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学问之道是很重要的。就今天的实际情况看，我没抱很高的期望。对农村中地方学校的学生来说，高尚的学问是最为完善的。年龄既长，已经到三十岁左右的成年男子致力于洋学，我认为是无益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首先必须大量地阅读一般作者的译着，了解今天日本的法律，学习掌握通用文书、诉讼状、申请书等文稿的写法，不依赖他人自己便可挥笔成文，那么社会上的人们虽常常谈到村庄区户长愚昧、文盲，愚昧也好，文盲也好，我认为区户长具有符合自己地位身分的知识文笔，与其他平民相比还是超出几等，居于上流。如果今天每一个人的知识都能再提高一步，就会处于今天区户长的位置，区户长便会从他们中产生，成为更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样人民在社会中的权力会比现在大百倍。所以民间的学问未必都是高尚的，但愿人们扩大某些见闻，减少某些见闻，更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
测定人的智力进步程度，从地方的信件数即可略见一斑。根据邮政局的数表统计，明治9年7月到10年6月，全国邮政件数总计38321971件。其中东京局是15103000件，大阪局是件，京都局是461000件，爱知县965000件，青森局257000件。东京是国家中心，邮政件数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大阪居第二，京都居第三。仅就爱知和青森相比，爱知人口是1217000人，青森人口是473000人，再分别与其邮政件数相比，爱知平均每人8份，青森平均每人5.5份。即爱知县每百人中平均每年通信80次，青森县则只有55次。从这一实例中便可获晓“东、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今后，期望全国人民重视学问之道的学习，不断发展工商业。随着人事交往的繁多，通信件数会逐渐增加，各地邮政事业的发展会象东京那样繁盛。如前所述，30岁左右的人若没有条件进学校学习，可以向就近的同志请教或请求加入文学会，不一定非聘教师。互相用书信往来的形式研究讨论一些诉讼事宜，也是极为有益的。我已经鼓励有些人这样做，目前有的地方正在具体实施。说明任何学问之道没有固定模式，关键是注重实际。
博取知识还必须勤勉治学，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好高骛远，舍近求远，追求高深的学问而忽视基础，则会一事无成。这一弊病在学者中常见，往往沦为笑柄。更不用说普及他们所提倡的民权论问题。
最近有一位士人由京都来东京，到舍下造访。他是一位老成的洋学先生，以精通经济而着名，曾发表过不少有关内外财政贸易利弊的论文，谈话中涉及到货币之事，他慨叹金银货币的匮乏，认为京都和东京的不同之处在于因金币短缺导致价格昂贵，五天前离开神户时，那里的金币价格和东京的市场价相比，一百日元能差三日元。我对这位洋学先生的看法不枉加评论，只用一例便可证明他的疏忽。东京和神户有电报通信，运送货物的轮船每周至少往返一次。如果说一百元的金币有三元之差，那么用一封电报通讯买卖三万日元，则可获利九百日元。这对两地的商人而言，谁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可见京都、大阪、神户和东京的货币价格大体是相同的。这是常识，稍懂商业买卖实际情况的人都明白。而这位先生只懂经济的主义却不懂得实际情况，只能谈论天下之大计却不了解今日的财政，是一位不会运用知识和学问、脱离实际的人。打个譬喻的话，如同学过剑术的操作法而本会比赛，懂军事学的名人不会指挥作战一样，必然受到他人的轻视。而且，这一流的学者先生们如果作为民权论者中的一员，以社会的眼光来看，也必然被民权论的社会舆论所唾弃。
明治十一年(1878年)
(七)学问的独立
若探究学问和政治的目的，不外都是为了增进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学问不是政治，而且学者与政治家也不同。主要原因是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与今天的社会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而政治家的工作往往是些日常的人事活动。国家就好比人的身体，由学者和政治家共同来保护。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治病救人，学者的作用则是教授养生之法。有史以来，智德不完善的人类社会就象一个人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能会生病，承担治病任务的是政治家，这是一项很繁忙的工作。学者靠教授日常的养生之法来告诫社会，起到预防疾病、或者即使发病在早期就可及时治愈的作用。学问在这里起着很大的间接作用。例如以前《时事新报》社论说，我国正值开放初期，攘夷论盛行之时，一些洋学者靠说教西洋诸国的事情，不是教给日本人开国的养生之法，自然也不谋求根治日本的锁国攘夷之病。学问的效力虽然如此巨大，但学者直接参与当前现实事务却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世界古今也不乏其例，这和养生学专职医师治不愈病但不让病发展是一个道理。如果学问和政治完全分离，互不干涉，那么对整个社会及双方都是有益的。在西洋诸国就有执政者靠文学治国而为害于社会、饱学学者在政坛上被人嗤笑的先例。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重用了一些老儒，不但没起什么作用，相反不少人因不胜任藩士之职而丧身，这就是养生法和治疗法相混而造成的恶果。
