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明白，张煦院士于1913年出生于无锡，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同年夏天，与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吴健雄女士，一起被选派至中央研究院上海物理研究所（现今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旧址）工作，彼此相识而不相熟，但相互留有很好的印象。1935年下半年张煦考取清华留美哈佛公费生，行前邀请吴健雄在他的签名册上题赠了西哲名言：“Human happiness depands chiefly upon having some object to pursue，and upon the vigor with which our faculties are exerted in the pursuit.”（“人类幸福的源泉在于对目标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为此而殚精竭虑”）。恰巧1936年上半年吴健雄也获得了留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机会。行前张老师去愚园路吴健雄家中拜访，这次简短的会面，在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才俊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39年上半年两人又在伯克利异域邂逅，心情特别激动，张老师回忆说“非常热情友好，真是好朋友”。1940年张老师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取道旧金山回国前，再次在伯克利吴的住处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探望了吴健雄，并一同进餐，共话事业与人生，还一起参观了当年享有世界声誉的劳伦斯伯克利原子物理实验室，结伴同游了旧金山世界博览会。张老师后来回忆说：“与吴健雄友好相叙的情景”、“纯洁热诚的同学情谊”，“是非常珍贵难忘的”。吴健雄的刻苦用功是众所周知的，平日里也很少出游，每当男士邀她约会，她总是推托说已有男友在波士顿，这就不言而喻了。我从伯克利回国后，曾去信给张老师寄过在伯克利I House前的留影，引起了他的一片感慨。
旧金山一别世事与人事巨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吴健雄应邀来上海讲学并探亲，38年后两人再次相遇均已耄耋老人。1980年张老师偕交大教师代表团赴波士顿参加交大美洲校友会期间，再次与吴会晤。1988年9月，张煦与吴健雄两对伉俪又相聚于江苏太仓柳河吴的故里——吴父创办的明德中学，参加为吴父百年诞辰举办的祭奠活动及为学校扩建捐款仪式，两人的父亲均为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的同学。1988年吴健雄给张老师的信中还称：“你的学识高深，德望超人，老一代人像你这样已不多了”。1997年2月吴健雄不幸去世，这使得张老悲痛万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科学道路上的万米赛跑中，我和这位老同学从同一起点出发”，但她“率先跑到了终点，取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而我呢，远远落在后头……但受到跑在前面老同学的影响，鼓足勇气，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决定跑完万米全程。这叫做运动员风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我应该“经常告诫自己‘勤能补拙’”。最后张院士还说道：“一生中能有她这样一位好友，可以从纯洁友谊中得到鼓励，这是非常幸福的。”张老说：“她的两封长信热情洋溢”，我“一直妥善保管”，“随时取出看看”。其中“鼓励的话语尤其珍贵，”是他“继续积极工作的动力”，并将作为老友给自己“永久的纪念”。
1993年当我离开伯克利前，终于十分荣幸见到了这位回母校和劳伦斯实验室访问、为世人景仰的世界女杰。
奥捷列夫斯基和电子陶瓷研修班
钱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向苏联学习”和“一边倒”的方针。建院初期，我校即聘请了罗金斯基、列别捷夫、布拉金等一批苏联专家。当时的校长顾问罗金斯基认为，无线电材料和元器件是无线电工业的基础，必须加以重视。于是，1958年我校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无线电器材制造系，又分绝缘（电介质）材料与器件、半导体材料与器件以及磁性材料与器件3个专业，学生由上海交通大学有线电系二、三年级学生调配入学。其中绝缘材料专业由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曲喜新先生主持，并提出了聘请苏联专家的计划。后来，电子陶瓷材料专家奥捷列夫斯基及磁性材料专家布利亚伯拉仁斯基等来校执教。
弗拉基斯洛夫·伊凡诺维奇·奥捷列夫斯基来自列宁格勒（现在的彼得格勒）电工研究所，是一位副研究员。这位专家与夫人是1959年冬天来成都的，住在新华中路原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现成都市大发市场附近）。他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学者，在来校参观实验室并了解学生学业后，随即制订教学计划、编写讲稿，大约备课半个月后即开始讲课了。他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电介质物理学》，随后讲授《电子陶瓷材料》《电子陶瓷器件》及有关电性能测量技术的课程，当时计划在我校工作两年。
学校为他配备了3名翻译，1958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郁曾倩老师担任专业口译，俄语教研室刘发栋老师担任生活翻译，提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艾担任专业笔译。专家一边编写讲义一边上课，经常写好俄语文稿后连夜组织翻译，印刷所负责人工刻写油印讲义，在课前发放给研修教师。那时候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专家和同事们经常工作到深夜，学校按苏联人的习惯，为他提供了白糖和红茶做的浓饮料。
