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总结了历史上灭佛和崇佛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适当扶持佛教，使它能助益于教化;另一方面又注意对佛教加以约束和限制，使其不致脱离政权的束缚。宋代佛教世俗化加剧，在思想领域体现为“三教合一”思想和对君主权威的信奉;在庙宇管理上体现在“五山十刹”的划分。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两宋佛教
宋代佛教世俗化加剧，在思想领域体现为“三教合一”思想和对君主权威的信奉；在庙宇管理上体现在“五山十刹”的划分。
两宋政治与佛教
纵观两宋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大致上是比较和谐、融洽的。宋王朝总结了历史上灭佛和崇佛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适当扶持佛教，使它能助益予教化；另一方面又注意对佛教加以约束和限制，使其不致脱离政权的束缚。南宋高宗说：“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废毁其教，绝灭其徒;有善释氏，即崇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这大致上可以作为宋代政治与佛教关系的总写照。
宋太祖赵匡胤掌握政权之初，于建隆元年(960)下令停止废毁寺院，已废毁者则不再重建。并下诏度童行8000人。乾德三年(965)，僧道圆经历18年后从印度回国，并携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宋太祖闻讯立即在便殿召见了他们。次年又派遣僧人行勒等157人组成庞大使团游历西域求法。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又命张从信到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它依《开元录》所收经藏目录为主，总计1653帙，6620卷，对以后的刻经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太祖对佛教活动也进行过限制，开宝八年(975)，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法会及夜集士女等诸种活动，以防聚众滋事。
宋太宗对佛教也十分重视，登基之初．便大规模地扩大僧人人数，一次度童行17万，并且仿照唐太宗设立了译经院，撰《新译三藏圣教序》，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的佛经翻译。此次译经活动前后持续约百年左右时间，译出佛典284部758卷，其中绝大多数是密教经典。
宋真宗著有《崇释论》，试图借助奉佛“十力”，辅俗“五常”，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下《特度僧道诏》，规定每10名童子，可有一个出家名额。并在全国增设72所戒坛，满足僧尼出家的需要。在政策的配合下，僧尼人数和寺院场所大量增加，天禧五年(1021)时，僧众人数达397615人，尼众61240人，寺院4万余所，是宋朝佛教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在宋朝，佛教也曾遭受过唯一的一次打击。宋徽宗时，由于他崇奉道教，自号“道君皇帝”，在宣和元年(1119)下诏说，佛教是“胡教”，虽不能废除，但是其对礼义制度有害，必须加以改革，“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现。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但是由于宋徽宗不久被俘，对佛教的影响不是很大。
此外，宋朝朝廷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佛教，增加财政收入，也是这一时期佛教和政治关系的特色。度牒，是僧人合法身份的证明。在北宋初期，度牒的发放只是象征性的收很少的费用。宋神宗时，因河决、饥荒，急需赈灾款，便开始发放度牒收费，从此度牒成为宋时充实财政的经常性手段。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中央财政面临巨大的亏空，每当筹措军赞、治理河流时，收费发放度牒竟成惯例。受此影响，原本帝王用来褒奖僧人的各种称号，如“紫衣”、“师号”等也都明码标价。南宋理宗时，为了聚敛钱财，甚至明确规定没有“紫衣”、“师号”不能作寺庙的住持，迫使僧人必须用钱购买这些称号。这些措施给寺庙这样一个清静之地带来了很坏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很多僧人的不满。
度牒的做法使本意用来控制僧人数量的度牒失去了效用，并且由于宋时寺庙多经营各种产业，如当铺、商店等，经济上较富足，出家又可免除丁役，所以导致僧尼数量失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又不影响朝廷的收入，南宋高宗颁布了两项新的措施：一是停止发放度牒，以期通过僧人的自然减员，限制僧人的人数；二是对僧道开征免丁钱，使僧人的税赋比一般的民众还重。这样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寺院的人数。
总体而言，两宋的佛教坎策相对比较平稳，对佛教的限制多采用较平和的经济手段，较少像前代那样的政权和佛教之间的剧烈冲突。
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实践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到宋朝传人中国已近千年，但仍不时受到一些儒家正统思想家的非难。他们仿效韩愈排佛的做法，纷纷著书立文用传统的伦理观点批评佛教，面对这样的排佛浪潮，佛教内部采用r一贯的调和态度，倡导三教融合、儒释一致。云门宗僧人契嵩和天台宗僧人智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契嵩(1007～1072)，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自幼出家，为云门宗僧人晓聪的弟子。契嵩一生以调和儒佛为己任，“遇士大夫之恶佛者，契嵩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他所著的《辅教编》在士大夫中引起很大反响，张商英、李纲等都接受了契嵩的说法，主张儒佛一致。
