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风雨共斟酌
一
1998年8月6日午夜，我站在荆江分洪区斗湖堤安全区一个路口，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分洪转移群众拥进城来的情景。紧挨我站着一位三十多岁的赤膊男子，扶着辆自行车，焦急地望着路口滚滚人流，车架上则趴着个睡了的小孩。我问他是不是在等家里人？他回答说是在等孩子妈妈。我又问家里财产转移出来没有？他说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财产，只出来了三个光人。
我的心被震撼了，不禁伸手拍了一下赤膊人的肩膀，但一时无言以对。不过当时我抬头望了一眼星空，心里说道：苍天在上，我发誓要记下荆江岸边这个夜晚，这个夜晚中的他们。这就是本书最初的原始冲动。
事后不久，恰好当时的《当代作家》杂志主编周季胜和编辑部主任李正武同志，向我约写一篇反映荆江分洪大转移的报告文学，于是很快就诞生了一篇3万字的题为《共和国没有开闸——1998：荆江分洪区惊心动魄的两夜》的中篇，在该刊当年第6期以“特稿”作头条刊发，并配发了李正武同志的一篇编辑手记，可谓是隆重推出。这就是本书最初的雏形。
这个中篇纪实有一段题记：“记得小时候，从母亲口里听到过这样一则悲壮的故事：一条江里的蛟龙兴风作浪，眼看两岸堤防危在旦夕，这时只有投女祭江才能镇住风浪。求生的父老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这一方土地一位最美丽的少女身上。这位深明大义的姑娘用不着叔叔伯伯们来动手捆绑，只是噙着泪跪别了相依为命的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纵身跃进了江流。今天，当笔者提起笔来的时候，这个儿时记忆中的先朝圣女，不知怎么忽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本书最初的主题。
其实在写作这个中篇之初并没有创作长篇的打算，因为此时我运筹多年的系列长篇纪实文学“新长江三部曲”（荆江、葛洲坝、三峡）第一部《荆江分洪大特写》（反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按计划将进入第二部初拟名为《葛洲坝风雨实录》的写作。可是不久在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于华中师大召开的《荆江分洪大特写》研讨会上，会议主持人、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张永健教授致开会辞时，介绍不久我又会有一部新书问世——张老师说的并不是那个还只是计划中的《葛洲坝风雨实录》，而是这个已具雏形的《共和国没有开闸》。
生活常常会由一个偶然的因素而改变轨迹，正是武昌桂子山这个研讨会上母校老师并非刻意的一席话，使我放下了葛洲坝，接着又写了一部荆江的书。
二
本书的写作又是一次苦旅，因是自作自受，也就无需向人唠叨。不过其间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几件或喜或忧或费踌躇的事，影响了本书的进程，这倒有必要向关心本书的朋友们作个交代。
一是本书初稿期间，我接到韩国釜山大学校长、中文系主任及该校“公安派”学友南德铉教授的共同邀请：赴韩作一次“公安派”文学专题演讲。能够走出国门登上一个属于亚洲名校的大学讲坛，这对于弘扬“公安派”和增加个人阅历都是一次不可放弃的机会；而本书初稿正处于一气呵成之势，亦不可半途停顿。于是在一连数十个日子里，我进入了一种双管齐下的写作状态：上午写本书初稿，下午写出国讲稿；上午脑子里是不久前那个荆江星夜中脚步沉重的分洪区转移群众，下午脑子里又换成了四百年前“公安派”那群唱和南北的风流倜傥的书生。为了使思维每天都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意境间进行切换，我上午在电脑键盘上敲击本书初稿，下午则提起久违了的圆珠笔在稿纸上书写出国讲稿。终于在飞赴黄海彼岸的釜山时，不仅随身带上了一篇3万余字的题为《从袁宏道、三袁到公安派——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的出国讲稿，家中电脑硬盘里也存下了一部近20万字的本书初稿。当然初稿当时因行程匆匆留下了不少缺漏，算个框架型初稿。
二是初稿后增补充实过程中，我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一次鼻腔大出血，如泉水喷涌，险些洒在电脑键盘上，去医院时洒了一路。看来我还算个能从容面对死神的人，当夜在病房里睁着眼平静地躺了一通宵，并不紧张只是悲哀，算是真正进入了一次“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意境。不过这夜我远远没有达到陆放翁先生的思想境界，还没有顾得去悲九州，悲的是两个还在读书的女儿没有自立，悲的是本书也许就此将以无形的残稿长睡在电脑硬盘里，还有三峡的、三袁的好多计划也将随之烟消云散……好在鼻出血终于止住，但暴露了早已缠身的血压问题。这时有位世交正林兄送上句佛家语：放下着。而我多年奉行的是鲁迅夫子语：赶紧做。于是赶紧做与放下碰撞出这样的选择：不再赶紧做，也绝不放下，结果当然是放慢了写作进度。