研修班的进修教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20余所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共30余人。其间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大家共同庆祝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为专家在成都度过50华诞举办生日宴会。
然而在1960年底，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通知专家立即回国待命。正值第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完成，专家一行还在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专家夫妇是在杭州接电后直接回国的，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专家的行李用品，则由外办派专人送去北京的使馆。研修班中途结束，但很多兄弟院校的进修教师仍留在我校继续学习。
我校电子陶瓷材料专业的设置在全国属首批，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了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还负责培养了包括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兄弟院校该专业的主干课程教师，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制订教学计划时，也专程前来咨询。然而历史已经过去，继续保持我校在该领域的先进地位，是搁在我们肩头上的重任！
大树底下好乘凉——怀念羊君度书记
杨元良
羊君度同志1965年进校，1971年逝世，期间正遇到“文革”，真正工作的时间不足4年，他是我们的导师，又是朋友，我想把我对他的了解写出来，和校友们共同缅怀他。
受命于危难之时，开创成电工作新局面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但成电师生的生活仍旧很困难，80%的成电人都患有水肿病，虽饿着肚子，仍坚守岗位。老师认真地教，学生勤奋地学，工作人员认真地干。为了国家，为了国防，学生星期天也舍不得休息。
1965年，国防科工委从武汉部队抽调宣传部的羊君度同志到学校担任党委书记。君度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到任之前，他已对学校的问题进行了明察暗访，做到心中有数，并得到国防科委领导的支持，至今有几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是每个成电人都永远不会忘怀的。第一件事，是把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当做头等大事，带着一支建筑部队进校，以作战的姿态改造三、五系危房；在短时间内，带领后勤部门员工大搞植树绿化，修筑道路。组织学生劳动，铲平山头坟包，填平水坑。没有几个月，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极大地鼓舞了师生的积极性。第二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是关心师生健康，狠抓食堂管理，努力提高师生的伙食质量。羊书记到任后，从国防科委基地要来了大豆、猪肉等。学生每天早餐都有牛奶、馒头、花生米，正餐都有几个荤菜，与前些年一星期打一次“牙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羊书记的关心下，学生身体素质得到极大的改善。至今，凡是遇到62级至65级的学生，提起这段往事，都念念不忘羊书记。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不摆架子、平易近人
君度同志深得人心和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同学经常可以在食堂就餐时见到他，同学的要求和意见都可以面对面地向他反映，凡能办到的，都可以及时得到解决。尽管他讲一口难懂的扬州话，但不长时间就能相互沟通，与学生建立起亲切感和亲近感。他大力提倡开展体育运动，学校呈现出了勃勃生机，甚至建立起当时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游泳池，不到一年时间，学校一切都变了，环境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
胸怀宽广，与人为善
在羊书记来校之前，我校师生因在各种学习、讲座会上发言或写思想总结或给领导提意见“说错话”，被划成右派或反动学生者绝不是个别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要捕风捉影，大力开展排查活动，搞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在“文革”初期，由于无知，在“火烧百分之百”的年代，没有写任何人的大字报，却写了一封“致羊书记的公开信”，由于羊书记威望如此之高，理所当然受到大字报的围攻。羊书记不仅不计较，反而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对我提的意见表示欢迎，要大家不要围攻我。人们还记得“文革”初学校被打成大、小“三家村”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保护。
