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从公元265年篡魏到公元316年亡国，历时不长，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玄学大兴。佛教大乘“般若”学用空元否定世俗世界，而小乘的“禅数”学，则是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佛教内部对“空”、“有”的讨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佛教发展迅猛。
“空”还是“有”——西晋佛教西晋佛教概述
西晋从公元265年篡魏到公元316年亡国，历时不长，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玄学大兴。佛教大乘“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世界；而小乘的“禅数”学，则是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的合理性。佛教内部对“空”、“有”的讨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佛教发展迅猛。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洛阳有42所佛寺。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礼拜佛像。又据说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12人，译出经律600卷，建寺180所，度僧3700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西晋的佛教是站在三国时代的延长线上，而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当时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翻译了很多经典，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竺法护。
西晋寺庙：北京潭柘寺
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始建于西晋，初名嘉福寺，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寺庙。民谚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寺庙建成后多次易粥，清康熙四十一年(1692)，改称岫云寺，至今未变。由于寺后有一潭水名“龙潭”，山上还有一片柘树林，故源于此二景的潭柘寺名，已被大众所认同。寺庙分中、东、西三路，占地6．8公顷，经历代修缮、扩建，至17世纪未，形成现在的规模。寺庙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祖师殿、伽蓝殿、地藏殿、观音殿、毗卢阁、延寿塔、塔林等建筑。
潭柘寺有林帝王树颇为有名。它是位于大雄宅殿与毗卢阁之间的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树植于辽代，“帝王树”之名为清乾隆所御封。
塔林位于山门外，分上塔林年下塔林，两塔林以一条路相隔，共有塔72座，全部为僧人的墓塔。其中有一座为曾在潭柘寺当过住持的一位日本僧人的墓塔。延寿塔位于毗卢阁东侧，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是有越靖王朱瞻墉所建。藏式白塔，高约17米，塔下部为一方形须弥座，座上建覆钵形塔身，其上置相轮十三重的塔刹，刹顶冠以铜制鎏金的宝盖及仰月宝珠。
异域圣僧渡中土——五胡十六国佛教石赵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及神僧佛图澄
十六国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为北方少数民族出身，在占领中原广大地区之后，亟须为自己的统治寻找一个理论基础，作为华夏正统思想的儒家文化一开始是不适合这种需要的。同时，自汉代以来，在北方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中就一直流传佛教；十六国时期，为避战乱和徭役，信佛出家者更甚，这些都促使石赵政权必须对佛教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石虎曾下诏问中书著作郎王度：“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沾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石虎的意思一是问平民阿姓可否信仰佛教，二是当时出家僧侣太多，应对之进行审查料简。王度在奏疏中对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戟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中书令王波也同意此奏。王度、王波完全以儒家正统理论为根据，要求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主要理论依据是“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华夏国君不应信奉。王度奏疏还记载了一个有关佛教的重要史料，即自汉代至三国魏时，国家只许外国人奉佛，而不准汉人出家。但是王度没有考虑到石虎自己就是胡人，强调佛教是外国宗教正好符合了石虎要在儒家正统之外寻找一个理论支柱的想法。石虎下书回答了王度的主张：“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飧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石虎表示，自己人主华夏，在祭祀方面应当兼顾原来的风俗。既然佛是“戎神”，正应当信奉，不要拘泥于前代的规定，赵国一切人等皆可信奉佛教出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第一次明令汉人可以出家。
石虎在其诏书中所表明的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是后赵政权对佛教态度的集中体现，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佛教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点对后来整个北方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在苻坚对道安、姚兴对鸠摩罗什以及北魏诸帝的佛教政策中都可看到这一点。后赵佛教的发展固然得力于统治者的扶持，但名僧佛图澄对佛教的传播也功不可没。