三是在定稿之时，读完内科学硕士的长女赴深圳从医，召我南迁，这引起了心中好一番犹豫。孔夫子早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之说，看来我是够不上君子，只能算个“怀土”的“小人”了。虽然我本为移民之后，父辈由湘移鄂，但我是生长于脚下这块土地，视斯为家乡。这里浩淼的江河湖堰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已成为我的挚爱和笔耕的原野，得以长守至今，并有今后在老家松东河边筑庐终老之愿。当然其间不是没有过去意和机会，如我在三袁故里研读三袁几乎是匹马单枪，常有鲁迅夫子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之感，由此曾几欲它去而又几次作罢。近又经一多年主政地市教育工作的大学同学述昌君热心说项，湖北一大学欢迎我到该校专事“公安派”文学及长江文化研究，并且党委书记同志还亲自打过两次约见的电话；无奈如今去意已坚，只好在此道声谢谢了。可是到了真要离去，又久久忐忑不止。好多好多的傍晚，我在长江边望着长河落日独步，步出几多的离情与惆怅。此番南迁后，长江系列就要束之高阁，手头这部书稿恐怕就是平生最后一部长江之作了。于是本来三稿后就可交付出版社的，现在又多磨蹭了一稿，算作对长江依依的告别礼吧。聊以自慰的是，此番去乡并非去国，我或许会在远离故土和长江的地方，采取另种方式和另类文体，继续表现故土和长江，因为故土和长江已在脑中“存盘”。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在京作大编辑的文友立军先生，鼓动我写小说了，此番南迁后可以试试了。况且到了医生女儿身边，又可以放心地赶紧做了。
三
本书前后四稿的磨砺中，思想逐渐从最初的原始冲动走向冷静，主题得到深化和丰满。读者读罢全书，应该感受到本书已不仅是最初那个中篇表现的一方百姓的灾难和牺牲，而且是表现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和一个民族的精神。
毋庸讳言，近些年来整个社会风气的衰颓，使人忧心忡忡。但’98大洪来了，一切不正之风好像一夜之间全被荡涤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又唱响了那首最嘹亮的“同一首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使人自然联想到此前半个世纪的那场抗战，外敌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内战停止了，响彻中华大地的正是这个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看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毕竟蕴藏着一种本质本色的亮点，在’98抗洪中就得到一次极致的发扬光大。费人思量的是，何以总是要到国难当头这种亮点才发扬光大呢？何以空中的彩虹总是难得长久保留呢？记得有次我踩着自行车在分洪区腹地采访，却碰见有乡镇干部坐着小轿车跨乡镇吃请，而他们在过去不久的那场大洪中倒是身先士卒过。当时我有过一度沮丧，甚至险些放弃了本书写作。但转念一想，正因为彩虹容易在现实的天幕上消失，那就让它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吧——这就是本书最后形成的主题。
其实文学艺术原本就是反映真善美的，回想起来我一直是在做这样的文章，如《三袁传》
反映的不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兄弟共扬才名同主文坛的佳话吗？《荆江分洪大特写》反映的不就是中国水利史上75天建成一个大型工程的奇迹吗？本书反映的33万父老乡亲为了共和国的大局，一夜之间撤出家园，共和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作出不开闸分洪的最佳抉择，这是个奇迹又是个佳话。这个奇迹和佳话本身就形成了一本书，这正如美洲那位《百年孤独》作者说过的：生活是最高明的作家；我本人无非是作了个实录、剪裁和渲染而已。
这篇后记的标题借用了我大学时代另一位老师黄清泉教授的一句赠言。记得《荆江分洪大特写》出版后，黄老师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一篇对我的采访记，就买了张报纸寄我；接着又写了张条幅送我：“一江风雨共斟酌”。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又是一江风雨，应该又可供读者斟酌一次了。长江的风雨，的确值得好好斟酌啊！
本书从立项、采访、筹资到出版，得到从北京、广州、武汉、荆州、宜昌到荆江分洪区太多太多的支持，本文无法一一鸣谢；这里只能默默向着四方拱手再拱手：凡支持过本书的数以百计的单位和个人，作者都一一铭感在心了……
当我用女儿的电脑将本书最后的校正稿，发往本书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阳继波同志的邮箱时，旅人已来南方试住了。继波曾是《荆江分洪大特写》的责编，现在稿子交给他算是舒了一口长气。尤令人欣慰的是当初促成本书决心的张永健老师此间也到了南方，于是张老师，在中央驻南方某媒体做老总的大学同学王楚君，以及张老师的几位硕士、博士生，得以在他乡一聚，并把我今后的“工作”议定了。更巧更令人兴奋的是我女儿住处对面，竟然有一座新建的“长江花园”！每每在这高高的八楼之上凭窗远眺，“长江”就在眼前，“长江”就在岭南的青山绿黛间静静流淌。是谁让一位长江游子在远方又见长江呢？——我的洞悉一切、体谅一切、普度一切的上苍啊！
2003年早春至秋末，记于北京前门——
荆江分洪区斗湖堤安全区油江河畔；
2004年春节，补正于深圳龙岗中心城区
