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深远的好着作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大的，与读者的因缘也密切，但在发售买卖上却做不到损益相补偿，和流行的质量不高的杂书相比较，好着作付出的心血劳动高出几倍，但所得的利益并不多，二者不成正比。大部头的着作不再问世决非偶然。学术上的确值得大家忧虑，其原因在于学者身无闲暇，家无恒产，根本缺乏研究学问的条件。
如果现在帝室在保护私立学校的同时，兼顾学者的志向，并给予他们养老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从而安心于研究工作，就会一改我国学问社会的面目，扩大学权，赶上日新月异的西洋各国，达到与海外竞争的水平。从财政角度来看，一些在政府供职的人，未必整日忙于政务，每年却得到很多收入，这是一种浪费。政府中有闲散的官员，其中有不少是学者。他们生来更适合从事文教工作，委以政务则不堪其用，只适合于担任咨询一类之事，不便于做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人进入政府机构中，不习惯于衣冠束缚。若给予相同的薪金，他们还是希望置身于俗务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精神上得到满足。元老院中即使有两三位学者也不能为其议事增添多少光彩；海陆军中有一两个文人，与战场的胜败也无多大关系。对学者、文人来说，提供咨询才为其所长。若从国之大计来考虑，给予学者年薪决非虚掷。
靠帝室保护私立学校、优待学者，不仅有助于学问的进步，而且有益于我国的政治。从广义上讲，政治也是一门学问，政治家必须靠学者来培养，学校是产生政治家的苗圃。那些完成学业的人要担任不同的社会工作，每个人出路相异，有工人、商人、政治家。有的人学成之后仍不放弃学问，毕生从事研究学理，或从事教育事业，即成为真正的学者。工商业者或政治家是寓知识于人类实际生活中，而学者则是终生为学。在一个国家中政治和学问同等重要。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人人关心国家，热心议政，如果缺乏政治头脑，就如同汤虞三代的愚民，名为人，实与猪羊无异，不足以报国。
若有爱国之心，就须关心内外政局的变化。政治家执政，参与政事，和工商业者经营家业，学者献身于学事一样。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民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水平，这同国民必须掌握基本知识是一个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定的知识是必要的，但全国人民不可能都成为学者。同样有政治思想是必要的，但不可能都成为政治家。
人们往往不思考这个问题，往往因时而变，政治思想重要了，就想成为政治家，准备终生从政；学问重要了，又想成为学者，打算终生治学。
愿望固然不错，但是由于人的天赋有差别，家庭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几千万人不可能都成为政治家，也不可能都成为学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除专门从政或为学的人之外，多数人只求有一般的知识水平即可。在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长，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既有利于自家的生活，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政治和学问各有不同的内涵，但都是社会中的一门专业，不应互相干涉，各自为政。做政治家的已完成学业而为政时，也不能放松对学问的学习，要仕而优则学，但必须禁止干预学校教育方面的事务。
学者以治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也应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抛弃叱咤政坛的青云之志，要学而优则仕。然而细察今天社会风气，政治家是利用教育为自身服务、还是自然地将政治思想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呢？
教员、学生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各种政治主张的，这是政治家要关心的问题。当政治风气影响学问，并更广泛地波及到其他方面时，政治便成为第一位的要素，一切都要以政党来划分敌我，商品工业也成为政党笼络的对象，甚至医生诊病，寺僧或集会场所的主持人在就座时也要问清敌我，这种奇怪现象违背了社会的亲睦和人类相爱之大义。另则，学者倘若议政，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轻易地解决温饱问题。倘若只顾埋头自家的学问，不仅生活没有出路，而且自白忍受了十年寒窗之苦。于是，学者为了受人尊重，便需弃笔从政。一些后进学生也都争先恐后跻身于政治社会，这不是人的过错，只能说是社会风气所使然。现在的社会风气驱使天下学生涉足政界。对此，一些社会学家往往不去究其成因，而是一味地对现实社会感到惊讶，斥责今天的少年傲慢、轻浮、妄谈政治、缺乏自知之明。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少年是“醉狂人”。但这不是到了明治年间今天突然变狂的，其中自有原因，原因就是学生失去了在学问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其实例勿需多举，在议论中也有把失去存身地位的称为左倾，得到其地位的称为右倾。