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制》和《变科举》篇，张之洞系统提出改革旧教育体制，使学校教育与实际人才的养用相结合的主张。他以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必须参照外洋各国的学校制度，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通过系统的教养训练以造就专门人才和“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的劳动者。他认为外国的学制，优于中国教育制度，其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有利于学术的发明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的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这种把学校教育与任官选才相结合的方法，是“以教为养之法”，应当效仿。张之洞从政教合一的传统观点出发看待西方的学制，并以此观点作为他“变科举”的思想基础。在《变科举》文中，他批评科举之弊败坏人才，但他认为完全废除科举制度是不合时宜的，故“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如何“修改”呢？这就是将三场先后次序互易之，增加西政西艺及时务经济考试内容。“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实际上张之洞主张的科举变革，只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良，他根本不想采取由学校来选拔人才的方法，这与他希慕西方学制的观点是十分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深知科举是封建政治的支柱，“中国仕宦出于科举”，“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而且科举制度的推行，确有益于“中体西用”办学宗旨的落实，可得“纯正之士”。
这种变科举的主张，实际上与古代的科举改革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使之稍有更改以适应时宜而已。
总之，《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中西文化与教育日益由冲突、碰撞而趋向汇通、融合、改造与吸收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纲领提出来，确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劝学篇》的评价，历来不同学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持有不同看法。如梁启超说：《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严复指出，《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人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所有这些，都证明《劝学篇》在客观实践上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对于它的消极面没有充分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张之洞作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他所着《劝学篇》之所以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除了中国传统教育与旧文化作为它的生存土壤存在外，还应该承认《劝学篇》作为向西方学习和力图保持本土文化生命力方面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给僵化的封建文化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初步提出了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设融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与教育体系的设想。所有这些，它在理论上有超越守旧派和早期洋务派的地方，对于这一点进步是应当肯定的。
(二)《劝学篇》的内容分析
《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由九篇文章组成，主旨是教育人们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忠于清朝统治者。《外篇》由十五篇文章构成，主旨是教育人们在不妨害三纲四维的前提下，变通旧制，开拓眼界，学习西政和西艺，以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危亡之目的。
内外两篇的思想，有机相连。用张之洞的话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以此高度概括了洋务派面对近代化大潮所采取的基本对策。
先谈谈“正人心”。
为什么要正人心？张之洞认为，国难当头，全国士民的思想共识是尤为重要的。“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那么，人心何谓为“正”？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共识以什么为标杆？张之洞提出了这么几个见解：“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因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张之洞的意思很清楚，所谓正人心，就是要信赖朝廷，尊奉朝廷，服从朝廷。凡是不尊奉朝廷，不忠爱清廷的言论行为，都属不正。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心纯正？张之洞说了九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培植忠爱之心。因为人们与清廷同国、同种、同类，“是故人人宗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今日五洲大通”之时，尤应合为一心，保国保教保种。第二，要坚定三纲五常之信念。因为此乃“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因此，维新派所宣扬的民权之说，议院之设都是荒诞可嗤，有违三纲的。“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造成“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张之洞并非反对一切变法，但变法绝不可违背三纲之本。“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去，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第三，要坚持中学，据为根本。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中学的核心是孔孟之学，其主旨便是阐述“尊尊而亲亲”
的纲常名教。所以，“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才可固人心，保国家。
再谈谈“开风气”。
张之洞认为，在“正人心”的基础上，还必须“开风气”。所谓开风气，就是要更新一些观念。在封建统治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某些成果，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以应敌制变，自保自强。张之洞认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何哉？”因此，在五洲大通之际，张之洞反对深闭固拒，一味地坐井自圃。“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
那么，哪些风气应该更新？张之洞谈了十五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要破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树立农工商兵皆须设学的思想。第二，要树立“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的观念。
第三，要树立“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的观念，尽快建立分班分级逐年晋升的学校制度。第四，要改变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格局，广译书，多办报，开铁路。第五，要破除“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的陈腐观念。第六，要会通中学西学，做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第七要树立正确的变法观念。“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张之洞认为，正人心和开风气的目的，是要人们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在风气日开的国际形势下，既不会因噎废食，又不会歧多亡羊，达到同心齐力保国保教保种的目的。可见，正人心与开风气，是一个有机相连的理论体系。“正人心”是纲，“开风气”
是目。二者位置不可颠倒，亦不可偏废。张之洞借阐述之机，一方面为封建旧学张本，另一方面又为西学开道，使中学西学合轨同道，并行不悖。这一思想集中地表述了洋务派在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决策。
(三)《劝学篇》的主旨
《劝学篇》在阐述“正人心”和“开风气”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一个主旨，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张之洞那里，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并无褒贬之意。旧学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新学指西艺、西政、西史之类。他认为，无论是“正人心”还是“开风气”，新学与旧学都是十分重要的，新式学堂应该坚持“新旧兼学”的原则。但二者的作用绝对不同，“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一思想，他于同一年在一份奏折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这是张之洞通过总结三十几年的洋务教育经验而集中强调的教育指导方针。
在张之洞那里，“体”被视作根本原则，是主人立国之本。张之洞认为，中外国情不同，根源在于立国之本不同。中国的立国之本乃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制度，这就是造成“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则。张之洞引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作证，强调了这一根本原则的永恒不变。由此，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而中学的作用就在于教人识此“尊亲”，明此纲纪，以“固其根底，端其识趣”。所以，张之洞认为教育就应始终把尊经劝学放在首位。他强调说：“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者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同样，在张之洞那里，“用”被视为具体方法，是立人立国之器。
而西艺、西政、西史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他说：“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它们的作用在于“益智”，而“智”乃救亡之道：“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所以，“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教以新学或西学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引进西学有个原则：
“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
张之洞论证中学与西学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力图折衷新旧，合璧中西，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但实际上，中西文化的融汇并不是靠简单地各取一端然后拼凑所能奏效的。所以张之洞的所谓体用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主辅关系。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这就是对洋务教育指导方针的含义最完整的表述。这种一主一辅关系的确定，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色。尤其是这一表述完成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高涨之时，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意图也就显露无遗了。
张之洞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热切地希望靠着这一指导方针，培养出一种新型的救时卫道之才。他认为：“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四)对《劝学篇》的评价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问世，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认为，这部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便以圣谕的形式，下令军机处颁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广为刊布。《劝学篇》的影响因此而风行海内，欧美以英、法两种文字出版此书，纽约版本竟易其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但这本书也遭到了维新人士的尖锐批评。何启、胡礼垣一针见血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梁启超的批评更为激烈，谓其“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政治意图。
但是，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劝学篇》的历史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