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时代之需
《文心雕龙》是商周到齐梁时期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之作，是齐梁以前文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但这样一部伟大的专门著作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魏晋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分不开，和六朝的文风也有很大关系。而魏晋宋齐的文学理论批评又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文心雕龙》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创作经验的丰富
在刘勰以前，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文心雕龙》的产生正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它在南朝齐梁之际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这个期间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上可供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这和汉末以来动乱分裂的局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
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浓厚的，但他不仅看到汉末以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论说》）的现象，还总结了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教训：“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时序》）意思是说：自光武中兴以后，东汉时期的作家们所走的创作路线和以往不同了，无论文辞还是内容，都要以儒家经典作为依据，此时创作趋向儒风。这里虽然讲得很委婉，但东汉浓厚的经学风气对一切文章写作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刘勰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时期之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笔为文，就要“斟酌经辞”。经过汉末大乱，文人们开始有所觉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样身为王侯的作者，也大胆地写道：“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这是文人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大解放，才出现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这时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还涌现出“盖将百计”的大批文人。建安时期（196—220年）的文学创作，“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觉时代”。
到晋宋时期，诗文创作更是兴盛，可以用“家家有制，人人有集”来形容。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由于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意思是说初识文学知识的儿童，都能够写诗，因而这时世族文人中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文学作品繁多。
（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建安时期，文学繁荣达到高潮。由于社会上九品论人风气的提倡，从论人扩及于论文，产生了对作家作品的批评。
如萧绎所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砧，览无遗功，可谓学矣。”这是从品评作品，指导阅读的要求角度提出的。在诗文创作大量问世之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来越多，从少到老，一辈子也读不完；而这些作品又良莠不齐，芜秽丛生，所以需要评论家加以权衡，而去芜存精。
自魏晋以来，评论文章的人很多，但刘勰认为，这些文学批评著作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只能看到一部分，很少能全面地看问题，更不能作探求本源的考察。刘勰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总结历代的创作经验，纠正和弥补以前文学批评著作的缺点和不足。
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使《文心雕龙》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一方面又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有所创新和发展。《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专门批评文学及作家作品的文章。文中首先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观点，批评态度往往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对《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很有影响。其次，曹丕对当代文人的才性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方面的论述对《体性》篇和《才略》篇很有启发。再次，《典论·论文》对文体只分成了简单的四科八类，而《文心雕龙》对此有所补充，用二十篇文章对文体作了极其细致的分类，而且对其中主要的文体提出了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气有清浊，并把气的清浊归于天赋，但究竟气之清浊指什么，让人很难理解。《文心雕龙》的《体性》和《风骨》篇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并把“气之清浊”改为“气之刚柔”，认为气是可以培养的，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在曹丕之后，晋朝的作家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研究心得，写了一篇文学理论方面的专著《文赋》。他指出：创作时思路有“通塞”。思路通畅的时候，文思如泉涌；思路堵塞的时候，文思就干涸了。但他却自叹“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意思是他不知道思路通塞是由什么造成的。这是一个需要解决和探究的问题。而刘勰在写《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和《养气》篇时，直接受到《文赋》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培养文思使其通畅的途径。另外，《文赋》初步说明了作者的个性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同。他把文体分为十类，说明对每一文体的风格要求，但还是比较简单概括。刘勰在写《文心雕龙》的《体性》篇和《定势》篇时，受到《文赋》的启发，在文体论部分，对文体分类和文体风格都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晋朝的挚虞所编撰的《文章流别论》对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影响也很大。《文章流别论》对于每一种文体，除说明他的性质和起源外，还进一步讲了文章的发展变化。所谓“文章流别”就是各种文体的源流和区别。《文心雕龙》上编的文体论部分，用二十篇的篇幅，讲各种文体的源流和区分，并对每种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种体例就是从《文章流别论》继承来的。
(三）矫正六朝文风的需要
《文心雕龙》的产生，和六朝时代的江南文风是分不开的。自从东晋南渡，社会上崇尚玄谈，在文学上的反映是“试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到了南朝宋﹑齐时代，在君主和贵族的提倡下，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明显地出现了。即刘勰在《明诗》篇所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采》篇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意思是：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越来越少，追求辞藻的篇章越来越多。《定势》篇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厌犊旧式，故穿凿取新。”
刘勰为匡正时弊，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论文原则，推崇儒家的诗教与经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不忽视文学的审美作用，希望在“宗经”的基础上，达到文质彬彬的“中和”艺术境界。《时序》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心雕龙》这种立论原则，综合了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同时也应指出，正是刘勰拘守这种立论原则，对一切“离经叛道”的作品均加以否定，以致对屈原的作品与《庄子》中的神话﹑寓言及想象成分较大的内容批评失当，并对民歌、小说等俚俗文学形式持轻视态度，这些方面都体现了《文心雕龙》的局限性。
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
这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历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龙》之所以出现于齐梁时期的种种原因。从建安开始，文学艺术进入了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而且文学在理论上要探讨、要解决的新问题本来就很多，加上魏晋以来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道路。这样，文学理论上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更多了。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论的著作特别多，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文心雕龙》的产生。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既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又针对当时创作倾向，也是汇总了历代文学理论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了解这些情况，对理解刘勰在这部书中提出些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他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