契嵩调和儒佛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契嵩认为儒佛作为一种教化方式，虽然有“治世”和“治心”的区别，但其“治”之目标是一致的。儒家是以有为的方式教化世人，佛教则以无为的手段调理人心。
2．针对士大夫常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批评佛教，他明确指出佛教的伦理和儒家的伦理思想并无本质区别，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他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安言，信也”。契嵩还在《辅教编》立“孝论”十二章，用儒家忠孝观念来解释佛教思想，针对有人指责佛教出家不孝的说法，他明确予以否认，认为佛教才是最重视孝的宗教，“夫孝，请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这是因为佛教之孝是“至且火”，将孝从亲情的范围中扩充到全体众生。
3．契嵩认为，从心、性的角度言，儒佛具有一致的理论基础。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此心“大哉至也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虚邻。”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包容一切的根本。此心既是禅宗“本心”、“妙心”，亦是儒家圣人之心，“《坛经》之所谓心者，亦义之实，仁之实也”。因而禅宗“心”的概念成为契嵩融合儒佛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契嵩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教化方式，都是对本心的展现，圣人无私心，不会私藏道，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个人如何把握自心，“是故圣人以信其心为大也”。做到了“自信其心”，至于以什么方式体现出来，是佛，还是儒及其他百家就都不重要了。契嵩指出：“而天下学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与排佛之说，以务其名，吾尝为其悲之。”
综上所述，契嵩调和儒释，从理论上说是以禅宗的本心概念为中心，融摄、解释儒家的心性概念，保持了佛教在哲理上的优先性。从实践上，是将儒教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先，为佛教争取一个良好的政治生存空间。总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这就是契嵩心目中理想的儒佛关系。
除契嵩外，孤山智圆(976～1022)，也是宋代力倡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智嘲，字无外，号中庸子。属天台法系，他“学通内外”，对儒墨老庄都有研究，自称“或宗于周孔，或涉乎老庄，或归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也。”由此可见，智圆的三教合一，与契嵩的做法有所不同，契嵩虽然也援儒入佛，精通儒家经典，但他的立场是以佛教为中心。相对地，智圆主张儒释一致，更强调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改造佛教的心性思想，“宗儒为本”。他继承丁唐代哲学家李翱《复性书》的思想，主张性情之别。君子以复性为好，小人以悦情为务。性是性善，复性就是要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儒家五常的规范中，从智圆的这种表述中完全看不出佛教的心性思想，性也不是佛性，而只是儒教所谓的人性。
同上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相联系，佛教在多个方面进一步世俗化。在提高僧人的修养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为对僧人的基本要求。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结合宋懦忠君报国的思想，佛教僧人开始绝对臣服于君主的权威，著名禅僧宗呆将“菩提心”解释成“忠义心”，明确指出：“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北宋著名佛教建筑
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
塔位于河北定州，建于北宋真宗成平四年(1001)，55年后建成，高84米，是我国最高的古塔。塔平面呈八角彤，各层东、西、南、北皆辟门。塔的第一层较高，上施腰椭平座，其上各层仅有腰檐。塔顶雕饰忍冬草覆钵，上为铁刹承露盘及青铜塔刹。塔有内外两层，周有游廊环绕，中心八角拄体内有砖阶可直达顶。塔内两壁有龛，龛内有壁画、塑像，各层回廊壁上有历代碑刻和名人题咏。
开封铁塔
位于开封城东北隅，建于北宋皇祜六年(1049)。塔平面呈八角形，13层，高54．66米。塔为褐色琉璃塔，因外观似铁，故俗称“铁塔”。塔身细部的琉璃砖雕有飞天、降龙、麒麟、菩萨、力士、狮子、宝相花等50余种图案，神态生动，雕工精细。
繁塔
位于开封市东南1．5公里处，建在繁台上，故名。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平面呈六角形，砖砌楼阁式，现存3层，高31．67米。塔檐下有仿术构建筑的砖雕斗棋．外壁镶嵌各种不同姿态的佛像雕砖数十种，刻工精美。第一、二、三层内壁镶嵌宋代石刻约200余方。
山东济宁铁塔
塔位于济宁市铁塔寺内，北宋崇宁四年(1105)建。塔原为七级，明万历九年(1581)重修时增至9层，高23．8米。塔身下部为砖砌八角形基座，西面辟门，座室内砌八角形藻井顶，中有宋代千手佛石像和清光绪七年(1．881)塔铭。塔身八角形，铁壳砖心，每层由钩栏平坐、塔身、回檐三部分迭台而成，各层四面辟长方形门，并四面设龛置佛像两尊。其中一、二层塔身还铸有建造日期和姓氏，顶层八角各悬风铃，顶为铜制鎏金宝瓶塔刹。
官化了的禅寺——中国的五山十刹王山十刹的来历
所谓五山十刹之制，是南术寺院建制的一种形式，在性质上是南宋成熟完备的官寺制度的典型表现，具体表现为寺格等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