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湖北长篇小说中的新锐创作主要指的是张执浩、李修文、姚鄂梅、阿毛等这样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在创作姿态、表现方式、审美追求方面与上一代作家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这批文学新锐表现出其不的文学叙事方式，他们继承了湖北小说创作忧患意识浓郁、使命感强的传统，同时又有所突破创新，他们的创作日渐引起文坛的注意，也为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
相对于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湖北文坛，这些作家的创作明显地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倾向，这也与他们受教育于80年代，多从高校走出的人生经历有关。他们比较关注西方现代文艺及其思潮，易于接受新的艺术规则和艺术操作方式。因而，在有意无意中，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观念、技巧以及手法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比如叙述的“平面化”和“意义消解”，打破时空的连续性，事实与虚构的混淆，以及运用夸张、变形、反讽等后现代主义手法等。他们缺少历史的记忆，更倾向于“感性”原则，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存在与体验，将艺术想象力、心灵体验置于创作的首要位置，在“关注内心”的创作层面上，这些主要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以往湖北长篇创作的“关注现实”的特点有所区分，但在“关注内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的建构，使一向以现实主义为特色的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了一种新的色彩。
由于这几位作家最早的创作都是从诗歌开始的，所以他们在长篇小说的语言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追求诗意的叙述，因此他们的小说语言，凝练而富有诗意。
诗性主体与非诗性叙事
张执浩写了《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3部长篇，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他诗人的身份，实际上他一直是用诗歌的方式进行着生活的叙事，我说的是诗人无羁的想像，还有在写诗的过程中锤炼出的比较精致凝练的语言，还有那些多少有一些跳跃的故事情节和神经质的人物。张执浩是一个都市生活的批判者，在《试图与生活和解》中，张执浩把他对生命的全部理解注入其中。《天堂施工队》表达的是一种超验体验，以“傻子”的叙事视角打量光怪陆离的城乡社会，以离奇的想像写了农民由乡村到城市的充满奇异色彩的命运。傻子视角所营造的隐喻性的效果，体现了张执浩在小说文体上对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的尝试。《水穷处》则以悬疑的方式展开对当代都市情感和婚姻危机问题的探讨。
一、与生活无法和解
《试图与生活和解》是张执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题旨提供了一种哲人式的观念。我特别喜欢这个题旨，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给人的感想要多于小说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张执浩首先是提供了一种观念，然后用人物和故事来做注解。
张执浩的诗人身份，仍然顽强地体现在作品中，他的叙事其实是非常感性的，充满了诗性的想像，比如“天堂施工队”给人以没有边际的想像，比如“水穷处”就很有诗歌的具象感，尽管内容可能是表现现实的，大体上还属于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实际上他有关生活的叙事是用诗人的感觉来完成的，他不会写满，写透彻，而是由你去想去悟。
小说的主人公安亦静曾把自己想象成在“古旧的河床上来回奔波的一滴水珠，被上游的浪头推过来，又被下游的潮汐挡回去，时日一久，连她自己也弄不清哪一滴水才是她的真身了。反正，只要河床没有彻底干涸，她就永远是一滴水的模样，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她似乎从来没有清澈透明过，但也没有浑浊成为泥浆一团。”安亦静曾渴望过生命的飞扬，却一次次地在现实面前泯灭。在这个看似诗意的书名下，却设计了太多的苦难，安亦静所遭遇的苦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父母无爱的婚姻，母亲的跳楼成为她一生的梦魇，而这就是她多舛的命运的起点。1957年出生的她赶上了上山下乡，在周河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两次被队长马甲强奸。后考取本市的一所名牌大学，嫁给小自己4岁的同学韦冰，本以为她就此会摆脱苦难，但生下女儿却因白血病过早夭折。儿子安心是她被强奸的产物，继而与丈夫离婚，被遗传了恶的基因的安心杀死了生父，又强暴了小保姆，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玩弄了安亦静，也让人体验到了命运的玄机，安亦静在命运的大网里左冲右突，她不由地感到“我真的觉得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我的每一天。”面对生活的挤压，以及这样一些无法摆脱的困境，总也找不到与生活和解的方法，只好在走向绝望中选择放弃，大概只有“死”才能真正达成与命运的和解。
