是欧美社会制度的弊病，却得出了否定欧洲文化的极端化的结论，是不可取的。但是，他站在被压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从主张平等和平互助的原则出发，指出科学技术和工厂企业资本等等为少数人所垄断的不合理性，却是颇有见地的。他揭露说：
“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之数。”因此，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以防止西方两极分化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曾归纳自己重建中国新文化的思想渊源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在这里，所谓“因袭”与“创获”者，正是指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一态度即是继承与改造。所以孙中山常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我们在这里无暇细述，而择其要者，其继承与改造的方面，主要如下：
其一，继“民本”，倡“民权”。
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经过孙中山的近代阐释，成为他提倡“民权”思想的重要依据。孙中山对传统“民本”的思想的继承是直言不讳的，例如他说：
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
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重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崇仰他们。
古语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知民心所趋，即国体之所由定也。
固然，孔孟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的民主民权意识不可同日同语，但孙中山通过发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
原则来倡言“民权”思想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却不无机智之处。
其二，承“王道”传统，反“霸道”文化。鉴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是基于霸道文化的作祟。所以，孙中山便特别对中国的王道传统发生兴趣，用以反对西方的霸道文化。他认为，反对战争、爱好和平是中国人的一贯美德：
“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他肯定地说：“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所以，孙中山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美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面对欧美殖民主义的政策和行为，孙中山也决不听之任之，相反，他认为如果不打倒强权，被压迫民族不能独立，和平依然难以实现。因此，必须“在强权打破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于是，孙中山明确地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文化，是“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