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由姓氏推知，他应是龟兹人。9岁出家，曾两度到厨宾(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的小乘佛教。西晋永嘉四年(310)经敦煌来到洛阳，据称已79岁高龄。东晋永和四年(348)于邺都(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去世，时年117岁。
佛图澄博学多识，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中国儒家典籍，但与中土学人论辩疑滞，无能屈者。又重视戒学，平生“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对古来相传戒律，亦多有考校。但佛图澄尤以神异名世，“高僧传》将其归入“神异”部，记述了他的许多神通球迹：他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彻见千里外事，又能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痼疾，为人所崇拜云云。其义学和戒行方面的成就反为神异事迹所掩。
佛图澄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神异取得后赵两代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使佛教在后赵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二是以学问和声望，在其门下聚集了一大批英才，这对中同佛教的发展更是意义深远。
石勒、石虎皆以残暴闻名，佛图澄通过石勒大将郭黑略，以神通折服石勒，也得到后来的石虎的敬重，被尊为“大和尚”。佛图澄多以佛教慈悲之义劝诫二石。石勒等虽本性难改，不能尽从，但多少收敛一些，这对处于战乱之中的民众无疑是一福音。在石勒、石虎的支持下，佛图澄推广佛教甚力。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明令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890所之多，后赵佛教盛极一时。
佛图澄既无译经，也无著述流传下来，但其门徒中英才辈出，可推知其义学之高妙。当时慕佛图澄高名而来拜师受业者甚众，远有西域名僧竺佛调、须菩提，近有中土大德释道安、竺法雅等人，门下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及一万，其教门之盛可见一斑。佛图澄弟子中著名的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和比丘尼安令首等。除道安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人物之外，僧朗也以神通法术著名，受到几代帝王的尊崇．被南燕慕容德授予“东齐王”称号，得赐两县封禄。僧朗对《放光般若经》也有研究，其弟子僧睿是著名的般若学者。中山竺法雅妙达精理，研幽测微，同康法朗开创“格义”方法，与道安、竺法汰等披释凑疑，共尽经要。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赵时兵部令徐冲的女儿，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戒，博览群籍，思致渊深。安令首曾造五寺，从她出家的有200余人。佛图澄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佛教以佛图澄及其活动为起始，他本人及其弟子对这一时期的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与艺术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7岁出家，以博学闻名西域。前秦王苻坚攻龟兹，命大将吕光将其带往长安。途中因苻坚被杀，吕光在姑臧(甘肃武威)建立了后凉称王，鸠摩罗什被迫在此滞留10年。后秦弘始三年(401)，他才被后桊王姚兴迎至长安，奉为国师，后到陕西湖县草堂寺翻译经文，直至圆寂。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种融会华梵的新文艺，这就是佛教翻译文学。这种文学至鸠摩罗什时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鸠摩罗什所译经论，大多极富文学色彩，特别是《金刚经》、《维摩诘经》等，文笔空灵、辞藻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其弟子僧肇的《肇论》，不仅在内容上融会中印思想表达了极为精深的义理，而且在结构文字上严整流畅，富于节奏感和韵律美，为中同占代哲学史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美文。另外僧睿所作经论序的准确畅达，道安著作的朴实无华，都极富特色。
佛教造像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勃必。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褒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等。外国佛像也开始传人中国，苻坚送给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道安每次举行讲经法会所罗列的佛像中，就有一尊形制古异的外国铜像；道安弟子昙翼曾于江陵城北得一佛像，上有梵文，据说为阿宵王所造；法显西行返国时，也携带有佛像。但总体而言，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佛教艺术不如江南东晋所取得的成就。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建筑
草堂寺
坐落在陕西西安西南秦岭山脉的圭峰北麓，户县秦镇南15公里的草堂营村。原为南北朝十六国时后秦的“逍遥园”，唐代改建为“栖禅寺”，后改称“草堂寺”。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曾于此译经。唐代名僧宗密(华严宗五祖)也曾驻锡此寺。鸠摩罗什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卒于此，葬于寺内。唐时为其建一塔，即“鸠摩罗什舍利塔”，今尚存。它的形制非常特殊，虽属于亭阁式，但其下部承以山岳波涛，须弥座也由浪花波纹组成，别具匠心。在以波浪形组成的仰莲盘上，置八角形亭阎塔身，刻出大门和棂窗，其上覆四出方形屋顶。屋檐下阴刻的佛像飞天。极为生动流畅。塔刹形制也具独特风格，在简洁的刹座上，刻有巨大的莲瓣形花叶承托巨大的扁圆宝珠。整个塔身是用白玉、砖青、墨黑、乳黄、淡红、浅蓝、赭紫、深灰八种颜色的玉石雕刻而成．所以俗称八宝玉石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