学问和政治二者分离，对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今天的日本政治和学问分离，即文部省和工部省直辖的学校与本省分离。维新初期，有关百事待举，这本是统治者之事，实际上却在公私关系上失去了明显的分界。新规定的事业一切归于政府负责，如果工商琐事也属于政府，那么属于校方的应是在文部省、工部省中设立学校。
现在正值整顿十六年间的政事时期，若吸取欧美文明国家的经验，在政府中直接开设学校，招收学生，行政官既从政又教学，这在外国也是少见的，与我国现今的社会时势不符。本来做学问是不分地点和场合的，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场所。但一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实际却不是那样，如前所述，国家的政事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实际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政策。例如，为防饥饿要有救恤的准备，为防外患必备兵马，纸币贬值就补之以金银货币，贸易的盛衰由关税变化调节，等等。简言之，要重视政策的灵活多样性。如果国家的学校也纳入到行政部门，学风自然也要受政策所左右，随机应变的策略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政治家不应忽视的问题。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不易发生变化的。现在文部省制定的学制基本与政治没什么关系，如学校的教则，一般没多大变动。内容上重视智育、德育、学术以及体育的养生之法等，大概是学习西洋文明的结果。可以说这种学制是完善的。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学制的实施者既是行政官员又是教员；学则中对具体细则和基本的学风没做明文规定。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摆脱不了来自当前的行政束缚。行政的性质不是永恒不变的，是随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学校的精神、风气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这就失去了学校的本色。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是经常变动的(称为动者)，学问则是恒常不变的(称为静者)，要使二者同步，必然会出现弊端。如社会局势发生变化，青年学生便随意地谈论政治，读一些有关政治评论的报纸等等，对社会妄加评论。我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学者应以保持学者本色为宗旨，若行政官员干预学问，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以学者身分出现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行政的性质灵活多变，变动不居，忽静忽动，或走向极端，致使学问也随之变化无常。这就是学问和政治二者之间密切联系造成的弊病，也是我期望二者分离的缘由。
学问和政治二者密切联系之弊，不是我的发明。日本自古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却是分离的。远的不提，仅就德川时代而言，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三百个想都设儒臣之职对其子弟施以教育，儒臣很受尊敬，享受很高的荣誉，藩主称儒臣为师。尽管如此，其尊敬只限于学问的范围内。关于政治则不容许儒臣插手，甚至称他们为“穿长袖衣服的人”，和神官、僧侣、医师一视同仁，不准进入政厅，也不许和其他的士族交往。即便是德川幕府儒臣林大学头，其身分地位仅次于老中、若年寄，而在旗本之上席，但是在施政上却不具有丝毫权力，对国家大事只能通过政府机构提出咨询，充其量只是顾问。对此情景，有的人叹息地说，这是武人的政府，轻视文人之弊。我辈之见，与此完全相反，认为这正是德川幕府的一贯制度能得当之处，政府不论是文是武，如果允许掌管子弟教育的学者参与政事，则成为国家之大害。当时如果身为大学头的又兼实际的行政官，林家的党羽甚多，并善于评论，政府之中林家势力立即强大，形成林家的一政党；而其党羽的力量又不足以统治全国，反之将产生反对的敌对者。林家控制的官立学校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在实际执行中，无论是在首都的家塾还是在地方的藩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有反响，或服从林家或反对林家。靠谈论学问来直接传播政治主张，虽说不能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但会达到全国混乱的局面。德川政府的统治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弊端，不能不说是教育者与政治分离的功德。
有人说，学问和政治本来不同。理由是：在治学场所禁止谈论政治，不准大量阅读政治书籍，甚至应制定法律规则，使二者界限分明。