得到地位的右倾者失去地位后又变成左倾。为何现在议论左右的人大有人在，不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是如此。伐柯其则不远，以自心去推测他人。安抚他人之心关键在于安其身，安身是安心之术。所以我们列举了现在帝室保护私立学校，同时优待学者的先例。整个社会如果逐渐养成尊重学问之风，学者自然也就有了安身之地。除了专门从事工、农、商和政治之外，还应该以学问社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为政坛的波澜所动摇。我认为，直接制止一些喋喋不休的政谈，犹如以滴水灭火。扑灭大火之法比泼水更重要的是撤除燃烧的材料。所以，为学者开辟安身之地，以制止他们步入政谈，这也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方法。
明治十六年(1883年)
(八)要晓得汉学已经失效
各地少年轻浮、躁进、妄谈时事不知伊于故底，而且使社会安定受到妨害，对此我们深感忧虑。至于防止这一形势的策略，我的看法和治世家的看法略有不同。最近我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做了概要的论述。这些少年喋喋不休地评论政事，多出于无事无聊的心态。所谓无聊就是精神无所寄托，所谓无事就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不了解社会只从外表看如痴如愚，仅以少年血气方刚的气质，企图做各种各样的事，但却陷入轻躁与蛮横。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使少年们感到有许多事要做。这样可以分散他们的精力。古人曰：人生识字忧患始。通过读书识字，可以了解许多古今的事理，这样使他们有事可做，不再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现在的少年多半有接受教育的天赋，并不迟钝。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如何？只局限在入地方小学，能暂时入中学的人很少。这些中小学的教学如何？小学的课本、中学的教学水平都不高。维新初期，公立私立学校中主要学习西洋的原着，明治六、七年更倡导以读洋书为正规，多聘用西洋人来教授。后来又改变措施，辞退了聘用的语学教师，改为教授和汉之书及翻译的书，把西洋的原着视作无用之物。招聘年老的汉儒做学校的教员，致使多数少年没机会接触洋书，只靠翻译的书籍加上洋学者的介绍来获得知识。(十年前，有个地方设立了洋学校，主要由政府管理。买进一些洋书、器械等对青少年实施教育，结果收益不大。忽然学校组织一变，不使用西洋书籍和器械了。
这不限于一个地方，当时全国普遍流行)这种教育的状况，只能说明对学术、对政治经济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三四年前设立了府县会，由政权参与的政谈逐渐在社会上盛行起来，少年们也不得不参加此政谈。这种政论多半是揭露当时的弊端，所涉及的问题甚多，从地方官厅的施政到警察巡查的一举一动，其根据也不过是从汉书或译书之类得来的见闻。地方报纸上的很多报道失实，这不足为怪。近年来演说中词不达义的现象屡见不鲜。统计一下这些人的姓名、履历及出现错误的次数，便可以发现：出现错误次数最多的人，其受教育的程度也最低，受教育的时间也最短；反之，出现错误少的人受教育程度都较高；受教育的程度与失误的程度二者是成反比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决非妄言。
现在的治世家果真有真知灼见吗？少年的轻躁真是学习洋学之过吗？正如用儒家学说、周公、孔子的教导来平息社会上的风潮一样，这实在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怜。少年的浮躁不是学洋学之过，相反是不知洋学之罪。试想善于进取者，亦是好的维护者。十六年来对国家的经营管理是什么的功劳呢？不外乎是洋学者们的功绩，即尊奉洋学者的教导做了事情。此间汉学与和学做了哪些事情？也只能说是没有妨碍文明进步罢了。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我国的文明有神、儒、佛教的功德，不能抹杀这一点，相反还应大加赞赏。但不能否认它们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其软弱无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如被暂时的社会风潮所吓倒，企图借助和学、汉学作为退守之策，应该说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不懂得进攻的人，岂能明白退守之策。如此下去，距今不过三年便有后悔之日。