危难中不忘关心学校和学生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任何领导都有可能被打倒，在1966年“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和“炮打司令部”出台后，羊书记这个老革命才感到遇到了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学生要求到北京上访（当时还提大串联）。羊书记也只好陪学生上京看看，因为我是校党委委员和学生班指导员，理所当然被指定随学生前往，照顾学生的住宿和安全。到北京后我们住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两所兄弟国防院校，羊书记每天都来看我们，了解一下生活和学生健康状况。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67年夏，武斗开始了，我校一派把主楼三楼以上用钢材全部封死，一天中午，外校一些人在四川棉纺厂打完“老产”后，乘着大车，开着高音喇叭，冲到我校，要攻占主楼，一场流血冲突即将开始。羊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学校的财产，他亲自出面派人制止了这场冲突，避免了一场灾难，保住了我校80%以上的实验设备和几百人的生命。
今天，栀子已经开花，银杏已经结果，香樟和楠木已形成一排排林荫大道，每当我从校园走过，我都会想起我们敬爱的羊君度书记。
恩师顾德仁
万栋义
1961年，我师从顾德仁教授，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反右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顾老师的教学依然一丝不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育人精神。那几年里在各方面所受的教导和训练，让我获益终生，每每思及恩师的良苦用心，感激之情不禁时时涌自心间。
作为195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硕士，顾老师深知外语在电子类学科的重要性。从事科研工作，必须了解全世界范围内自己科研领域的最新动态，不固步自封，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够和时代、和世界接轨，做出有最大价值的成绩来。因此，老师对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极为严格。入学后不久，顾老师就给我列了长长一张国外过期期刊的目录，让我按着目录去自行阅读；同时还要求我经常去学校现刊资料室，查阅美国和老大哥苏联的工程期刊文摘以了解最新科技发展。老师的要求不仅仅在外语阅读方面，他还要求我翻译厚厚的一本苏联精装《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发射机课程设计》和英文的示波器说明书，以此锻炼我对俄语和英语的翻译和应用能力。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的外语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还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外语统一考试。多年后我也成为带研究生的老师，更深地体会了恩师外语训练方法的有效，于是同样给我的学生们列长长的一张国外期刊目录，以训练他们的外语能力。
基础知识的训练在今天对工科研究生的教育中或多或少是个被忽视的内容，顾老师在这方面却一丝不苟。我的研究生课程不仅有本专业《电路与系统》基本的网络分析等课程，还被要求学习数学物理方程、数理统计、固体物理等作为理论物理与数学的基础学科的课程。这些知识的具备使我对本专业的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有了更广泛的知识面，能够站在更高的平台理解更多学科的问题。这些知识的具备，甚至在我今天检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教学科研时也起了很大作用。
老师对于实践和创新精神在教育中的作用同样重视。工科的学生，只有在不断的实验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所学，扎扎实实地获得真正的成长。老师为我一个人准备了一间单独的实验室，使我能够充分对各种现象进行观察，对所思考的问题进行验证。这样的条件使我能全天在实验室反复观察晶体管间歇振荡器，对观察到的晶体管电荷存储现象进行思考，还就此问题对波形的影响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期刊上。老师对学生参与到实际工程实践中一直持支持的态度，毕业设计之前，我在老师的首肯下，赴石油部参加了长达一年的超声波测井仪的研制工作，得到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与本校知名专家共事的机会。同时，老师帮助我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使我在石油部的科研工作中获得了“成绩突出者”的光荣称号。
科研和学习之外，顾老师对学生毕业后发展的关心同样让人感动。1963年，全国电子学会在成都召开，很多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来了。为了让我熟悉业界的老前辈，顾老师让我去当这次学会的秘书，对报告进行记录整理，也鼓励我参与讨论。开始面对这么多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我只顾埋头记录，不敢说什么。老师见到后就来鼓励我发问，于是我才鼓起勇气参与到会议的讨论中去。这次会议里由于我的表现和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问题，给许多专家学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会后，当时重庆邮电学院的校长还主动联系我，希望我毕业后能到他那里去工作。
恩师的言传身教和学校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使我对母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老师的崇敬使我对教师的神圣职业有了特殊的热爱。毕业分配时，在老师的建议下，我放弃了到北京中科院自动化所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留在成电任教，一直到今天。
整理陆游龙
回忆父亲二三事
谢云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