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例如应制定什么法则来检查监督治学场所？如果管理教育的学头是行政内部的人，不管学生能否接受，一律禁止学校学生谈论政治。对于社会上有些关心政治的时事评论家的言论，若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就禁止接受，这本身就含有反对和排斥其他党派的意味。例如，要禁止某件事，学生便从禁令中知道了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口头说是不谈论政治，实际上还是给学问加上了政治的色彩。本来允许人们持不同的政见，但象法华宗的僧侣不提倡向众人诵经念佛，却不反对提出自家的主张，这便是法华宗教化的意义所在。对学生施以政治之外的教育，领导者持中立态度，禁止念佛却要人有拜佛的欲望，不信自家的宗教却又不许信别的。实际上还是强迫人们信仰自家的主张。他们给学校以读书、言论的自由，是想借学问的作用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如前所述，林家及其他的儒家之流象德川初期的天海僧正，曾宣称不干涉幕府政治，而有时却也参与政治，这不是偶然的。相反，象中国赵宋时代的“朋党之争”，近世日本水户藩中正党奸党的骚乱，都是教育家关心国政之先例。由学校的朋党涉及到政治，用政治党派的观点煽动学校的学生，其余毒波及整个社会。一些持有政见的行政官员统治着学校，要求学生按他们的意志行事，使各校之间因政治主张不同而互相敌视，他们却声称这与政事无关，只是学术上的争论，就象武术有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一样，并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可是，学校中由于为政者的参与，致使各校间为了竞争之便，使其学派带有政治色彩以致变为激烈的行动，其恶果是不可估量的。这是值得治国者注意的地方。
多年之后在我国设立了国会，社会上也常有关于政党的传说。
设立国会之后，日本还没有任何公开的所谓党派的政治。虽然对设立之后的情况今天无法臆测，但对政事的主张却众说纷纭。政府象西洋诸国一样随时间推移不断更迭，政治方针也因此随之变化。当时全国的学校附属于文部省，政教合一，以吏为师，政府的方针一变，学风也随之附和，这是天下文运之大不幸。例如，政府当局担心一两年内会出现收支的不平衡，不敢提倡振兴贸易，这是忽视了发展生产、振兴工商之道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考虑振兴工业和经商之方略，鼓励对后辈青年进行工商知识教育。当听到外国政治局势动荡时，既要分析欧洲各国的形势，又要考虑东洋全局的形势。假如近邻中国某位大臣执政，便要思虑其政略是否会改变，为了防备不虞之患，就要做出周密安排，当务之急是加强战备振兴士气。学校教育也不应流向文弱方面，最重要是奖励尚武精神。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原想通过讲习工业商法来学习发展生产之道的学生，也摒弃经济书而研习兵书，萌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恰似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软弱而多变。分析一下一两年内贸易收支不平衡之原因，只不过是邻国大臣的更替造成的。在贸易往来过程中，政治家起很大的作用，他担负着制定政策的重任，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可是这种政策的变化却影响到近百年的教育。政治和学问相联系，当前者发生变化之际，后者也常常随之发生动摇，变化愈大，影响也愈大。举一例来看，旧幕府的江户时代设立的开成学校，教学组织相当庞大，可称为日本洋学的中心。一旦幕府垮台，学生和教员立即流散四方，学校为之一空。虽然东征的王师不想毁灭开成学校，但是日本的洋学却和幕府一起覆灭。
究其原因就是开成学校由幕府所设，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简言之，开成学校同幕府的朋党有密切联系，学生和教师自身也都是其党派的成员。
这些人忘记了学者的本分，被世界形势变化所迷惑，只顾眼前之利害，而东奔西走，有的宣言“勤王”(江户末期拥护天皇亲政的政治活动)，或口称“佐幕”，以学者的身分做政治家之事，这真是罪过。
当时如果开成学校与幕府政权分离，脱于政治之外，真正做到无偏无党，教师也是有胆有识、特立卓异的学者，就不足以害怕东征的骚乱，就会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治学，以续文脉。正因为学校组织不健全，学者文弱无力，才呈现出这种丑态。维新之后文部省的设立，使日本的学问复苏，但中间前后数年有一段空白，这真是学问的一大不幸。虽然今天的政府与幕府不同，社会没有动乱，但是政治和学问搅在一起是有害无利的。古今有过教训，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又如维新初期，神道者想为社会做些工作，其功德还未表现就发生排佛运动，禁止神佛同居，刺伤了苦心追求僧侣生活人们的自尊心，全国神社佛阁的壮观美景遭到破坏，直到今日仍冷冷清清。这是人们不解神道亦是一种学问之故。治学允许有自己独特的主见，这种主见可与其他学派不同，甚至相互竞争，以致达到相互敌视。但与政治却毫无关系，应靠各学派自身思想影响的大小来发展自己。王政维新之际，学问在很大程度上靠近政府，依赖政权，轻率地任意活动，产生了与学问不相适应的波及全国的大变动。应该说这是学问和政治相互密切联系造成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