张执浩始终认定人的存在与生活现实的无法和解，始终把人摆放在与现实尴尬对立的位置。他设计了一个个处处试图与生活和解的人物，并且穷尽思维想象地将他们推向极端的处境，在大量偶然的戏剧化的情节所构成的故事中，他似乎在努力地论证着生命的无处遁逃，以及在生存困境面前个体的无所适从和前所未及的绝望、荒凉的人生情绪，而这一切，又来自冥冥之中命运对人类的把玩。
在《试图与生活和解》中，张执浩就把他对生命的这种理解注入其中。在他的笔下，人永远处于被生活选择的被动角色，而和解只是与生活妥协的一种方式，当和解失效后，作者笔下的人物便选择了毁灭，新的一日近在咫尺，但她不想要了。所以张执浩借主人公安亦静之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直想与生活和解，但到头来仍然不得不与他同归于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而安亦静也就成为具有人类普泛化经验的基本符码。
需要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后面的“跋：被遗传的母亲”是解读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在这部关于苦难的作品中，存在着若干个矛盾的环节，没有一个可以解开。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体验到了命运的玄机。”“活着的母亲让我快乐而让她痛苦，死去的母亲已与痛苦同归于尽，而我遗传了她的痛苦。这或许才是解决矛盾的惟一出路。”正是从这些文字中，我领悟到了张执浩写作这部小说的动因，还有其他只可去意会感受。
二、行到记忆的水穷处
张执浩的《水穷处》是部情感悬疑性小说。小说设置重重悬疑，从头至尾制造了一种神秘的叙事氛围，它激发人的好奇心、窥探欲，同时也留下了想象与思考空间。主人公张望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他一连收到七封不知何处来的自称是他“曾经拥有过的女人”的来信，信的内容相同，她为他生养了一个儿子，母子生活很好，并说来信的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如此固执的方式，扰乱了张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带给他心灵的不安和迷乱，还有潜在的威胁。张望人过中年，家庭不错，妻子也很好，唯一的遗憾也是他父母的遗憾，是妻子没能为他生个儿子，他感到了人生行到了“水穷处”，因此决定去寻那个神秘的女人并想弄清自己是否有个儿子，于是小说就此展开了他的寻“子”之旅。
小说在平铺直叙中展开，张望的寻子之旅，实质上是重新踏上回忆之旅，寻找那些已被淡忘了的个人的生命轨迹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张望去找的第一个女人是樊城的朱鹃，是他的学生，丈夫死于车祸，还有因酷爱盒子而埋于盒子的儿子。其次是李市的马莉莉，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她现在家庭幸福，生活很好，张望的突然出现给她的生活添了点“乱子”，儿子被“绑架”，这事最终“和平”地解决。第三个女人是君山的覃虹，是张望认为最有可能写信的人。她是一个山民的女儿。结识很简单，偶然的菜市相遇。他与她的相识相知，是一个很纯美而又浪漫的助人为乐的故事，现在旧梦重拾，心境自是复杂。与前两次一样，张望还是失望而归，他想通过寻找“神秘”女人之途来拯救自己于“水穷”之处的企图，肯定是无法实现了，最后他卖掉了小车，步行回家，回到妻子的怀抱，似乎心灵安宁了，情感的郁积化解了，而可爱的猫“花生”的产仔，似乎也意味着主人公的“新生”，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寻人之旅中，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插曲式的人物赵山泉，这一节写得如梦如烟，古风依存，古道依旧。特别是张望与赵山泉欢爱的描写，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张执浩似乎是以此来衬托其他几位女人的或我们的生活，也为后面他少有的对婚姻与爱情的看法埋下遥远的一笔。
《水穷处》是一个探讨当代都市情感和婚姻危机问题的文本，虽然小说在形式上让张望回家了，并以猫的产仔预示着“新生”，但人的“新生”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深刻自省、反观已心的人，很难在精神上提升自己，张望就是如此。他很少有自省、批判意识，更多地是对欲望的追求、对感性的迷恋。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想浮出水面终究还是沉入水中，想在寻找之路上拯救自己却迷失于路途，膝下无子但在世界某个角落却有女人不断提醒他有个儿子，与吴起、与铝材厂的老板们不一样，张望对曾经钟爱的女人有情有义，但在本质上又有相同之处，这些女人们或身或心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伤害。张望想借寻子之旅清算过去做一次心灵上的减负，和情感上的释放，以腾出空间给现在与未来，拯救自己于“水穷”之处，但他却未能达到目的。张执浩的笔锋直击都市中人情感深处的混乱与骚动，他对此并没有做对错和道德或是不道德的批判，只是让读者看到，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欲望被进一步地粗鄙化、官能化、人的丰富需要被简单地物欲化，都市人的情感、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
爱的灿烂与死的静美
