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加入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白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人史册”。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人物造反（一）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巾积淀的根深带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巾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神学大全》巾，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邢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17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巾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白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一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剐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着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着《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问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问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问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问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婆、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小人物造反（二）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在如此率性如此天然的兽性面前，还有少许的日军士兵残留着最后几点人性；或者说，看着人头似蒜头一样滚落在地，天天呼吸着带有血浆甜腥味的空气，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发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