在这里，姑且不谈和学汉学理论。先就今日少年们的浮躁而言，这是我们最忧虑的。预防它的方法在于在全国大力奖励洋学，学术、经济、政治学一切均以西洋的原着为根据进行教授，以使少年们知道学术之艰难，学问之高尚，这是唯一的良策。这样，可使他们心事繁多，有忧患感，再也无暇从事脱离实际的政治空谈。让他们品尝学术日新月异之真正意义，以达到其佳境，并引导他人也进入此佳境。为此，只靠报纸、演说来宣传其实际情况，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它会令人失望，甚至迫使人在失望之余放弃学问。此乃学者的一大忧患。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如果不学无术，只顾眼前的小利益，当一旦要决定一国之大计时，则不免将天下公众引入歧途，白费心机。政府当局中缺乏胆识的人不少，更糟的是对这些人不加申斥，不加责备，对其无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想把光明正大的论锋导入其中，是很难的事情，往往令人失望。这也是学者明明知道的忧患。既然知道了这个忧患，也就找到了产生轻浮、暴躁的社会原因。因此，当今的治世家如果真的担忧社会上的轻浮、暴躁者，就应该引导少年们认真地学习西洋学，此外别无好方法。这是浅显易懂的道理。若看不到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只顾眼前的利益，使本来就缺乏文明的少年更得不到接近文明。尤其是将孔孟之教定为基础，来制止今日的人心波动，束缚人的思想，以便经营文明昌盛的社会事业，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依我来看，简直就是极端的迂腐，极端的轻浮行为。
明治十六年(1883年)
(九)要提高洋学的地位
我国洋学的沿革已有百年，百年前的事姑且不论，仅就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加以考察。明治初年建立的大学南校是沿革的开始，自设立文部省时起，洋学之道在全国逐渐打通，呈兴旺发展之势。但不知当时出自何人的想法，要求请洋人，直接从洋人那里学习洋学，其教授方法完全根据西洋方式。从前我国的洋学家向学生传授洋学的东西则称之为“变则”，而洋人直接传授的东西则称之为“正则”，因此，雇用西洋人、设立所谓“正则学校”受到勉励，与此同时全国的各学校都聘请外国教师，因而导致教师不足之外，资金更是不足。这种做法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尤其是学校招来的学生生来就没见过西洋文学，又让不懂日语的外国教师来教，教授之际文意不通，以致影响学问上的不理解。所谓正则的“则”就是正确解释洋书的意思，由此而产生了僵化之弊。因此，“正则”的指令逐渐取消。另外，还有这样的说法：洋学毕竟是学习西洋的事物，要把它传播到全国，不仅没有雇用洋人的必要，而且读洋书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国中最上等的学校停止聘用外国教师，地方的各学校禁止讲授洋书，取而代之的日文译本及汉文书籍，大有禁用洋书之势。可以说，舆论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当时某县设立了洋学校，其教学计划是对初等生教以日文及汉字，稍高的年级则读洋书。准备工作已就绪，开学后不到半年，突然，文部省派出的巡视官来此地，认为此计划不可，命令立刻停止。以前买的洋书和教学机器等全都不用了，聘用的洋学教师全都解雇，离校他去。洋文的学校一下子变成日文、汉文的讲习所。
(我记得，这是明治五六年的事情)这究竟是文部省的主张，还是巡视官不喜欢洋学而自作主张临时发布的内谕呢？至今尚不得而知。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此时期，以日文来教西洋学的主张占上风。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取消外语学校或中学校、师范学校之制度，但是全国普遍的风潮已形成不用西洋文而用和汉文之势。此后再没有大的变革，一直延至今日。
以上所述，虽然现在我国的文教事业有很大的进步，洋学的思想广泛地传入我国，但是，学问地位之低实在令人惊讶，远不及昔日德川时代盛行的汉学地位。德川时代的汉学十分普及，凡少年子弟都在学汉文。今天的洋学则不然，除了少数上等的官立、私立学校之外，一般学校要想了解西洋的思想，多是通过看一些用日文翻译的书籍，根本看不到西文原着。其内容也是用日文解释的，如同教授经义一样。至于想提高学术的地位更是办不到。试听地方上流行的演说，或留神读一读地方发行的报纸，无非是些高谈阔论，或者是在文明的今天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一些自称为文明的有志之士，而又标榜为洋学者之流，实际上脑海里贮藏的东西很少，仅仅读过小学的课本，再入中学学过少量的汉字，即便做一个学者也没有高尚的理想。这不足为怪，毕竟是明治初年国内缺乏学习洋文的机会造成的，因而不了解文明的主张，不懂得文明的意义，只凭耳闻目睹的文明事物，在脑海里贮藏了一些半知半解的材料，又读一些用日文解释的译着，便妄加评论。名之曰文明进取的有志之士，而行动上却不符合文明规范。虽然这是其人的过错，但是也和十几年来教育的制度和社会的局势有关，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人会说，现在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青年们学习过洋学，而且又偏爱西洋学说。我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我感叹的是青年们当中洋学者稀少。今日三十岁以内的青年，在维新之初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当时这些孩子没有学习洋学的机会，只学初级字母，逐渐掌握了数字。入学后既没有读过洋书，也没见过洋学者。入了中学，学校也不提倡学洋书，只通过读些支离不全的用日文翻译的译着来了解西洋文明。这怎么能真正地学到洋学呢？没有学过洋学是很大的缺欠。虽然学的不充分，可毕业很容易；轻而易举就毕业的学生，其言行必然轻浮。随随便便地发言和办事，就是今天社会上的缺点。这一点也是令人担忧的。要挽救这种颓势，只有提倡洋学，学习洋学，深入研究洋学。其方法只能是在全国鼓励后来的学者学习洋学，直接地根据欧文原着介绍文明思想，以便达到深远的佳境，取得实际效果。
明治十六年(18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