《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是李修文从2001年起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爱与死亡”三部曲中的两部。爱与死是这两部小说的核心元素，也是李修文一直关注的主题。在李修文看来，爱是生命力的张扬，而死是生命力的局限，生命只有在局限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张扬。李修文对“爱与死亡”主题的迷恋，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两部小说，都以爱与死为架构主线，描写了“生如樱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凄美意境。
一、爱与死的“捆绑”模式
《滴泪痣》的背景在东瀛东京，小说的主角是一对中国人。女主人公蓝扣子是个“北京小妞”，为寻找生母成为非法滞留日本的“黑人”。她为生活所迫做过应召女郎，又因借高利贷而被黑社会所追逼。男主人公“我”，是一个与她同样有着滴泪痣的留日的大学生。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怀抱骨灰盒的“我”用倒叙的形式，讲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唯美而凄婉的爱情故事。他们爱的纯粹，爱的执着，爱的痴迷，爱的无怨无悔。然而，“滴泪痣”是有隐喻的，被视为不吉利的滴泪痣，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两人在一起会有的不幸，他们的爱情很凄美，失去了孕育着的孩子，蓝扣子遭遇车祸，一个让人心碎的结局。
《捆绑上天堂》的故事发生在长江边的武汉，身患不治之症的图书管理员“我”，在孤独、寂寞中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邂逅了美丽的女孩沈囡囡。身穿白裙子逃跑的伴娘，来到了无聊地坐在冰冷的石凳上的“我”的身边，在黑暗的公园里她犹如天使降临，他们就这样相识相知。沈囡囡爱上了“我”，爱的激情喷涌，竟使他忘却了死之将至。当沈囡囡得知“我”得了绝症来日无多后，更是爱的义无返顾，“哪怕住在地窖里，要和你一起去天堂！”“我”病倒住进了医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沈囡囡想尽办法去挣钱，做几份工，去送快递，最后不得不为此去偷窃，因失手杀人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两部作品都是将爱与死紧紧捆绑的题材。虽然故事背景不同，但叙事模式却趋同趋近。
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展开叙事，基本是采用倒叙的形式来复述故事。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然后相爱相依，演绎出一场纯情的爱情，继而是悲剧的结局。除了爱情、死亡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相似的元素，诸如疾病，《滴泪痣》中的蓝扣子的耳朵因注射青霉素沉淀物过多的针剂而失聪，《捆绑上天堂》中的“我”患了绝症。还有类似的情节，蓝扣子因为失贞，觉得不能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自己最心爱的人而自暴自弃，感到自己配不上“我”，而选择逃离。《捆绑上天堂》中的“我”，知道沈囡囡是处女时，却心生悔恨，觉得自己活不长了，为什么还要作孽把自己的罪强加给别人。《滴泪痣》中的“我”为了坚定彼此相爱的信心，撕碎了自己的护照，让自己也成为和蓝扣子一样的“黑人”。《捆绑上天堂》中的沈囡囡怕“我”逃跑，而烧了“我”的身份证。也包括自我的伤害，《滴泪痣》中的蓝扣子两次割腕未遂；沈囡囡划破自己的脸，而“我”用破碎的玻璃自戕自己，与沈囡囡一起飞向天堂。
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体验到李修文对男女爱情的描摹中所刻意渲染的两极，甜蜜和被肢解的甜蜜、疯狂和被诅咒的疯狂、死亡和被“上帝”试图挽救的死亡，以及绝望和被温暖保佑了的绝望。李修文所做的就是对爱的纯洁与强力的赞美，小说中每个人对情感的追求都是极至的，除了男女主人公外，小说中出现的其他男女人物，如日本女孩子杏奈、新疆人阿不都西提、昆曲名伶筱常月也是如此。在近乎疯狂的爱中，除了纯净，再无别的杂质。李修文在讲述这些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他也在进行着终极意义的追寻。他在绝望、哀恸、死亡的意义上写爱，写出了纯粹爱在终极上和死亡、坠落、绝望、哀恸的联系，他看到了纯粹爱背后深藏着的悲情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他小说中的人物不可避免的“死”，正是为了证实“爱”的纯粹性，也许这正是李修文所要追求的，如他所说“我想每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在骨子里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对它有什么想象或期望的话，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离不弃，从一而终’。这也是我两本小说的爱情观。”
李修文在小说中表达着对爱情与生命不离不弃的坚定态度。他的这一特征，在惯于嘲讽和否定爱情的“70年代”作家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个时代的文学文本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激情，激情廉价地泛滥着，但李修文显然不是这样，他的激情是由纯粹的爱所衍生出来的生命力与热情。
二、时尚元素的都市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